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越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农业部传统农业遗产重点实验室在读博士研究生；樊志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农业部传统农业遗产重点实验室教授。杨凌712100
摘要：在塑造华夏正统过程中，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在胡汉问题、南北正朔之争、皇权等因素主导下，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历史层面。北魏前期先祖祭祀以东庙为主，至孝文帝先祖祭祀制度，太庙祭祀的地位始得以凸显，彰显出北魏先祖祭祀由胡汉杂糅以华夏制度为主导的历史转变。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经历了孝文帝之前“天子七庙”的形成以及孝文帝以后太庙制度的确立两个阶段。中古时期庙制度的构建在理论上主要以郑、王礼说为依托，两晋南朝庙制度采用王肃学说，而道武帝所立太庙，分置始祖、太祖，具有缘饰经典及郑玄学说的明显迹象。此后在学说的择从上，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呈现出由兼采郑玄、王肃学说到全遵郑玄学说的趋势，并在孝明帝时期最终确立相对完备的庙制度。北魏以承继西晋自居，而在太庙制度的构建上，并未依从两晋南朝之制，出与东晋南朝争正统的态势。
摘要：军民的忠烈是宋代救亡图存的支柱，军人也是忠烈与的重要群体之一。北宋时，三圣神起源于泾原平夏城，后成为陕西军队的神，广被奉祀。南宋初，因原大战获胜，三圣神获赐“旌忠”庙额、加封至四字王。在张俊、杨存中等陕西籍将领的主导下，立庙临安。三圣神在江浙地区、川陕之间广为，成为临敌之际致祷庇佑之神。因国家劝忠所需，三圣神也在这一时期衍变为三位为国尽忠的忠烈之士。三圣神到三的衍变及该的长盛不衰，是国家诉诸祠祀向军民劝忠的集中体现，其广泛则与重要将领的提倡、军民迁移、战争获胜等因素密切相关。
作者：王元林，广州大学历史系暨广州市十三行研究教授；孙廷林，广州大学历史系暨广州市十三行研究。广州510006
摘要：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典藏一部完善的旧抄本《史记》。该抄本“序言”的载体笺纸为罕见文物海盐法喜寺藏经纸，其“序言”的撰文与书写者是明朝嘉靖年间宰辅大臣、书法大家顾鼎臣。抄本正文的字体与款式，可以印证顾鼎臣在“序言”中的高度评价，确认该抄本是明朝书法巨擘姜立纲的楷书作品。姜立纲在天顺、成化、弘治三朝从事和主管抄写包括诏书在内的朝廷重要文件，官至太仆寺少卿。这部五十余万字的抄本是中书格书法的代表，作为有别于《史记》诸本系统的另类，是一部未曾参与过历次校勘活动的“新本”。书中数枚钤印标识了该抄本从京师经江南、岭南而流传至星岛的辗转过程，这样的经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典型意义。该抄本不仅是中华传统书法中的艺术极品，而且在文书学、文献学、中外文化交流乃至手工造纸业研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李凭，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历史系访问教授（澳门），华南师范大学二十四史研究中心荣誉主任。广州510631
摘要：盛宣怀洋务之的起点，是参与筹办轮船招商局,以往认为它是出于李鸿章的着意安排。其实，盛宣怀洋务之，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特别是同治十年直隶爆发特大的意外事件，最终促成盛宣怀参与筹办轮船招商局的契机。深入探究这一过程，盛宣怀个人的一段隐微历史，有助于理解洋务事业从顶层设计落实为建设实践的复杂进程，从而拓展洋务运动研究的视角。
摘要：1904年美国货币专家精琪来华帮助清进行币制，双方表面都以促进中外贸易和投资相标榜，实则各有所图。清是要维持中外货币汇率的稳定，解决自19世纪70年代之后因国际银价跌落、金银折算亏累所造成的财政损失。美国则试图借此将中国货币纳入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元国际集团，以与长期国际贸易的英镑展开竞争，使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领导角色。清精琪货币方案的主因在于该方案没有顾及中国主权和利益及相关主客观条件，而不能简单归咎于晚清“货币发行地方化”所代表的地方利益的抵制。精琪没有向和美国如实、准确传达会谈情况，既出于心理，也因中美文化和语言隔阂所致。
摘要：修昔底德强调，雅典的崛起所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但其论断与他有关“五十年时期”的记载存在严重冲突。有关斯巴达对雅典和其他城邦政策的回顾，进一步表明斯巴达对外政策的好战特征。修昔底德的论断，因区分表面借口与深层原因，得到众多学者认可，而且契合当今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需要，因而广为流传。修昔底德用“崛起”和“恐惧”来解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以及因此诞生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无论在史实上还是学理上，都更像是修昔底德为后代挖好的“陷阱”，理当谨慎辨别，不宜不加地接受。
摘要：由于史料局限，后人所了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是“修昔底德版”的。一般认为，1.23.6是修昔底德最主要的判断。尽管这一判断是深刻的，但并不是全面的总结。从其文本来看，即使把1.23.6解读为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也只是当事方的主观判断，不是客观规律。修昔底德只是强调了自己认为的最重要原因。
摘要：法国新史学的经济社会史取向削弱了传统的民族史叙事，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迁导致民族国家意识的淡化，个别化的历史记忆、逆向的记忆和认同日益凸显，拉维斯主义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碎裂。“记忆之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皮埃尔·诺拉试图通过对记忆之场的回想，追寻一种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意识。这一研究虽然受到拉维斯《法国史》的，但比后者更具包容性，是具有反思性的“第二层次的历史”。它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衰落后，在已然“遗产化”的民族记忆中追寻身份的努力。“记忆之场”的提出，意味着法国民族史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关系的一种深刻变革，历史的连续性了，这可视为一种新的“历史性体制”——“当下主义”的标志。
作者：杨振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天津300071；单印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1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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