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我老了，总是想起一些过去的事情。谢泳是不大赞成写回忆录的，对于这个观点我倒是有些不同的看法：很多人不写回忆录，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够格，这也是个误区。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没有多重要，但是回忆录的价值在于它能够给别人借鉴，因为人们不可事都经历，回忆录就能够让人们看到别人的经历，以便能够吸取教训和经验。
我是1946年出生的，那一年正好爆发了内战。但是我出生的很优越，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正好是我父亲一生最辉煌的时候。说起来，我的曾祖父是个举人，到了祖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当了小学教员，也从来没有干活农活。
我上小学的时候填成分，我问父亲怎么填，父亲告诉我说填破落地主。但是到了我的父亲这一代，其实已经破落了。
他小的时候，小学毕业之后家里就没有钱让他读书，就在县城里面给一个商家打工，后来不感兴趣。自己一个人跑到太原，打了半年工后报考了国民师范学院。父亲在国民师范学院是个很活跃的人，很受校长的器重。在学生时代经常参加，这些在山西文史资料上都有记载。
到了1936年，父亲已经是一个山西青年组织的负责人了，阎锡山当时也很支持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后来组成了救国同盟会，是个抗日组织。到了山西之后就把牺盟会控制起来了，不由他们自己搞了。抗战爆发之后，父亲也一直在阎锡山领导的抗战的那个圈子里活动。1939年，晋西事件之后，一大批人被八军拉走了，八军就慢慢壮大起来了。我当年问过父亲：“你为什么不去？”父亲跟我说：“我不是人家圈子里的人。”但是父亲很欣赏那些人的才华，他说他从那些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因为上学太早，懵懵懂懂什么也不懂，上到二年级之后就开始不业，成天担心老师责备。不过那时的老师管得很松，我从来也没有因为不业受到过老师的责备。
一直到上初二，五六年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做过作业，有的课也不去听，只有碰到感兴趣的内容才去做一下，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了看课外书上。记得小学的时候老师讲艾青的《春姑娘》，老师在上讲得很陶醉，但是我却觉得老师有些肉麻，一点也不愿意听。一直到我高中毕业，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杨朔的《雪浪花》，这些教材中的经典文章，老师都是要讲好几个课时的，但是上学时我却没有看过一个字。在我后来当了中学教员之后，要跟学生讲这些课文的时候才开始看，我才用我的办法跟学生讲这些课程，也不知道那些学生爱不爱听。
到了初二的时候，因为上课不听老师讲，老师连续提问我十次，结果老师给我打了十个二分。期末考试的时候，我考了38分，那是有生以来也是唯一一次不及格，把我吓坏了，因为还要补考，同时也觉得太丢人了。结果那一年并没有补考。到了后来我才翻了身，因为考试不考课本的上知识了，只考作文。我那时候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不喜欢语文，最讨厌的时候语文后面的问题，因为那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在课本中找得到的，我觉得重复别人的没有意思，可是我又没有能力编一个答案。
我上初中的那时候，经常有报告，开完会就要我们讨论。讨论的时候我就想说些自己的话，但是讲来讲去发现那些话人家都讲过了。渐渐的我就不说话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高中。这让班干部和班主任都很讨厌我，觉得我这个人不积极。其实我是没有话可讲，我又不会打头炮，觉得那样有些出风头的意思，总想等别人讲完我再讲，但是人家讲完了之后我觉得再讲就重复了。回过头来想，当时的那种教育，就是在塑造同一种模式，让人们用同一种话语来说话。
上了高中，这种不太的习惯保持了下了。那时候，父亲因为是人士，勉强算得上是个，家中可以订阅《参考消息》，我一有时间就去翻看家中订阅的《参考》。当时父亲不让我看，但是看到我非要看，也就不管了。现在想起来那个东西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参考》上给人的消息不是单方面的，每当发生了重大事件，它马上转载世界上各大的评论文章。这种经历，让我学会了去用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去用不同的声音来表达自己。当时学校的图书馆还定了一些，在那些上经常有一些关于理论问题的大争论。我忽然对这些就发生了兴趣，无论看得懂看不懂，都硬着头皮去看，虽然当时也弄不清谁说得对。现在想起来，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引发我了学术上的兴趣。
为什么呢？这事说来话长，其实我们那一届学习成绩还算不错的，我在的学校还算是重点高中。1961年我考高中，因为困难时期，招生名额大压缩，我在的那个学校四个初中班的学生考试，只有两个班的学生被录取。有的学校甚至就没有考上的。但是到了1964年，因为经济的发展，高校又开始扩大招生，但是也是在那一年，“千万不要忘记”刚刚下达，因为这个，那年高校招生时政审特别严格，只要是家庭稍微有一点问题的，一律不录取。我们学校当年又个政工干部专门调到了处，专门作政审工作。
就这样，我就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当时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我要是不能上学能够干啥，好像我的面前只有读书这条，好像已经走投无。
学校那时候已经组织插队了，我们学校当时就有个初中毕业生毕业之后主动放弃考试去了农村。但是我很害怕农村，因为之前经常到农村去劳动，发现自己根本就干不了人家的活。学校里也不找我，我觉得他们心里也觉得自己，就是找了我觉得我也未必会听话。我就在家里呆着，呆了两个月。正好赶上街道动员下乡，街道找到了父亲所在单位的机关党组，然后党组副找到我父亲谈了一下，父亲根那人说：“我回去问问他。”父亲回到家里跟我说起：“你还是去吧。”我也不好抵触父亲的意思，心想去就去吧。首先，户口就被转到去了。
一开始到的时候还好，我抱着改天换地、响应党的号召的想法到了那里。当时有个口号：“出身不好，道由自己选择。”我心想自己既然出身不好，就尽力吧。
两年以后，我自己回到太原准备高考，复习了两天，不想高考制度就废除了。我只好又灰溜溜的回到农村。没想到从那以后，农民对我的态度就变化了，以前他们对我是很好的。我回到的时候正好赶上收麦子，结果当地的农民给我评的工分是6分，还不如一个妇女。当时给我的打击很大，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完了。
在农村那种中，我始终不能适应。当地的农民管我们叫做下放学生，我跟他们说自己是自愿下去的，但是当地的农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认为要是不犯错误，哪有自愿来的？当时下乡去的人确实也是鱼龙混杂，什么人也有。那时候我悲观极了，甚至都想自尽了。就这样，我在那里待了七年。现在想起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在那里度过了。
当时城市里面需要一批小学教员，需要从知青中挑选一批高中毕业的人充实教师队伍。我就从逃回了太原。
这个机会，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就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紧紧地被我抓住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计划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了。回来之后父亲知道我心气高看不起小学教员这样的工作，跟我说：“当年你也有机会当小学教员你不干，你现在又要干，你要想好。”当时我跟他说：“我现在当小学教员，将来还可以当中学教员，到了老了还有可能当大学教员。”父亲听了没有说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很惊讶，不过我当时就是那么想的。我当时觉得，那么多年不招生，谁都不读书了，只要我读书就会有机会。过了两个月，我那些下乡的同学就都回来了，大部分到了工厂。在那个年代里，当工人比当小学教员吃香的多，但是我觉得我做的工作至少还是和读书联系在一起的。
我在小学教书的时候，曾经有一次的机会，在教育干部学校。那时之后第一次强调知识的重要性，我所在的学校没有人报名，我就报了名。去了之后我本来想学数学班，可是数学班的人满了，只好选了人比较少的历史班。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几岁，开始考虑自己的人生道。我心想，实在不行我就搞历史吧。虽然在脑子里总觉得搞历史学究气太浓，书呆子气太重，但是总比一无所长好。
到了1973年，就是张铁生交白卷的那一年，曾经有一次工农兵的选拔，我又报了名。初选下来就参加考试，考试的题目容易得让我有点不敢相信，最难的题也不过是初中水平的题。但是就这样的题张铁生还交了白卷。当时招生的有三个学校，一个是钢铁学院，另外两个是太原的。我想去北钢院，可是招生的老师说我年纪太大了。我一想也是，都这样一把年纪了还去上大学，所以也没有争取去，结果就没有去。
从那之后我就逐渐地读一些近代史方面的书自己看，当然也包括马恩列斯的著作。结束之后，高考制度开始回复。大家都开始准备高考，那时我已经31岁了，已经过了考大学的最高年龄（30岁）。过了不到半年，研究生开始招生，我觉得自己的机会又来了，赶快就去报了名，报考近代史方面的研究生。我看了研究生考试所列的那些参考书，跑到图书馆去找那些书，在那段时间里，我看到了不少原始的资料，从那时起，我开始对近代史有了自己的思考。
但是考试的时候内容让我很吃惊，考试的内容是什么呢？都是些基本概念，三五分的题是小词条，十分的题是大词条。我虽然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我觉得研究生考试应该是考思想，这些词条只要查工具书就可以。结果这么一考，让我考懵了。
结果考下来，专业课考得很糟糕，但是那时候的普遍水平都很差，差到什么成度呢？就连我那么差的成绩都能勉强有复试的资格。在考完试到复试的那段时间里，我就在词条这种基本功上狠下了些功夫。复试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顺利，没想到我又落选了。后来我听山西大学招生办的老师讲，复试的时候我是第四名，本来是可以的。但是导师提出让把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平均起来算成绩，这样一来我成了第六名，招生名额是5个，我又不成了。我问招生办的老师：复试第四第五是谁啊。招办的老师让我看看了，我一看，都是山大的，我只是觉得很窝火，也没有怎么样。心想明年再考吧。当时我带了一个高中的毕业班，我的学生们考大学，我考研究生。
没想到当时带研究生的人少，是带完一届之后才招生。我只好选了一个跟近代史最接近的清史专业，我只好从头开始学习清史。那一年蒋南翔入组教育部，提出了“宁缺毋滥”的口号。这是个什么背景呢？就是要求考生有三个60分的标准：英语要60分以上，专业课要60分以上，平均分要60分以上。我的英语特别差，这样又考了两年，都没有考上。之后也就绝了考研究生的念头。
就在那时，我又赶上了一个培训的机会。就是太原师专搞了一个师资培训班，本来我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爱人跟我说：“还是去吧，当是休息。”我一想，那就报吧。由于有考研究生的底子，考得还算不错，就在那里了两年。所以我最后的文凭只是一个大专文凭。
到了1986年，我都是四十岁了，才来到了山西省社科院。当时社科院正在筹备一个思维科学的课题组，组长叫张光鉴，很受钱学森的器重。我被一个朋友推荐了那里，负责编辑一本。1987年，我的关系才正式调到了社科院。说到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我考完研究生那一年，山西省社科院曾经在全国范围内招收研究人员，我也报考了，结果竟没有考上，我问当时的招生人员，他们告诉我是都不合格。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当时进来的人都是通过关系进来的。我到了社科院之后，这段经历是不敢提了，看着当时在社科院的那些研究人员，都有仰视的味道。
到了社科院一段时间，刊物因为资金问题维持不下去，我就提出要去历史所。在那时期，我逐渐地对胡适发生了兴趣，进而演化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思想，在八十年代，这些问题还是不允许研究的范畴。那时候，我对于学术的兴趣开始由原来那种自发的状态，改为自觉，逐渐感受到了学术研究的乐趣。也是在那段时间，大概是九十年代初，我开始要求自己不申请课题经费，用郑也夫的话说：“就是有意识的和拉开距离。”后来，经常和丁东、谢泳在一起聊天，我们在一起有个共识：就是不写所谓的“学术论文”，不申请课题。因为学问是件需要的事情。
比方说，智先生把天下读书人划为两类：功利的和非功利的。“前者读书，目的明确，或为、职称，或为”，“后者读书，往往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需要”。而智先生无论读书或是写作，一不为职称，为扬名，只是为了自己“乐在其中”，颇有一些“古之学者为己”的味道。
他的文章，也是这样，思维所到之处，笔端即至，不赶时髦，不说废话，不哗众取宠，也不“金与其外”。在聊天时，智先生不时说到自己其实是个“不伦不类”的人，算不得什么学者，研究问题，也无非是因为好玩。而我恰恰觉得，这个“玩”体现了学术的真。因为这个玩不是瞎玩。
在智先生看来，学术是“之本，立国之本”，同时也是“为国为民”的大事。既然“为本”，就要本“之，之思想”，不为羁绊，不为职称拖累。而要达到“为国为民”的目的，则一要有深厚的学养支撑，唯有如此，见识才得深刻，才可一语中的、一阵见血，二要语言朴实，不能“深文周纳”，使不能接受。智先生的文章，句句都是大白话，没有任何晦涩的理论掺合其中，其思想资源则可直溯五四诸位主义思想者、教育家等先贤，读其文章，常常能会心一笑。但愿学界能多写这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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