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明”这个词汇出现较早，如《易经》中有“天下文明”（《文言》）、“文明以健”（《同人》）、“其德刚健而文明”（《大有》）、“文明以止”（《贲卦》）、“内文明而外柔顺”（《明夷》）、“文明以说”（《革》）等语词，在《礼记·乐记》中有“是故情深而文明”、《尚书·舜典》中有“濬哲文明”等语词。《辞源》归纳中国古代应用“文明”一词的含义，主要是指“文采、文德辉耀”和“有文化的状态”。
我们现今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这个“文明”一词的含义，主要是在20世纪初期从引进的，翻译西文中的“Civilization”一词。1983年，夏鼐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如果按照这个定义，那么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最早探索，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研究方法来探索中国的古代社会。他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一书的序中指出“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纸；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族私产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方法便是以他为响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红种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研究的主要是殷商，但他研究的目的是要写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中国续篇，这表明他实际上已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所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应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先导。
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928—1976年的准备期（资料积累期），1977—1985年的初步探索期，1986—2000年的全面开展期。2001年以后，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开展为标志，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1928年至1976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大体上处于资料积累的初始阶段。1928年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可作为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其中，又可以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为探索夏文化而开展的豫西考古调查为标志，将这时期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方面是为了探索商代文明，对安阳殷墟进行了10年15次的发掘。发现了商代后期王都的庙建筑基址群、甲骨档案库、王陵和千余座为祭祀王陵而的小墓或祭祀坑，出土了一批反映商文明特点的甲骨文、青铜礼器、兵器、车饰等。这些发掘研究，使吕振羽、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首先认识到商殷时期已经出现国家。后来，曾多次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李济，依据安阳殷墟15次发掘的收获，首次以研究方式，探讨了中国文明的开始和特征，于1957年在美国西雅图大学出版了《中国文明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Civilization）。李济在该书中指出：安阳殷墟表明的商文化，具备着熟练的铸铜技术，发展的文字系统和一种复杂而有效率的军事组织。这文化表现出物质生活的富庶，高度成熟的装饰艺术，明确的社会组织和对祖先极高祟拜的神权。他认为所有伟大文明的发生都是于文化接触的结果，殷墟商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开始阶段。
另一方面是追寻殷墟商文化的源头，在山东、河南等地探索龙山期文化遗存。至1939年，梁思永研究龙山期文化遗存，在提交第六届太平洋学术会议的《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中，总结了龙山文化的特征，并将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他认为龙山文化与殷文化在十个方面有着共同点，后岗二层是豫北殷文化的直接前驱。该文实际上点明了龙山文化时期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
在这时期的后一阶段中，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主要是围绕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与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来探讨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以及探索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经济形态和私有制起源问题。
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至1973年全面揭露出一座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建筑基址，以及一批铜器、玉器和大型石磬等，并将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四期，基址、铜器、玉器属第三、四期。这些发掘资料公布后，围绕夏文化探索或早商文化研究，对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展开了初步探索。
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经济形态和私有制起源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伴随着对各地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研究的深入而展开的。其中，对大汶口文化研究的深入及有关问题的讨论，是引发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蓬勃开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1977年以前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主要是考古学上的资料积累。即通过安阳殷墟的发掘，灿烂的殷墟商文明，通过郑州商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初步的大面积发掘，追溯早商王室文化，提出了探索夏文化、夏代国家的课题；通过对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和各地龙山文化的考古研究，以及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与确认，探索新石器时代晚期经济形态的变化与私有制的产生等问题，为日后探索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条件。那么1977年以后，则依据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明确地提出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课题。
标志这一阶段开始的研究工作有两项。一项是唐兰对大汶口文化陶器刻划符号或称陶文的研究，提出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另一项是由安金槐率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的夏文化探索过程中，在登封告成镇西发现“王城岗”城址。
唐兰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并针对其观点展开了一场有关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的学术讨论。在讨论中，唐兰其观点，主张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有了文字，进入了初期奴隶制社会，中国的文明史应从黄帝开始，已有6000年左右（《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集》），大公报，1978年。
这场学术讨论持续至1979年。通过这次讨论，加深了对约距今5500—4500年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尤其是距今4800—4500年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文化特征、社会性质的认识（参见《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及有关问题的讨论》，《考古》1979年第1期），以及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器刻划符号所体现的远古文明火花的认识（参见邵望平《远古文明火花——陶尊上的文字》，《文物》1978年第9期）。而这次学术讨论所产生的深远意义，则是在考古学界、史学界播下了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种子，催发了研究者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与地域的深思。
七十年代后期对夏文化的探索，是1959年豫西调查后大规模发掘二里头遗址的继续，分别在晋南和豫西展开。1977年春在豫西登封告成镇西发现“王城岗”城址后，于1977年1月在登封召开了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提出了禹都阳城即“王城岗”城址，以及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探索夏文化、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文化的问题，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参见《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2、3、4期。这方面研究的深入与展开的讨论，为探索夏文化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同时也研究者先后在中原、海岱、长江中游等地区寻找距今4000年以前的城址。所以，登封“王城岗”这一中原地区距今4000年以前城址的首次发现，实际上也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拉开了序幕。
1977年至1985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尚属初步探索阶段，其特点仍然是考古探索为主导，在局部领域展开，并依据日益丰富的考古研究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而最重要的是开始了从理论与具体个案的分析上进行了系统研究。这时期形成的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显著推动作用的，主要有以下几项：
其中，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他在理论上了以往对文明概念的模糊认识，明确了解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方法与途径，以及探索的对象与范围，初步解决了中国文明的形成问题。
他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二里头文化，至少是它的晚期，是已达到了文明的阶段，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中国文明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这些论述，为今后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在该文发表之后，才开始全面的展开。
1986年至2000年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面开展时期。标志这一阶段开始的研究工作，主要是苏秉琦全面介入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并提出新的观点。在1986年7月至1987年10月的15个月内，苏秉琦以77岁的高龄，多次接受《日报》、《》、中国国际、《沈阳晚报》、《闄望》、《人民中国》等记者的采访，先后前往甘肃、包头、辽宁沈阳与兴城、浙江杭州、四川成都、山东长岛、山西忻州、辽西牛河梁等地、考察，产生了多篇论述，提出了：“辽西发现的红山文化晚期的‘坛、庙、冢’等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新曙光”这一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的观点；还提出了“要复原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历史的本来面貌，复原中华民族历史界史上的地位”的奋斗目标。苏秉琦提出这些新观点的直接后果，一方面是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促动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展开。
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时任所长徐苹芳主持下组成了文明起源课题组，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推进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面开展。
1986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广大学者积极参与，学术思想十分活跃，涉及的研究领域与时空范围空前广泛，突出地展示了与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景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史前考古和夏商周考古学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先秦史的研究。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987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相关的研究论文都在四五十篇以上，并且逐年增加。其中1996年有80多篇，1998年、1999年分别达到了近100篇。其一年的研究论文数量就超过了1980年以前的总和。同时还出版了《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著，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97年，三联书店，1999年。）、《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李学勤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严文明著，科学出版社，2000年。）、《中国早期国家》（谢维杨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几部研究专著。对中国文明起源模式的认识，初步形成了以苏秉琦、安志敏、严文明等人分别代表的几种学术研究流派。
2.1986年至2000年期间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应用的研究方法有多种多样，提出的学术观点有许许多多，有些则是对有关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其中，数量比较多的、形成主流的研究取向，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主要是对摩尔根、恩格斯等经典著作所确定的“文明”、“国家”等概念的理解，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这种研究取向的论文数量，占有较大的比例。
第二种主要是与世界上其他几个文明起源中心的比较研究，或是引进现代学者对“文明”、“国家”等概念的研究，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三种主要根据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文化发展的自身特点，来探索中国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模式等，提出了许多术语。
第四种主要是力图通过文明起源研究，解决夏商周三代之前、尤其是解决距今6000年左右至距今4000年左右这一阶段的社会形态与特点等问题。或是通过研究文明的早期发展，解决三代的社会形态与特点等问题。
第一种探索途径，主要是通过研究文明因素的产生、形成与发展，如文字、城址、、礼制建筑、青铜器、玉器、礼乐器、埋葬制度，甚至是、神权，以及“王室”文化因素，等等，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二种探索途径，着重研究文明的本质特征，如私有制、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复杂社会、国家机构等，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三种探索途径，着重探索中国文明形成的模式和特点，如原生文明、次生文明、文化交流产生文明，多元一统、神权与并重、区域文明化进程的特点，等等。
第四种探索途径，主要是探索文明形成的动力、机制与背景。如农业发展、变化、文化、治理洪水、战争、祭祀、对财富的贪欲等对文明形成的作用，等等。
第五种探索途径，主要是通过对文献的整理，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尤其是探索传说时代的社会状况，力图将文献研究和考古学研究进行整合。
4.通过1986年以来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在前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了四种有关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的主流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这是因为目前从考古学上能够将中国文明社会形成说得比较清楚的，仍然是二里头文化。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龙山文化晚期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这主要是众多的考古发现表明，许多文明因素在各地的龙山文化晚期已经形成。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距今四五千年间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这大致是以中原、海岱等各个主要区域内龙山文化形成的年代为依据。其中，中原地区的陶寺文化开始出现高层次的文化内涵应是一个重要的界线。
第四种观点认为，在距今5000年前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这主要是以红山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仰韶文化晚期等发现的高层次的文化遗存为主要依据。
首先是开阔了研究视野。通过比较研究，认识中国文明界文明中的地位。通过讨论，各研究者之间，互相得到，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的形成了共识。
第三、发现了一大批距今四五千年或五千多年的高层次的文化遗存，丰富了中国远古文化的内涵。如果说这还不够将中国文明的形成时间向前推进了几百年，那么这至少是将中国的一些文化成就向前推进了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
第四、对几个主要区域，即自然地理条件比较优越的区域，其文明化进程，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其中，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也越来越明显，对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龙山时代形成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分布格局，龙山时代中原的陶寺文化及年代晚于它的二里头文化所显示出来的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作用等，都是不可能被低估的。
第五、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尤其是公元前1万年以来或者是距今6000年以来至秦统一前的社会特征与特点，发展阶段等问题，加深了认识还形成了有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新的学术体系。即苏秉琦探索提出的中国国家起源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发展阶段和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种发展模式，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特点等新的认识。
这些研究的取得，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在21世纪的继续深入开展奠定了的基础。（节选自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史林》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