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日下午，厦门大学历史系钞晓鸿教授在校举办了主题为“授之以渔——史学论文的选题、写作与发表”的学术。这是由刁培俊副教授主持的厦门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必修课“史学研究与论文写作”课程系列之一。钞老师首先从学理层面讲述了关于史学论文选题、写作和发表的方法要义与经验技巧，继而又以其《泾渭清浊：乾隆朝的考察辨析及其功用意义》（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一文示例，分享该文写作与发表过程中的具体经验。钞老师力求其所谈方法符合实际，具体可行，并且从个人经验出发，强调一己之得。作为三个小时的，当然有血有肉，不乏风趣幽默，而以下纪要仅述内容要旨，聊供学者。
何炳棣先生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曾推崇数学大师林家翘的一句话，并用以概括当年的：“要紧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作第二等的题目。”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学界有人总结说，何先生力主研究大题目、解决基本问题。如何处理选题问题，钞老师将其阐释为三个方面：有前途、有条件、有优势。他认为最理想的选题最好三者俱备。
所谓有前途，首先是有基础性，例如何炳棣先生的《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便是典范。本书之后，凡严谨的明清人口史论著，其学术史无一不从何先生的基础性研究谈起，原因就在于他厘清了最基本的概念与问题，后来者完全无法绕开。其次要有前沿性，尤以能解决前沿问题、引领潮流者为佳。此外还要有后续性，所选议题可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可以扩展为多项后续研究。
所谓有条件，是指具有进行研究的可行性。其中最关键的是史料条件，史料不宜过多，可以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到搜罗殆尽；也不能过少，以至无法支撑基本论证。史料之外，可以实现的研究手段，及可以的研究费用（实地调查、查阅资料的费用等）等也需要考虑。
所谓有优势，是指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条件，达到事半功倍。一是要结合个人才性，譬如富于数理知识者，可从事经济史研究；长于抽象思维者，可从事文化史研究，等等。二是要结合学校与学科特色，比如厦大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底蕴深厚，在厦大从事史学研究，便应积极借鉴社会经济史的理方法。三是要结合地域优势，比如从事区域研究，可选择典型地域、自己熟悉地方（比如家乡）作为研究对象。
钞老师尤其重视对学术史的梳理。他指出，如今学术史已是一种国际规范，是一种“硬功夫”，最能体现学者的学术水平和论著的学术价值。在大多数学术报告中，实际只要楚学术史即可，具体的论证过程反而可简略带过。
由于当前对网络资源的倚重，一些学习者在搜寻前人时，首先看重，主要通过“中国知网”检索而得。然而检索只是初步工具，“中国知网”定有遗漏且限于国内，因此真正的有时体现在搜寻不著录于各数据库的重要论著。之外，著作是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和著作所引用的论著，又提供了顺藤摸瓜的线索。
还有几个重要的范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钞老师对此作出特别强调。其一是。时期的某些，如时期天津《益世报》等，有很强的学术性，似非今日可比，吴晗等学者曾在其上发表高水平的论文。再者上的一些考察报告，也是值得重视的史料。其二是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内部资料等。这些资料有的颇不易见，学者也多不注重收集，但实则蕴含丰富的信息。譬如会议论文，许多名家名作往往首见于此，但国内图书馆一般却不予收藏，学人也大多不够重视。钞老师预言，不远将来必定有人取名家名作初见之学术会议论文，与其正式刊发之文稿比对，探讨学者研究思的变化过程及其时代特征、背景原因。又如一些地方文史资料，对一般人而言价值很小，但对该问题的研究者而言，却是“奇货可居”。
梳理学术史，眼光不能局限于境内，真正的学术研究是不分国界的，海外的、国际的相关研究也必须注意。一般而言，至少欧美和日本学界的研究不应忽略。同时，眼光也不能仅局限于所研究专题，应当旁涉相关论题。总之，梳理学术史，要“围绕研究主题，超越时空范围”。
对于学术史，钞老师强调主要梳理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前人使用了哪些史料？有哪些史料未曾使用？其二，前人使用了哪些方法？这是不是最好的方法？是否还有其他方法？用其他方法是否能够得出其他结果？其三，前人取得了哪些认识？包括对史料的解读、观点、提出的问题等。其四，前人研究的旨趣何在？同样的问题，学术旨趣不同，便各异。
钞老师认为，梳理学术史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既要总结前人的共识与成就，以避免重复研究；更要发现其分歧与不足，以寻找进一步研究的可能。这是史学论文学术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唯如此，方能体现自己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关于史料，钞老师强调首先需注意其来源性质。目前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史料的载体，从有形到无形，从文字到，从实物到仪式，史料的范畴已经得到大幅扩展。但钞老师更关注史料的口径，强调比较不同相关方、不同群体、不同样本的史料。譬如研究两个家族之争，如果所使用的族谱、碑刻、等史料均出自其中一个家族，纵然载体多样，依旧有失偏颇，必须同时使用两个家族的甚至旁观者的史料，方能平允全面。再如，研究华北的土地分配问题，应将、陈翰笙、卜凯（John Lossing Buck）、满铁以至当代的魏宏运先生等等各方的调查结果相互比较。因此，史料的口径在研究矛盾、斗争、边缘、中心、族群等问题中至为关键，其重要性甚至驾乎史料的载体之上。
在录入和解读史料时，要做到信息齐全，尽可能将相关的作者、书名、卷数、版本、页码等信息全部写清楚，“毕其功于一役”；又要追本溯源，探寻相关记载的最早出处。比如地方志中记载某建筑“今废”，此处“今”字不可遽然理解为该部方志编修之时，因为方志的记载多有承袭前志者，所以应当依次追溯前代方志，才能大致弄清楚所谓“今”究竟指何时；又要比较对照，对比相关的各种记载；最后还要刨根问底，发现疑点，一定要穷追不舍，直至水落石出。
针对当下学界盲目追求“新资料”的风气，钞老师特别强调应辩证看待新旧史料，新史料未必能解决旧问题，旧史料未必不蕴含新内容。因此治学者应注意旧资料的新内容和新解读，以及新资料的旧内容和新发现。此外，对于历来多不被重视的“假”资料，恰可努力发掘其“真”内涵，例如用以研究造假者的心态和意识等。
钞老师首先强调应重视传统方法，例如版本、考释、编年、再现等方法。有说法谓：中国历史上缺乏学派。但钞老师认为，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最伟大的学派，即乾嘉学派。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实则同近代以来影响深远的兰克史学如出一辙。此方法、此理是历史学的不变之“经”，史学研究应以历史学的方法为本，而不能以短击长。他当下历史学最基本的方法而好言借用其他学科方法的现象，形象地喻之为练硬者转习芭蕾舞，实属舍本逐末。当然，历史学不能固步自封，也要积极借用其他手段。无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只要有利于推进历史研究，皆可借用。不过须要明白：方法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对于有关史学方法的两个热点话题，钞老师也给出了其独到见解。其一，针对跨学科的热潮，他认为所谓的跨学科应该是跨门类。历史学与邻近的人文学科的结合，自属理所当然，未来的史学研究应努力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联姻”。当前的史学研究，可谓进入一个“后学科”的时代，许多论著多是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归宿。其二，针对统计分析方法的广泛使用，他强调具有相关关系未必具有关系。例如费正清为《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作序时明确指出：“对学人试图对诸如出生和死亡、迁移、粮食产量、营养不良、杀婴，及其他许多对中国过去六个世纪的人口有影响的因素作数量分析方面，中国的史料不能作为可靠依据，何博士将成为表明这一点的最后一人。”（葛剑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序》第2页。）然而在1959年该书英文版面世以后，甚至在1989年该书中译本出版以后，国内仍有论文不解其开创性研究的价值而就“丁”的问题进行人口计量研究。
钞老师认为，就论文标题而言，应言简意赅，突出主题。就结构而言，应体现逻辑性、平衡性、层次性。就行文而言，在遣词造句方面，词语朴实文雅，句子宁短勿长；在段落方面，应突出中心、承上启下；在引文方面，应做到引用自如、画龙点睛，不应赘引。此外，应特别注意首尾呼应，尽量做到前有问题，后有结论；前有伏笔，后有。一篇优秀的论文最好既解决问题，又提出问题。
关于投稿，首先要善于选择，所选应涵盖文章的主题范围，而所投文章应符合的总体风格。譬如在《近代史研究》上能够刊发的文章，或许很难在《文史》上刊发，其中可能就有两者风格差别较大这一缘故。再者论文要符合的规范，包括注释的格式、字数的等等。最后一定要遵守学界共守的一些规则，不能一稿两投，旧文另发。
钞老师强调，在修改过程中，一篇优秀论文要充分吸收各方的修改意见。对于责任编辑的意见，因其见多识广，操作有度，要尽量。对于外审专家的意见，要善于吸收，即使存在，也应反思自己可能造成的原因所在，并予以消除，非研究有素的顶尖学者不会参与著名刊物的审稿，故其所言多属经验所得；如果确实有异见，并且有十足把握，应，礼貌回应。
国际史研究面临一个基本难题，即如何将对自然本身、与社会经济的结合、思想和文化三个层次结合。这种结合不是凑在一起、篇幅扩大，而是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中研究径方面，存在着一个明显分歧：更偏态史的取径，还是更注重社会文化史的分析？“实际上这几个方面是‘相互嵌入’（inter-embeddedness）的，孤立（externalize，或可译为外化）其中的某一个方面，就会失去人类生活、思想以及自然嵌入在一起的重要事实其中的某一个方面，就会失去人类生活、思想以及自然嵌入在一起的重要事实。”这篇论文的选题意图，便是尝试将自然生态、景观以及社会文化有机结合，为史研究探寻一个新的取径。
该文的主题是“泾渭清浊”，关于这一问题，自古以来众说纷纭，现代水利、地理、历史地理、文学等领域均有大量研究，其中不乏名家。钞老师对前人进行了广泛搜罗，包括刊于《“中央”日报》1974年2月17日的一篇罕为人知的文章也为其所注意。通过对这些的仔细梳理，认识到这一论题仍存在进一步的研究空间：其一开拓水文及相关数据的利用与分析。其中对含沙量数据的分析，不再停留于年或月，而是落实到以天为单位；其二探讨乾隆年间阐释“泾以渭浊”诗句的目的及其功用。最后则体现该研究对于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除一般史料之外，钞老师还广泛搜集了档案、碑刻、方志、笔记、文集、、水文观测中的相关记载，在现有的条件下，几乎穷尽所应囊括的史料，共了数十万字的资料，其篇幅足堪扩展为一部厚重的专著。并且结合实地考察，利用水利学的相关数据及分析方法，“对泾渭二水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多年含沙量数值进行逐年逐月逐日比较”，仅此一项就耗费数月时间。在定性与定量分析的基础上，为清代以来的“泾渭清浊”问题作出定谳。他复以乾隆年间对泾渭清浊的调查以及由此展开的吏治规训为个案，探讨自然与社会认知等层面之间的互动关系，推进史研究。其研究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
钞老师透露，这篇论文从最初构思到正式发表，前后历时近八年之久。以此为例，钞老师向后学传授渔鱼之法，其思之新颖与用功之深久，每令在场同学振聋发聩，为之叹服，深感学术之道阻且长，须勤勤恳恳、脚踏实地。
钞晓鸿，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常务理事暨古代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近年来侧重于明清以来生态与社会经济互动关系研究。著有《生态与明清社会经济》《明清史研究》等，主编《海外中国水利史研究：日本学者论集》《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社会科学》（2篇）、《历史研究》（5篇）、《中国经济史研究》（6篇）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曾多次荣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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