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邦建国与礼乐文化”那些事。一般来说，老师们都很熟悉西周这个看似很常规、很传统的老话题。其实，这里还是存在许多的。比如，商朝到底因何而亡？纣王天下而天下反，但武王德行天下又何以天下乱呢？再如，一些经典的历史材料，那些被人们反复引用的历史文献，我们到底是不是心领神会，了？又如，就国家形态而言，西周较之于夏商，到底发生了哪些突破性的变化？它又潜藏着怎样的隐患？还如，“封邦建国”、“法制度”、“礼乐文化”三者，到底在西周的国家建设和体制建构中分别起着怎样的作用？三者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相互关系？凡此等等，都需要我们在教学中细细咀嚼，丝丝入扣地加以解读和分析。
上古史的研究历来争议多多。最纠结者莫过于材料的甄别。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就曾经对古史真实性展开了大讨论。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说：“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钱穆在《中国古史大纲》中说：“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之部分。若严格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而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问中，则旗帜鲜明地对于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传说及其文献持怀疑态度。如何在去伪存真的前提下，把这段历史楚，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要在这个过程中让学生有所思考，有所，也就成为我们在设计这节课之前的一个重要思考点了。
再说说关于“史料教学与方法策略”那些事。如果说，历史就是一种解释，那么，这种解释则必须建立在对材料的甄别、互证、理解和联想的前提之下。严格地说，没有专门的“史料教学”，只有专门的“历史教学”。我们所理解的“史料教学”应该是根据历史教育的需要，围绕历史教学任务和学习目标，为了搞清历史的原委，在历史教行过程中，游刃有余、自然适切、恰如其分地引入多种历史材料。借助史料理解来认识历史，历史探究的过程，在解读史料中生成新知、建构知识、还原客体，从而实现预设的课程学习目标的经历。而决非为了体现某种，彰显某种模式而硬生生进课堂的“五彩风景”。
其实，历史学的最大特质之一，就是从史料的研究入手，在厘清客观历史的基础上，运用相关理论对于历史现象加以主观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料的研究不仅是历史学的应有之义，而且是历史研究得以科学、客观、真实和具有借鉴价值的基本前提。新课改背景下所“论从史出”、“史由证来”，绝不是什么新的课程。它仅仅是“还原”学科特质，“回归”学科本真。因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历史教学中简单的“以论带史”的现象，的“概念推导”的弊端于课堂，历史学科失去了它应有的“底色”。所以，我们需要矫枉过正。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学科教育的创新，更非一种教学的模式。
恰恰因为理解的偏颇，所以我们经常在课堂上看到一些非、非常态的所谓“史料教学”的表演行为和尴尬情形。概而言之，一是史料引入贪大求多，缺乏灵魂的统摄；二是史料解读浅尝辄止，缺乏深入的品读；三是史料运用孤立突兀，缺乏逻辑的贯通；四是史料延展主观随意，缺乏理论的支点。其结果是，要么是历史课被几则史料割裂得；要么是一段清晰的历史，在笨拙的“史料教学”中，搞得乱象丛生，面目不清；要么是连我们老师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读完、读懂的史料，却在课堂上被学生“迅捷”、“精准”地理解了。凡此种种，其实都是对史料教学的误读和曲解的结果。所以，在新课程背景下，对于如何选择史料、运用史料和解读史料，依然需要一次新的矫枉过正。
公元前1046年1月初4拂晓，周武王率数万人的“多国部队”兴兵伐纣。仓促中，商纣王了一支包括奴隶在内的“杂牌军”在商都郊外的牧野仓促应战。就在激战的关键时刻，商军中的奴隶突然临阵倒戈，战局顿时急转直下。夕阳西下，的纣王爬上鹿台，回头望了一眼那道如血的落日后，点燃身边的干柴。一个近600年的商王朝连同它的末代君王，骤然消失在熊熊的烈焰中！
三千多年来，人们每每谈及此事，似乎有一个铁定的共识，那就是，商亡于。但是，我们是否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一个远在岐山脚下、周原之地的蛮荒小国，何以能够联合起本属于商朝的八大方国共同伐纣呢？商王室与各方国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其中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引导学生解释课件，回顾殷商时代国家形态和体制，师生获得新的共识）显然，这种松散、、依靠武力维系的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制度隐患，也注定了殷商灭国的初始宿命，只不过让这一天早日来临罢了。
硝烟未尽，武王便急召太公、召公和周公入宫问策。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殷商的遗老遗少。“爱屋及乌”的典故最早见于《尚书·大传》。这里记载了当时武王的问策细节。面对武王的困惑和提问，三位大臣提出了各自的对策：
引入《尚书》关于周武王问政的记载，使学生了解在西周建立之初，要解决许多遗留问题。从材料记载中，学生凭借自身的常识，很容易得出召公的对策是相对合理一些。然而，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周武王最终选择的却是周公的看似“自流”的管理方式。这种看似松散的管理方式，其实恰恰是当时社会现实所必需的。
这则史料的运用，突破了学生已有的常识判断，从而引发他们的探究兴趣，通过教师引导性的分析，学生对周武王的抉择有“顿悟”之感：
（教师引导学生研读材料，从材料中获得三位大臣的主张，导出课件所示的结论）当然，周武王关注的远非处置殷商遗民。还有离心倾向极强的方国问题和蛮夷问题等。同学们，你认为当时周武王最有可能接受谁的？为什么？
预设答案1：同意姜太公意见，避免养虎为患。如果武王不采取的措施，他们也会像反叛商朝一样会反叛周朝。
引导学生认识：历史往往令人匪夷所思。周武王恰恰采纳了周公的意见。武王到底为什么会选择周公的意见，我们查不到相关的史料证明。但是，细细考察当时的局势，我们又可以作出下面的一些推测。首先，剪除，势必造成新生与各种的直接对立；其次，原来的方国长期松散，历史的惯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与自己地位相当的成为高高在上的。目光敏锐的周武王当然知道商朝体制的弊端，何曾不想大刀阔斧的？但是，在“涣散、天下未定”的现实面前，他更地认识到，当前头等大事是稳定时局、收拢。所以，他不得不采纳了周公。
从材料分析中使学生明白，西周立国之初的分封只是权宜之策，并未进行有效的“式”的管辖，而且分封的主体也不明确，控制手段显然也显得过于宽容。这段史料既体现了西周当时所面临的问题的错综复杂，所能够选择的方略十分有限，正好呼应了前面“武王问策”后的政策选择，同时，也为后面的“三监叛乱”埋下伏笔。
预设答案：让纣王儿子武庚殷商遗民，但派他的弟弟管叔和蔡叔帮助武庚。对于原来商朝方国的分封，武王并没有派人到方国监督。对于其他地区，周武王直接封他的功臣和兄弟进行管理。
引导学生认识：我们可以把武王分封分别概括为对于殷商遗民采取“以殷治殷”；对于藉外方国采取“封其故地”；对于功臣亲采取“直辖管理”的不同方略。周武王以其过人的智慧，通过因势利导，分别对待的手段，进行了因循渐变的分封，从而达成了一个“松而不散”、“独而不立”、“统分结合”局面，实现了西周社会的初步稳定。
成王少，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
“三监叛乱”材料的引入，正好呼应前面武王分封所埋下的“伏笔”。通过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将学生的思绪导引至“山重水复”的境地：
“牧野之战”浮显出纣王与制度隐患，可谓“死得其所”，“武王分封”彰显了武王仁德与制度初定，可谓“顺势而为”，而三监叛乱使学生思想陷入了困顿：殷商尚可理解，可是武王德政竟然也会招致动荡？
在这种“奋悱”情绪中，在教师重新分析“武王分封”所存在的制度隐患后，学生们的思绪会顿生“柳暗花明”之感：
（与学生共同解读文献史料后，教师提出疑点）商纣而王天下。而武王强调德行天下，按照常理，应该是长治久安了。但是，西周建立仅仅三年，便发生了三监与方国的联合叛乱。对于这种非常规的历史现象，你们认为根子到底在哪里呢？（再次展示武王分封的示意图）
引导学生认识：现实人们：大刀阔斧的制度变革势在必行。临危受命的家周公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前台。那么，周公是如何重构规典强化的呢？据史籍：
有了前面对武王分封制度隐患的分析作铺垫，再引入周公分封的史料，学生对周公分封的认识会更加清晰明了。
引导学生认识：周是利用了血缘亲关系来加强对全国的有效控制。接下来，周公必须要面对并解决一个严峻的遗留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置叛乱的武庚及其殷商遗民？下面，请大家仔细琢磨下列文献：
●周公……分鲁公（伯禽：周公之子）以……殷民六族， ……分康叔（周公之弟）……殷民七族。 ——《左传﹒定公四年》
通过与前面周武王处理殷人的方法相比较，这段史料凸显出周公以其过人的智慧，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了殷商的力量，彻底解决了这个“心头大患”，从而更衬托出周公分封较之武王分封的进步性。
这两则史料非常清楚地表现出周公建制中的关键所在。我们知道，自夏以来，在国家管理上，经历了夏朝的松散的“部落联盟联合体”，商朝的离心的“方国联盟联合体”，西周立国之初的相对松散的武王分封，直到周公分封，才真正体现了国家对地方的“化”的管理倾向：“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从此以后，各诸侯国都必须“以周公，用即命于周”。
从文献中，我们发现，周公让微子启继续管理商朝遗民，建立诸侯国宋；把殷顽民迁到洛邑严格监管；殷民六族和七族则分给他的儿子和弟弟。这实际上是一种怎样的策略呢？
引导学生认识：其实这就是一种分而治之的分化策略，实际上，周公的举措将殷商遗民的彻底消除了。不仅如此，周公对分封制度的完善是突破性的。从《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看，周公分赐给鲁公殷朝的六个家族，服从周公的法制，并归附周朝听其命令。这样一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际上就已经突破了原来的松散性。集中体现在：
通过对周公分封的有关材料的讨论和分析，特别是通过对周公分封与商朝的外服制，周公分封与武王的分封之间的联系与变化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周公的封邦建国是古代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构建了以“血族亲”为纽带的体系；形成了以“天下之君”为核心的管理网络；正因为周公的封邦建国，使得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天子由“诸侯之长”一跃而为“天下之君”。正因为周公的封邦建国，才出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诗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的新格局，造就了一种具有明显的化倾向的古代新型国家体制。正因为周公的封邦建国，学术界才有人敏锐地提出，它一改夏朝部落联盟联合体和商朝方国联合体的松散的国家形式，一个古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紧密的国家政体才渐趋成熟。
然而，问题远没有结束。一剂“封邦建国”的良药绝无可能包医体制的百病。实际上，在刚才分析三监之乱的史料时，大家忽略了一个细节文字。商纣王儿子武庚谋反实在情理之中的，但是，周公的两个亲兄弟为什么也会联合武庚叛乱呢？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教师：其实，这里的焦点就在于：武王死后，到底应该由谁来名正言顺、合理地继承？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周武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而是继续沿用了商朝的继承制度。
根据王国维的研究，国王的弟弟最有资格先继承，如果没有弟弟，才能轮到国王的儿子。这就是所谓的“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
引导学生认识：既然如此，按以往的传统，管叔排行老三，周公排行老四，武王死了，管叔理当即位，轮也轮不到武王的儿子；即便是摄政，也首先是管叔，也轮不到周公。所以，管叔和蔡叔叛乱，绝非甘，这是有道理的。
显然，要确保西周王朝能够长久顺利地传续下去，必须要建立一种崭新的、明确的继承原则。那么，周公究竟确立了怎样的继承法统呢？据史记记载：
通过结合三监叛乱的起因与殷商继统法的分析，学生会深刻体会到在早期国家管理中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国家管理的延续性，如何才能确保一个家族王朝的长治久安？
这个史料的运用，彰显了西周继统法在解决制度稳定性方面的突出特征：“嫡长子继承制”，明确了继承的唯一性，避免了之争的动荡性。同时也更突出了在早期国家管理中，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为落后的情况下，“血缘关系”作为维系国家稳定的纽带的重要性。
这里有两个关键：第一、嫡长子优先继承，其他嫡子顺次排列；第二、如无嫡子，庶子中则以出身显贵者优先继承。实质是通过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确定尊贵等级和上下名分。
引导学生认识：显然，法制度解决了继承“名正言顺”的标准。至于说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嫡子和庶子的分配和财产继承问题，周公业作出了明确的。据文献记载：
本段史料主要突出了地方各诸侯国内部的和地位的传续与继承问题。西周的分封制，就是通过这种“嫡长子继承”的方式，层层分封，形成了明确的上下之间等级森严的地方管理体系，贯穿其中的就是血缘关系这条纽带。
这段史料与前面的周公对西周继承原则的创制相结合，能够为学生展现一幅生动、具体、鲜活的国家管理图景，使他们对西周分封制度有更为深刻立体的认识与理解。
天子按嫡长继承制世代相传，天子是“大”；而不能继承的庶子、次子被分封为诸侯，他们是“小”；诸侯也是按嫡长继承的原则世代相传，非嫡长子则由诸侯分封为卿大夫。诸侯相对于卿大夫，又是“大”，依次类推。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请大家观察下面的示意图，便可以一目了然了。现在大家根据示意图再来理解这段材料。谈谈你对西周法分封制度的认识。
预设答案：使和财产的继承关系变得清楚了。有益于防止内部夺利。分成了不同的等级，上下级关系比较明显。
引导学生认识：西周正是通过法制为分封制的实施，提供了依据和准则。而依照法制，通过分封制，又形成了上尊下卑的等级序列和基础。
如果说，分封制是一种授权方式，那么法制则是这种授权方式的“刚性”。由此，在西周社会形成了一个以周天子为核心的，有主干（大）有枝叶（小）的具有向心力的族血缘群体。它把血缘意义上的“家”与意义上的“国”紧密地在一起，形成了家国一体的东方典型模式。所以有人说，假如你不了解中国的法制，你就无法真正了解中国的古代社会。
作为杰出的家，周公通过封邦建国加强对疆域的；通过法制度保障了周王室的血缘族权和传承法统。但是他也深知，刚性制度只能人被动，难以产生思想上认同和情感上的共鸣。辅之以怎样的柔性政策才能维系刚性的制度，才能使得万民五体投地、心悦诚服呢？
从《尚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周公在“救乱”、“克殷”、“践奄”“ 建侯卫”、“营成周”稳定了周初局势之后，就开始着手“制礼作乐”，从情感意识和思想形态角度强化认同感。
预设答案：‘礼’的本质是‘异’，就是差异。就是材料中说的，、尊卑、长幼、亲疏之间的差异，是不能混淆的。
引导学生认识：礼起源于原始先民的习俗仪式。周公制礼作乐，是把礼的规范作用推广到法关系和等级上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些差异。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乐”（全班齐读）
引导学生认识：乐讲究和同。指音乐、史诗和舞乐。其规模与形式必须同所处的等级地位保持高度一致。带有浓厚的色彩和社会色彩。它能够使人们产生共鸣和同类感，它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在由礼乐所构建的“尊尊”、“亲亲”的文化氛围之中，增强了西周王朝的凝聚力和亲和力。西周王朝利用礼乐制度从意识形态高度，协调了西周贵族之间的利益纠纷，从根本意义上解决了运行的有序化问题。
此外，周人的观也发生了性的变化：由商朝单纯的尊神敬鬼转变为西周的敬天保民，礼的重心也从神事转到了人事。西周者以“德”诠释“”，并将“”和“德”的思想纳入无所不包的“礼”的体系中，由此开创了周的礼乐文明。
周公制礼作乐，就是要让人的内心世界坦露出来，并将它们规范于用礼和乐编制而成的有形之网中。礼乐制度的推行使得西周王朝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个彬彬有礼、钟鸣鼎食的和谐社会。但是，在用礼和乐编织起来的这张有形之网的下面，却透露出森严的等级秩序和理。社会的关系（君臣）与人际的血缘关系（父子），完全被在这张美丽的礼乐之网中。
夏商时期的国家形态，充其量不过是“王国与邦国并存”的“多元一体”的分散型国家。经过西周初年，特别是杰出的家和思想家周公的努力，中国从一个“神散形聚”方国联盟一跃成为“形散神聚”的带有中央色彩的国家。这得益于西周的分封制与法制结合，以血缘关系为主确定分封对象。分封的结果使周王成为上的天下共主、血缘上的天下大。而礼乐制度则从心理方面，达成了一种相对的秩序和认同。实际上，法制与分封制只是了周代和社会生活的格局，礼乐制度才是之道。礼乐制度是西周稳定二百余年的奥秘。由礼乐制度产生的礼乐文明对后世影响至深。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说：“有周一代之事，其关系于中国者至深，中国若无周人，恐今日尚居草味。盖中国一切教、典礼、、文艺，皆周人所创也。”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把这节课的核心内容概括为：
但是，任何一种的建立，都是一定社会现实的产物，它本身也从产生之初即包含着某种不可克服的弊端，随着时代的变迁，会逐渐的出来。
历史教学中，结论的归纳、概念的抽象、本质的概括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它们都必须具有历史的特性——源出于材料。而历史课堂上的材料运用，又不同于历史研究中对于材料的考订、甄别、辨伪。在有限的时空状态下，梦见自己杀人不见血如何运用材料，让历史课鲜活起来呢？在这里，我们重点谈三点体会。
上课伊始，我们出示的课件既有古乐音频，又有燃烧的动画，还有扣人的情节。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提出问题——殷商“亡乎于政，还是亡乎于制？”由此，引导学生回顾商朝的制度和管理体制，从史料的解读中，在严密的推理中，不仅获得新的认识，而且为西周总结买下了伏笔。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给出学生大量的、臃肿的材料，而是仅仅抓住所给出的几则图片文字，围绕着我们的教学思和学习目标。在材料的深度含义上浓墨重彩；在材料的广度联系上瞻前顾后；在材料的彼此差异上引发思考。同时，特别注意到了材料与教材的对应性，材料与解读的延伸性和材料与历史的相关性。
对于历史课堂教育来说，最幽玄、最抽象、最难以把握，乃至最不可捉摸的是历史的“灵境”。而这种“灵境”的破译需要带有意向性的玄想。历史教学中，对于材料的理解固然需要严谨的逻辑，细密的推敲。但是，从时间角度看，课堂教学中对于材料的解读，更需要在教师引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历史想象。逻辑推论与历史想象的功能就在于将这些分散、零碎的历史记忆连结成作为整体的历史经验。从逻辑推论与历史想象在课堂解读材料中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材料解读中，逻辑推论就像是思维的骨架，它历史想象运用的范围与限度；历史想象则如同血肉，在逻辑推论之上形成一副富有表情的外形，使历史意识有了传达的载体。有了这种演绎思维，历史过程中的碎片将因为认识者的再体验而被联系成连续性的整体。
鉴于课堂教学时间和学生阅读难度与量度等客观因素的限定，我们在日常教学中不可能像史学研究一样，大幅度、全篇幅的引入所有材料。于是，我们在课堂上所展示给学生的材料，就会显得相对孤立、零散。如何在教学的有限时间内，即达到历史脉络顺理成章，又体现历史学科的特质呢？关键是如何科学、精妙、自然地将这些似乎孤立、零散的历史加以延展，进行关联化、线性式地互动链接。因此，我们有意识地将商朝内外服制度、武王初封、周公建制是国家形态渐次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将分散的史料加以无痕链接。通过每则材料的延展链接，在材料与材料之间搭建起一条清晰的逻辑“桥梁”，并且用课件的形式使之明晰化、具象化。
假定一味地运用全部的史料来解读这一现象，往往会导致三种尴尬的局面：一是学生的阅读速度和水平，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二是史料的过度开发势必导致内容臃肿、繁杂，让学生不知所云；三是在解读史料的过程中使教学过程“沟壑纵横”、“”。
在这节课设计之初，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耗了很多的经历去阅读相关史籍、著述和论文。结果是，在搞清楚了许多历史原委的同时，觉得没有了教学设计的基本思。觉得什么问题都很重要，什么史料都不可或缺。最的是，在最初的教学尝试中，由于追求面面俱到，结果是面面俱损；由于追求材料翔实，结果是材料堆砌；由于追求细枝末节，结果是整体混乱。后来，我们静静地坐下来思考，终于了这节课的灵魂——“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国家形态从“多元一体”的松散状态到“天下共主”的家国同构。在这个灵魂的统摄下，我们确定了一条主线：殷鉴不远——武王初封；封邦建国——天下归周；法制度——天下归；制礼作乐——天下归心；终极目标——天下归一。
有了这个灵魂和这条主线，在材料的遴选和整合上，就有了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六经注我”，即将所有的史料为诠释灵魂的素材。这样就可以在多少、详略上自如选择了。
顺便提及，这节课在2008年上海市4年一度的教学大赛中，由邹玉峰执教获得了一等。李惠军也曾以此课为例在山西、四川、广东等地公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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