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第49期）于线上举行。
杨瑞龙主持，聚焦“宏观经济恢复态势稳定、世界经济复苏逆转风险加大”，知名经济学家毛振华、姚枝仲、马险峰、陆挺、于春海联合解析。
第一，经济运行延续恢复态势，在产出和就业等关键指标上，我国经济的恢复进程明显快于其他主要经济体。2021年2季度，我国实际P当季同比增长7.9%；1-2季度，实际P累计同比增长12.7%。以2019年1-2季度为基数，2021年1-2季度实际P的两年平均增速为5.5%，比1季度的平均增速加快了0.5个百分点。P增速显著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P水平超过疫情前的高点并延续增长趋势，明显领先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城镇就业不断增加，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8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93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5.3%。城镇调查失业率5.1%，既低于2020年同期的5.6%，也低于2019年同期的5.2%，就业恢复进程明显快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第二，我国生产稳定恢复、结构进一步优化。三次产业均保持快速增长，一、二和三产分别累计增长7.8%、14.8%和11.8%，第二产业增速超过第三产业增速，这是疫情前多年没有的情况。制造业占整体经济的比重提升，符合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目标要求。制造业内部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以更高速度增长，符合优化制造业内部结构和提升制造业质量的要求。2021年1-2季度，服务业同比增长11.8%，两年平均增长5.1%。服务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明显提升。
三大需求力量的对比更趋合理。最终消费的力量明显提升，2021年上半年，最终消费的贡献率61.7%，拉动P增长7.8个百分点。三大需求拉动力的大小排序在性质上逐渐趋向于我们对于经济正常状态的期待。消费市场逐步提升，消费反弹和增长较快，但消费增长动能有待强化；固定投资稳定恢复，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市场内生动力增强；出口快速增长，出口的国别结构和产品结构不断改善，出口增长的动力更趋合理。
第四，消费价格总体平稳，生产侧和需求侧价格分化加剧。8月，CPI同比上涨0.8%。其中，食品价格下降4.1%，非食品价格上涨1.9%，核心CPI上涨1.2%，需求恢复进程中出现的服务价格上涨压力，以及国际大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压力，在很大程度被食品价格的下降所抵消。生产侧的价格增速进一步提高，PPI上涨9.5%，较7月份提高0.7个百分点；PPIRM同比上涨13.6%，较7月份提高0.5个百分点。生产侧价格涨幅较大的行业基本都是与大商品相关的行业，未来一段时间，国际大商品价格上涨态势很可能还要延续，我国生产侧的价格增速也将维持高位。从投入到产出、再到最终消费，价格走势的分化加大。大商品价格变化、生产侧价格变化，经济复苏带来的需求增长，尚未对最终消费价格走势产生显著影响。这种分化形成了对中下游生产者利润的挤压，对中下游的中小企业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也蕴藏着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对家庭需求复苏乃至整体经济复苏构成潜在。
第五，短期中的疫情和灾情冲击导致景气指数下行。制造业仍处于景气扩张区间，但扩张力度有所减弱，小型企业落到景气紧缩区间，新订单指数从扩张区间降至紧缩区间，进口指数和供货商配送时间指数在紧缩区间继续下滑。8月份，服务业PMI在今年以来首次下滑到紧缩区间，未来有望改善。
第一，世界经济复苏进程呈现明显的非均衡性。进入2021年以后，全球疫情并没有真正得到有效控制，但世界经济却在2021年上半年实现了强劲复苏。疫情管控措施的改善、疫苗的逐步推广、政策的有力支持以及对传染风险度的提高，带动预期改善和信心提升，社会和经济活力也因此而迅速提高。4月份至6月份，在全球疫情总体态势由升转降的过程中，疫情中心从发达经济转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主要发达经济体疫情的逐步缓和，加上疫苗推广带来的疫情预期的改善以及扩张性政策的持续，其经济复苏势头增强，并带动整个世界经济的迅速复苏。由于疫情恶化、政策支持不足、疫苗推广较慢，中国以外的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复苏进程明显滞后于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在4月份以后，印度、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疫情加剧，带动整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复苏进程放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复苏进程明显滞后于发达经济体。在短期中会带来政策不协调的问题。美欧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更快地正常化，对于尚在抗疫和恢复经济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是一个严重挑战。从长期来看，伴随着迅速的经济复苏，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定位会进一步转向结构调整、全球价值链重构，以及其他指向长期增长潜力和国际竞争优势的目标选项，这将对整个国际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第二，疫情冲击导致全球失衡的加剧。2006年以后，全球失衡进入实质性调整过程，经常项目失衡占世界P的比重不断下降，2020年疫情冲击下，全球失衡调整过程逆转，失衡再次加剧。疫情冲击下，供求错配导致产品贸易逆差扩大，更加依赖人员接触的服务贸易受到更为严重的冲击，服务贸易的逆向调整作用无法发挥。这使得短期中可能会助推逆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重构，会加剧疫后复苏进程中的政策摩擦，也会推动政策摩擦向更多领域扩散。
第三，第三波全球疫情带界经济复苏进程逆转的风险。7月份以来全球疫情再次反弹，14天新增确诊数从7月初的510万左右增至8月底的910万左右。在疫苗加速推广的情况下出现如此迅速的疫情反弹，特别是疫苗接种率较高的发达经济体出现疫情大幅反弹，这将对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构成巨大。这一波疫情的特点和以前不一样，一是波及面非常广，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中国之外的主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都被波及。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它也呈现了“双中心”的蔓延模式，过去的疫情中要么以发达经济体为主，要么以新兴市场发展中经济体为主，而这次两者变成了“双中心”。在8月底可以看到以G7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新增的病例数中占到了38%，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到39%，两者并驾齐驱。这使得大家对疫苗是否可以有效控制疫情持怀疑态度，而上半年世界经济分化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实现了更快的复苏，并且引领整个世界经济复苏，其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疫苗推广以及由它所带来的有效控制疫情的希望，第三波疫情使得消费投资信心逆转，人们的支出行为再次保守化，经济社会流动性再次降低，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乏力。
激发国内需求应对世界经济复苏逆转风险，其中关键在于激发国内消费增长动力。国内消费市场在疫情后确实出现了迅速回升，但是对整个P的拉动从历史轨迹来看，依然处在比较低的水平。从居民消费支出增速来看也是远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增长水平。2021年，居民消费增速与疫情前增速平均值相比低很多。我们不能过于依赖外需，但内部消费需求的增长力有待进一步激发。内部需求乏力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二，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疫情冲击导致居民消费行为模式趋于保守，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带来的失业风险和收入预期下降，使得居民消费倾向下降。不过，考虑到过去几年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挤压效应，可以认为消费倾向延续了疫情前的正常变动轨迹。
第三，收入差距扩大。疫情冲击下，可支配收入平均数的增速超过中位数的增速，收入差距扩大。2021年1-2季度，平均数增速超过中位数增速1.6个百分点。与此相伴随的是，居民消费增速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点。自疫情爆发以来，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增速持续显著地低于财产收入增速。这一结构性变化带来的结果是，资产价格上涨弥补了高收入群体的其他损失，但工薪阶层和个体者的收入受损严重，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不过这是2017年以来持续存在的现象，2017年以后，财产性收入的增速显著地高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速，与此相伴随，高收入户和中上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增速超过了中等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增速。
缩小收入差距是激发居民消费增长动力的关键，从长期看，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收入水平，这既是关乎到我国长远经济发展的全局性攻坚战，也是我们应对各种外生冲击的压舱石。从短期看，缩小差距激发消费的潜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这是应对不断加大的世界经济不确定性风险的一个基础。
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度的，通过工资形成机制、利润分配机制和税收体系等方面的，调整工资、利润和税收之间的比例，逆转当前国民收入过于向和企业倾斜的初次分配格局，因为在当前的国民收入中工资占比是过低的。对高收入阶层、对资本利得、对房地产等财产进行征税，以此增加转移支付的来源和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同时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和保障体系，使得中低收入阶层能够享受到更加有效和充足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
投入、产出、消费间的价格走势分化，也就是生产化和消费侧的价格走势的分化。因为成本压力过于集中于中下游的中小企业，会导致大量的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可能危及就业和工资增长。但如果这种成本压力不停留在中小企业，而进一步向下转移，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传导给消费者。经过疫情冲击之后，家庭消费行为依然处在疫后修复过程，面对消费价格的过快上涨，其消费进程可能会受到影响，进而带动整体经济本到影响。所以，在政策层面需要做的是规范、引导，支持上中下游企业之间，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协调，在不同环节之间合理分担成本上涨压力。同时通过减税降费等措施，对冲特定环节的企业所承担的过大的成本压力，提高对其的金融支持，帮助企业应对资金压力和经营困难。
经济整体复苏进程比较稳健，无论在整体的产出、就业、生产侧、需求侧和价格等等方面，整个宏观经济指标目前处在相对合理的区间。但是在我国经济整体复苏进程比较稳健的同时，整个世界经济的风险不断加大，世界经济复苏逆转风险在加大，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的不平衡性和不对称性在增加，这是我国经济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要面对的问题。因此我国内部经济复苏有了较好的基础，但同时要面对外部的一些不确定性风险，这就需要去激发国内的消费增长动力，同时需要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触发消费增长动力，而这会涉及到初次分配、再次分配等度的收入分配。此外要关注外部传导而来的成本上涨压力，在整个国内的生产链条上，从上中下游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分担，生产侧、消费侧也要解决如何合理分担的问题。
马险峰认为，中国经济复苏态势相对比较稳健，但同时面临一些风险挑战。他认为从资本市场相关数据反映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看，宏观经济态势有四个特点。第一，三季度主要大商品价格涨势趋缓，显示全球经济复苏动力有所下降，也印证了主报告所说复苏逆转风险增加的情况；第二，实体企业业绩增速已超过疫情前水平，盈利能力持续增强；第三，高科技行业表现突出，国际竞争力增强；第四，PPI、CPI剪刀差持续走扩，反映结构性通胀压力突出。他还认为，宏观经济运行面临五个挑战，第一，原材料涨价仍是挤压中下游企业利润的主要因素；第二，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投资意愿有所减弱；第三，房地产行业偿债能力趋弱，结构分化较为明显；第四，PPI同比年内将持续处于高位，CPI同比年内有上涨压力，但总体可控，物价走势凸显下游企业经营压力和内需疲弱等问题；第五，美国货币政策收紧预期强化，输入性风险上升。
毛振华认为，中国宏观经济态势整体较为稳定，他主要从风险视角对未来经济走势进行分析，认为目前的债务风险还处在累积当中，应对中国债务危机和疫情“黑天鹅”及“灰犀牛”给予较多关注，认为流动性出现问题、总体债务违约、个别大金融企业的倒闭都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他以恒大为例，分析了恒大目前的状况，认为要对房地产行业进行风险排查、细致研究。
陆挺认为，我们在经济复苏方面存在的风险既有供给侧又有需求侧的，在需求侧有三个主要的下行风险，第一是疫情反弹对内需需求特别是对零售消费造成的冲击；第二是出口的高增长趋势在未来几个季度不一定能够维持；第三是中央采取严厉的措施，执行跨周期房地产调控，房地产需求下行。供给侧方面今年双碳环保力度非常大，许多省份及地域上半年能耗较低，增加下半年的经济下行压力，且目前原材料价格高企，PPI一直维持在高位，会间接影响需求。所以从整体来看，要中国经济下行的风险，做出预先应对。
姚枝仲认为，世界经济复苏逆转态势不明显，但疲弱态势。他认为尽管发达经济体疫情出现了反复，但失业率在持续下降，经济状况也没有明显的下行，还维持在相对高位，发达国家有可能回归到一种长期低增长的趋势，新兴经济体受疫情影响也会开始从高速增长的过程慢慢回落到一个相对低增长的态势，总体来说，突然性的通胀预期上涨带来的金融市场的冲击可能在减弱，世界经济突然的逆转风险，从增长率的角度比较明显，从其他的角度来看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复苏的疲弱态势可能还是一个趋势。他还认为中国的经济亮点和风险并存，亮点体现在出口快速增长、制造业的投资和增加值快速增长，高于第三产业；风险体现在8月份消费增长速度快速下降、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快速下降、PPI增速大大高于CPI增速。他认为未来中国经济下行风险仍然比较大，应当做到充分估计。
马险峰提出了以下几点与思考，宏观经济运行下一步要强化以国内大循环、加强跨周期调节、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政策协调，合理引导市场预期，聚焦碳达峰、碳中和政策落地的加速期，统筹绿色发展和保供稳价的长短期目标，避免运动式减碳，防范对大商品市场和信用债市场带来不利影响，要发挥资本市场助力绿色发展的积极作用，健全绿色股票指数、健全碳排放权现货市场的制度基础，研究碳排放权期货市场的相关研发准备。
毛振华基于当前的经济发展态势，提出以下几点，一是要适当增加开发贷和按揭贷款的额度；二是针对现在房地产债务市场出现的剧烈波动，国家应该出台具有导向性的政策，建立专项基金，用于对房地产债券市场进行干预；三是高度关注恒大事件，要认真研究恒大风险处置的方案。
陆挺认为，从需求侧角度来讲，应对疫情要做好科学、、精准的防控，面对房地产行业下行，要实施一定程度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房地产方面，他专门提出了几点：一是防止金融风险的快速蔓延，要及时化解风险；二是要关注落后地区、人口流出地区、三四线城市的财政风险，包括当地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三是要给市场一个预期，在房地产领域确实采取了很多措施，如“三道红线”、“两道红线”等一系列其他的调控措施，但很关键的一点，要真正建立一个让老百姓相信能够得到实惠的、可预期的，而且是有信誉的中长期长效机制。
姚枝仲认为宏观政策应聚焦于防范中国经济下行风险，稳定消费和投资。他认为，首先，从八月份来看，疫情防控是影响消费的一个主要因素，所以在稳定消费的政策上，疫情防控政策是重中之重；其次，要采取一些促进消费长期增长，提高消费潜力的措施；最后，对于稳定投入增长，还是要从财政政策入手，一方面需要增大支出，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快对地方隐性债务清理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