篇。李成晴志在秉承文史传统，致力于中古写本文集的研究，学术旨趣是从文史、文献、文物相结合的角度对文本个案进行释证。他曾获
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论著书说：“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大师没有走完的，需要后来者接着往前走。在学术研究的道上，专注于唐代写本文献学研究的李成晴，用自己的选择践行着这一点。他以这样的方式，承续人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向远去的大师致敬。“写本文献学的研究确实特别冷门，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责任”，李成晴微笑着说。
将近一百年前，的眼光都被敦煌所，以敦煌新发现的中古文献为基础，新生的写本文献学研究成为了“显学”，风靡一时。陈寅恪、王国维等先生开创的学术研究范式，到今天不仅没有过时，反而会在E考据时代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我曾经认真思考过，为什么陈寅恪先生在《论语疏证序》等多篇文章中都强调合本子注这一体例对著作撰述的影响”，李成晴说。他的理解是，要对古人学术有一“了解之同情”，需要先明瞭古人著述的义例：知其例之源流正变，则解说论断才可能得其要领。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李成晴在研究中对中古文集的义例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文献学的研究关键在于资料，而资料的获取需要研究者付出巨大的努力。在李成晴的研究中，除了已经影印的敦煌文献，同样需要的还有日本所藏的古抄本和海外宋元刻本文集，而这些文献材料大都是收藏机构的镇馆之宝，不但很难目睹真容，连获取照片或影印件的难度都特别大。即使委托师友前去查阅，也只能带铅笔抄写而不能拍照。在写本文献学的研究者眼中，没有原件影像就意味着无法开展研究。虽然研究面临着重重困难，李成晴却没有放弃。巧合的是，他的导师谢思炜先生与日本学界多有学术交往，从而帮助他查阅了很多珍贵的文献资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说，李成晴现在所做的研究正是陈寅恪先生和王国维先生这些老一辈学人工作的延续。
2002年，正在读高中的李成晴，非常偶然地在旧书摊上看到了一部线装的《淄川县志》，标价三百块。虽然对于十三年前的一个高中生而言，三百块无疑是一笔巨款，李成晴却思考再三决定把它买了下来。当时的他绝对不会想到，十几年后的今天，文献学研究已经成为了他终生追求的学术事业。除了这次与古文献的亲密接触，从小就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也是推动李成晴文献学研究道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祖父足以称得上是他的“引人”，尽管这个“引人”也只是曾经接受过几年私塾教育而已。“祖父最初教我写字用的铜框，我现在都珍藏着，小时候的写仿，让我感受到了传统书法对每一个汉字的”，李成晴接着说：“当然，就学术研究而言最初形成的兴趣只是一个方面而已。”
的确，学术研究与文史爱好并不是一回事，学术研究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付出。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天清晨的七点，李成晴必定已经坐在了人文学院古文献中心的办公室里。接下来的一整天时间，他都将埋头于这里海量的文献资料。周末两天也被他全部用来整理这一周所取得的研究进展。他深知学术研究更多的要依靠长时间的积累，只有日积月累，才能厚积薄发。在李成晴的书架上，笔者看到了一册册各自命名的札记册：《并蒂桃斋日课》、《雀窗笔记》、《待仁斋椾札》、《林楼笔记》……在攻读硕士和博士的这七年时间里，他的读书笔记和资料整理已经超过了300万字，而所有写过的论文加在一起也已经超过了60万字。
正是这种超乎的付出使李成晴能够取得丰硕的研究，2015年可以说是他在进入专业研究领域后的丰收之年。截至11月，被发表或录用的核心期刊论文就已经超过了十篇，当然，其中的许多论文都是在资料长编的积累过程中慢慢找到问题发生点的。
“其实挺惭愧的”，谈到自己的家庭，李成晴显露出几分歉疚：“没有她们的陪伴和理解，我就不可能这么多年守着一张安静的书桌。”在古文献中心，这个文质彬彬的山东汉子是一个专注于文献学研究的学者；但是在自己家里，他集丈夫、儿子和一个一岁女孩的父亲三重身份于一身。繁忙的科研使他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家人，比如，常常只能是在午餐之余逗逗尚在襁褓中的女儿。
对于家人而言，他选择走学术研究的道就意味着让她们等待，因为漫长的求学生涯把围炉夜话式的安居乐业推向了未来。虽然如此，妻子和双方父母仍然坚定地支持他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两年前，李成晴的母亲为了照顾他怀孕的妻子来到了，现在又在帮他照顾女儿。生活尽管平淡，整个略显拥挤的屋子里却始终暖意融融。
李成晴也总是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表达着他对家人的无限爱意。园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故事，更是被融入了诗情画意。几年前，李成晴按照自己对草木的理解，撰写了一本《水木谱》，《引言》中写道：“予负笈北属牛的今年多大来，观书之暇，常与内子书倩闲步园中，对菊联诗，临波怀往，悠悠数年矣。”这个他与妻子共同漫步园的画面极其浪漫，而他与妻子之间的情真意切也在字里行间跃然纸上。
有了家人支持，李成晴在学术研究的道上更加笃定。不仅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做出了许多，在治学方法上更是取得了巨大突破。《文物》审稿专家认为，李成晴拓宽了文史考证的视角，能够借助文献、文物的制度研究，探讨文史问题，属于研究方法上的新创获。李成晴的代表作《故宫博物院藏宋贤四帖考》采纳的就是这种研究方法。
李成晴很欣赏章学诚的一句话：“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高中时代阅读过的《谈艺录》和《陈寅恪诗集》，如今已经化为他学术思考的底色：“人身难得，此生既然认定了学术研究的意义，就要在行动上像两位先生那样勇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