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各位读者朋友，新年好。
这篇文章很长。本栏目时常发表长文，不免让人讨厌，但2016年的第一天，我们还是来了。又来了。而且，超级长。20，000余字。
认同“不不行”的朋友，可以看看桑玉成先生所说“似序非序的东东”，与您所想是否一样。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对“不不行”表示不认同的读者。如果有，只得有劳把这个“似序非序的东东”再从头到尾好好看一遍了。（笑）
在此，也感谢作者朋友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
出版这样的一个集子，编辑照例也希望我写个“自序”再加上几位老前辈的肯定性甚至是赞美性的序言，我想了一想，觉得还是自己写一个“似序非序”的东东吧。
关于书名。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君主论》里曾说，若考察高山，需厕身平原，若考察平原，需高踞山巅。由此他说，真正认识君主的人，是平民；而真正认识平民的人，是君主。马氏说这个话主要想表达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平民，纵论君主理政之道，不能视为僭越，也不能认为是狂妄。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话，所以也就取了这样的一个书名。
关于体例。为使集子相对有个主题，我收集了关于、关于、关于政党的若干篇论文，所以就有这样的篇、篇、政党篇结构。当然，这其中没有清晰的界限，互有交叉，也为正常。
关于这个“似序非序”。以下的文字，是我三四年之前就开始动笔的一本书的第一部分，后来由于种种客观主观的原因，觉得还是不写出来为好。但是有些想法却日益深化，弃之可惜。于是，就把这个第一部分作为这个集子的“似序非序”的东东。
就此而已。
当着我们进入到21世纪、当着我们被卷入到了全球化的体系、当着我们迈进了科技主导下的社会圈里，我们终于又发现，我们实际上也已经生活在了一个“不不行”的时代和潮流之中
中国在2012年召开了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会议提出的“双百愿景”尤其引人注目。这“双百愿景”是说：到2021年，即中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49年，建成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的“双百愿景”的提出，毫无疑问，应该说也与我们的时代和潮流有关。
我们特别要重视的是：2021年也好，甚至是2049年也好，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留给我们的空间也不大，容不得我们“慢慢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个时代的潮流，融入这个时代的潮流之中，刻不容缓。
无论是在人类的史上还是在学的发展史上，恐怕没有一个词汇能够比“”的使用频率更高的了，同样也没有一个词汇能够比“”更为普及的了。的人和不的人，支持的人和反对的人，运作的人和不运作的人，等等等等，或许都会高频率地使用这个概念，甚至也都表示出对于的偏好和热诚。而且，似乎也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几乎所有的人，对于究竟什么是，其心底里也都还是比较清楚明了的。
尽管如此，人类要过的生活，似乎也成了人类生活中的头等难题。人类为了摆脱饥饿和贫困，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直至到今天，虽然人类在这个方面取得了很大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依然还不能说，人类就完全摆脱了饥饿和贫困。同样，人类为了摆脱和，同样也是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甚至还作出了巨大的奉献和，固然也取得了很大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是我们同样也不能就此来说，人类就完全摆脱了和而过上了的生活。
然而，在今天这样的时代，人类毕竟进入了一个化的时代和潮流之中。我们今天的时代，可以被称为是一种“不不行”的时代。
一、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过的生活？
资料图
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说，在一个正常的政体之中，绝大多数的人应该是不问政事而专问家事的，当然其前提是在他人过问政事之后不到他的那块属于他自己的利益。而如果过问政事的人到他人的利益，这时候的人就有了那种双重被的感觉和情绪，即既没有从政又失去了其应有的利益，因此才有可能产生过问政事的需求。
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学科的教学研究工作者，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当然会时不时地提及发展中的问题。因为的问题既是人类生活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科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和核心问题。有一次，忽然有一个学生问我，说，“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充足的理由，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过的生活？”
是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过的生活呢？如果我们有吃有穿，有喝有玩，甚至也有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有没有的生活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干系呢？
确确实实，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之中，一般的人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不会介意过不过的生活的事情。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曾说，在一个正常的政体之中，绝大多数的人应该是不问政事而专问家事的，当然其前提是在他人过问政事之后不到他的那块属于他自己的利益。而如果过问政事的人到他人的利益，这时候的人就有了那种双重被的感觉和情绪，即既没有从政又失去了其应有的利益，因此才有可能产生过问政事的需求。
这样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应该说，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过问政事的人肯定是少数而不是多数。当着绝大多数的人过问政事乃至于卷入政事之后，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运行不正常、秩序不稳定的社会。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需要不需要、过不过的生活，与上述这样的问题完全不是一回事。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中，可以有、实际上也一定有相当一部分的社会与过不过的生活这样的问题并不相干，或者说，可以有、实际上也一定有相当一部分社会并不一定要过的生活，因为在任何社会，都可以有、实际上也一定有相当一部分社会与生活好无干系，所以是的生活还是的生活对于这部分社会来说，没有什么直接的意义。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并不能由此而认为是可有可无的生活。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不不行”的时代。要问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可以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的分析视角。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主要有如下一些理由：
第一，是人类最为原始、最为朴素同时也是最为崇高的理想和追求。
作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一般来说谁也不会去探究人类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譬如说，在很早很早之前，人类是如何组成象我们今天这样的共同体的。可以肯定地说，人类在最早最早之前，应该没有象我们今天这样的国家、、法律等等所谓的结构。国家、、法律等等结构是人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产生的。然而不管怎么样，人类也一定有一个进入到这样的共同体的状态之中。据认为，人类进入社会即共同体之后所面临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公共的配置问题。因为很显然，不管我们人类是怎么来的，是从亚当夏娃那里来的，还是从猴子那里逐步演进而来的，我们都是同一个来源，因而具有基础性平等的性质。但是现在，我们要组成社会，组成共同体，铸造我们的公共就成了必要。于是，我们就需要有人来执掌这样的公共。这样的问题在我们任何一个群体性的结构中都存在，譬如说我们现在有那么几十个人，要组成一个群体，那总得有一个人或者有几个人来承担一些公共性的责任和事务，那么如何产生这一个人或几个人，就是我们人类集体生活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无论是承担这公共事务和公共责任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承担这个公共事务和责任的人是能够从中得到好处还是不能得到好处，都有一个公平配置问题。于是，人类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想到了一种办法，或者用抽签的办法、或者用轮流的办法、也或者用大家选举的办法，来产生这样的一个或几个管理公共事务的人。这样的故事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献中都有记载。在古希腊以及在古罗马的早期城邦中，都有那种最为朴素最为原始的思想和制度。即使是在当时如众所周知的原因，根本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表达工具，如纸张笔墨等等，但是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人们也想到了用石块、用豆子来进行“投票”，来选举他们的“领导人”。甚而至于，人们还想到了用这样的办法来进行“反投票”，即在那些他们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工作了一定的时期以后，当时选举他们出任的选民们照例会进行一次“投票”，给他们不满意的“领导人”投上一颗小石块之类。其结果可想而知，获得了最多或者较多石块的“领导人”就这样被“OUT”。
饶有趣味的是，有很多很多的非常古老的东西，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已经早已被遗弃或者被，但是这样的最为原始最为朴素的理想和形态，虽历经代代相传却依然被发扬光大，依然成为人类生活的最高准则。
第二，是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人的理想或者说已经获得了最为广泛之认同的理想。
笔者从事学的教学和研究也过30个年头，期间也或多或少地担任了一些基层组织的管理工作或者说领导工作。长期的思考和实践使我获得的最最重要的就是：人的复杂性。如果把人也看做一个研究“对象”来看待的话，那我要说的是，“人”这个对象的复杂性是任何其他对象的复杂性所不能比拟的。
譬如说，由于人的生理差别和生活的差别等等的原因，所以人的认知水平和思惟方式往往就形成了重大的差别。如一个东西，我说是圆的，你说是方的；一个菜肴，你说好吃，我说不好吃，诸如之类，我们谁也不了谁。这种情况在社会领域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个法律，一个制度，一个政策，等等等等，都有可能招致不同的评价和对待。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是说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和支持。，就是这种迄今为止能够被绝对多数人接受和认同的价值和理想。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也不分男女老少，不分文化程度的高低，我们很少见到有人公开站出来叫板，叫板的价值和制度，即使是其压根儿就不赞成也没有搞过的人，也不会公开地站在的。这几乎是其他所有的东西所无可比拟的。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就没有人反对。，反对的人实际上也是存在的，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但是，反对的人一般都不会直截了当地说不好，往往总是转弯抹角，王顾左右，如此而已。所以毫无疑问，我们说是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人的理想或者说已经获得了最为广泛之认同的理想，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第三，的道是大多数体已经走或正在走或准备走的道。
对于人类的生活来说，如上所述，无疑从来就是一个最高价值，是一个能够得到最大多数社会认同的理想，是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国家建设所追求的目标。概而言之，是很多国家已经在走、或者将要走、或者正准备走的道。
从这样的事实出发，我们似乎完全不用去考虑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好的还是不坏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的逻辑就这么简单：因为很多很多的国家已经在走、或者将要走、或者正准备走的道，所以我们也必须顺着这样的潮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反过来说，人家都在走这样的道，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就一定要“逆着潮流而动”，就是要走出另一条别的什么出来。这还正如在大暑天烈日炎炎之下，很多人都往树荫下避暑的情况一样：那么多人避暑，你却偏偏不进树荫而在烈日下暴晒，除非你是健身的需要，做一些所谓日光浴的事情，否则一定是难以被理解的。
前几年，学界朋友俞可平先生曾著书立说，称“是个好东西”，立即引起了理论界以及社会的广泛兴趣。是啊，确实是个好东西，因为可以满足社会的生活的需求，可以建立起一种持续稳定的社会秩序，还可以有效解决人类集体生活所面临的矛盾和困境，诸如此类。其实，如上所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说能够怎么怎么的，就凭世界上很多很多人天天将挂在嘴边以及很多国家正大步走在的道上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就可以判定，肯定是一个好东西！
但是后来又有学者站出来纠正，说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好的东西，也是一样，所以说“是个好东西”似有不妥，因为并不是说不出问题，据称制度下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产生，所以我们至多也只能说“是个不坏的东西”。我不知道所谓的“好东西”与“不坏的东西”究竟有什么差别，但是我想，这“好”当然包含着“不坏”的意思，但是反过来说，“不坏”却并不一定就是“好”。所以很显然，说“是个不坏的东西”的学者，其言下之意就是告诉人们，也不一定是个好东西，或者完整些说，是一个既不好也不坏的东西。
中国的十七大开了以后，我想，说“是个好东西”的以及说“是个不坏的东西”的学者，都应该好好提升思想境界了。因为无论是说“是个好东西”的还是说“是个不坏的东西”的，都不足以表达党的十七大对是什么所作出的深刻判断。
时任总的同志代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宣告：人民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让我们来好好想一想吧：不管一个东西有多么的好，我是可以不要的呀。对于一个好东西，任何人都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更不要说是一个不坏的东西了。但是，“生命”你绝对不能不要！生命是一个人的基础，是一个人的基本要义！
人民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就是这种须臾不能离开的生命，是一个不是可以谈得上“好”还是“不坏”的东西，或者透彻一些说，是一个不管你认为它是“好”还是“不坏”但你都不能不要的东西。这个判断是当年同志的一个重要论断的进一步提升或者说进一步的强调。早在1979年，我们的初期，同志就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人民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主要是因为：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义，而且更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形象，甚至还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在一个半多世纪以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在创立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就确定了他们的社会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宣言》里就鲜明地指出，夺取的第一步，就是争得。
当然，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本身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具有“生命”意义的始终处在一个不成熟的状态，曾一度时，甚至有着那种被的状态。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社会主义才只能说处于初级阶段；反之亦然，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其具有“生命”意义的也就不成熟，也还处于成长过程之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有的社会，特别是我们各级各类的领导干部，都需要有一种爱护这个“生命”的意识，都需要为维系这个“生命”、促进这个“生命”的成长而有所作为。如果、甚至这个本来就不成熟的“生命”，那就是对社会主义这个肌体的不负责任，就要被历史和人民所唾弃。
回想起来，建国以后我们对的认识大致上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开始有一个叫做类似于“完成式”的认识。在建国后早期的一个很长时间里，我们普遍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大致是认为“执掌之日，就是实现之时”。但是后来，了，国门打开了，还有，我们发生了“”。由此，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并不是我们过去说的那种“的”、“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是陷进”之类的情况，另一方面，“”的教训表明，我们搞的一套与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思想解放，我们还摆脱不了长期以来的那种思想，我们还没有能够抱持在这样的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尽管我们注意到了上述情况，但是还是对的问题不敢有所谈论。曾一度时，我们“谈色变”。在这个问题上，同志无疑是思想解放的伟大，正是这位的总设计师，大胆地了我国“”之所以发生的制度性根源，提出了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的问题的重要论断，强调要通过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实现国家生活的化，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因为“没有，就没有社会主义”。
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曹沛霖先生在2010年7月由复旦大学主办的纪念同志《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一文发表30周年的研讨会上认为，的这篇讲话其意义非常深远，这是在国际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人、也是第一次从社会主义自身的角度，来本身的弊端。在这之前的多少年内，社会主义的家以及思想家一直着社会主义的“完美”形象，而以他的理论勇气和勇气，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也需要的问题。
在三十来年的进程中，从的“没有就没有社会主义”到十七大的“人民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在到的“双百愿景”，我想，应该到了对的价值和意义形成统一认识的时候了，我想我们再也没有必要去争论到底是不是“好东西”了。我们需要的是：通过扎扎实实的制度设计和方案设计，沿着大家都在走都想走的的康庄大道，勇往直前。
第四，还是已经被证明用来解决人类很多矛盾、冲突以及困境从而实现稳定的最为有效的形式。
研究思想史的美国学者萨拜因，著有《学说史》一书，好多年前有个译本，近年又有已故邓正来先生翻译的新版本。萨拜因在解说什么是学说的时候说，学说就是用来不断解决人类矛盾和冲突的思想和主张。这常精辟的观点。
学是一门平天下的学问。如何能够将一定地域如一个国家的千差万别的人类有效地组织起来，是一国之要义。然而如上所述，人是复杂的，人的复杂性是任何对象的复杂性所无可比拟的。人类社会似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利益的冲突、民族的冲突、教的冲突、思想的冲突、意志的冲突等等，而且这种种冲突又往往交织在一起，使得人类的矛盾和冲突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
学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当然同时也是领导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探寻科学有效的方法，来提高在非状态下解决人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
我们过去在谈到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的时候，总是认为那就是，就是一个阶级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极有道理的观点。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观点，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来说的。就是说，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国家也好，也好，其体现的就是一种。然而，是国家的最后手段，而不是、也不能是经常性的手段，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国家绝不能以作为的经常性手段。人类的矛盾和冲突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需要在非的状态下用非的手段给予解决的。
从人类的实践和经验来看，能够在非状态下解决人类矛盾和冲突的科学有效的方法，或者说根本的原则，正是。我们注意到，在很多国家，人们用的制度解决了国家权的正常的、有规则的更替问题，使国家了持续的稳定。而这样的问题在人类的历史上，往往总是带来战乱和纷争的根源。一些人或者一些集团为了获得国家的权，不惜武力，发动战争；为了长期占有地位，也不惜强化武器装备，扩大力量，以防范反对，如此等等。我们也注意到，在很多国家，人们通过的制度，解决了长期以来的民族冲突、教冲突等等方面的问题，所谓达成了“和解”，使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教等等之间实现了各得其所、共存共荣。
还有必要提及的是，在很多的国家，人们通过的制度，有效地解决了问题。问题是很多国家在其发展进程中或者在其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危及其体自身并腐蚀社会的最为严重的。值得注意的是，是一定体自身的催化物，即使说，不是所有的体才必然滋生出来，而是一种特定的体才能成为滋生的土壤。但是，由于危及体的健康和发展，所以几乎所有的体都必然地要与作斗争。然而，人类的经验表明，惟有的体才能比较有效地打击并能够有效地的滋生。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当今的发展中，都已经有了明证。韩国的例子，我国的例子，等等等等，应该说都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了问题的蔓延。
还有，人们通过的制度，协调了社会的不同利益，了社会利益之间的纷争；整合了社会的不同意见，形成了相对趋于一致的意见表达，从而形成了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如此等等。
二、有一些情况需要通过的来改善
问题不单单是问题，如果用一句过去的老话说，那就是，在整个社会之中，发挥着纲举目张的功能和作用。实际上，恰似一列火车的车头，能够起到引领、带动整个社会列车前进的作用。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说，他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发现问题和问题是分不开的。认为要从问题中发现问题的根源，同时也要从问题中去问题的本质。所以他说，你要把问题和问题分开，那你就无论如何既理解不了，也理解不了。其实，在这里，卢梭仅仅了与问题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如上所述，由于问题起到了纲举目张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其社会化的程度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的状况能够对社会其他所有的领域起到指导性、引领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
我们注意到的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这个社会也带来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问题正有不断扩大蔓延的趋势，有些问题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而要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一定是需要有系统思考的角度特别是需要有方面的改进和发展。历史的经验的和理论的逻辑都告诉我们，很多问题的改善一定需要有的制度和，因为一个必然的逻辑正是：问题需要用发展的实际进程来解决。在这里，我们仅就以下一些问题作点分析和思考。
（一）今天不知明天事：我们的预期值越来越低？
多少年来，作为一系列举措的组成部分，政策调整的频率和力度均处于较高的状态。如果说要评出一些这么多年来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的话，那么“”一词应该是列入其中的。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是激发能量的动力源。然而我们也要注意到，正是由于带来的社会变化和利益调整，社会，包括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对于我们所赖以的社会发展以及我们自己的未来前景的准确预期越来越难以把握。
我们很多人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程度不一的不确定因素：企业发展的前景如何并何时影响到自己的岗位；机构特别是机构精简何时会精简到自己头上；干部制度和人事制度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自己的前景和收入；教育收费制度的变动会不会恰好落在自己孩子的头上；养老制度、保险制度、医疗保障制度、购房贷款制度、物价调整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切切相关。
类似上述问题现实社会中已经极为普遍。普通社会，对于政策实施的持续时间，对于新政策的出台，往往缺乏必要的预期，或者说，存在着一个所谓政策预期值不高的问题。
政策预期值不高会带来什么样的其他问题，我们简单做一个分析。从来看，任何政策相关人一般均会根据政策的调整和对自己所可能带来的受益或受损情况而作出行为的调整。譬如说，在教育收费不确定的情况下，相关人就无从决定是储存一定的教育经费还是不储存这笔经费；在未来一定时期房价不确定的情况下，相关人就不能地决定是现在购房还是等一段时间再购房，如此等等。社会要作出的行为选择，需要具备必要的考量要素，如关于新政策何时出台的明确告知，以及关于新政策对自己带来的是受益还是受损的相对准确的估计等等。在缺乏必要的考量要素的情况下，任何社会作出的选择都具有较大的风险特征，甚至陷入非的泥潭。
这种政策取向或的变化是否能够使政策相关人产生明确的预期，就是我们所说的政策预期值的问题。一项现行政策持续实施的时间以及一项新政策的内容及其何时出台是否能够在中具有明确的预期，构成了政策预期值的核心问题。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一个社会的政策预期值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上述这样的政策预期值问题，其根源或者说其实质是发展的预期值问题。相对来说，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发展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因为很显然，强调通过预设的制度规则来规范人的行为，而如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的，非的特点就是发展中的不确定性，朝三暮四，。这种情况对于者来说，倒也没有太大的影响，而对于广大的社会来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对于发展的预期。缺乏预期又能怎么样？一般来说，对于缺乏发展预期值的国家，就缺乏社会和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从而其稳定性的基础就受到影响。
举一个现实的例子来说，在若干年之前，国庆长假。按照以往的惯例，自从我国有长假以来，国庆期间总是安排10月的1号至7号休息，因而社会也一定知道每年的国庆长假就是1号到7号。但是就在那若干年之前的有一年，决定国庆的长假是9月30号到10月的6号。这样的一个变化，对于主管部门来说，轻而易举，开一个办公会议，拟个通告让有关领导一签发，就此而已。但是，这个仅仅“1天”的变化，其带来的直接间接影响可是难以估量的。就直接的来说，一些旅游公司、婚庆公司、航空公司，可能会因为客户的一些变化而发生一些合约的变化。还有，一些早些时候已经印制的年历，似乎并没有能够标上准确的休息日期。这种直接的影响倒也罢了，重要的是其间接的影响，这就是：由于这一年国庆长假的时间变化，所以使得几乎所有的社会对于以后每年的国庆长假究竟是哪几天就不知道了。
与这样的实际例子相关的，其实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鲜见。而且相对来说，上述假期的问题还未必是个大问题，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政策多变事实上也并不鲜见。要改变这种状况，惟有通过的，以建立持续稳定的制度秩序和社会秩序。
（二）日下何时了：美好秩序的回归
人们已经注意到，在我们、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等等这样的进程中，我们也越来越面临到了社会良好风尚遭到的困境。或许我们很多人都怀有良好的愿望，都用这是“发展中的问题”来宽慰自己也宽慰别人。但是，严峻的现实已经使得我们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宽慰。我们都记得，那奶粉的“大头娃”事件平息不久，三鹿奶粉的事件又惊动。多少年的品牌产品，如太仓肉松、镇江香醋、金华火腿、龙口粉丝、蒙牛牛奶等等等等，都曾经面临到质量问题的危机。那祖国的花朵和希望，正在幼儿园、小学享受着他们童年之趣的孩子们，也居然会面临到了安全问题。我们难以忘记，2010年的四、五月间，福建的南平，江苏的泰兴，等等等等，接二连三地发生小朋友遭袭击事件。
几年前我曾经看到过一则漫画，清清淡淡的笔划，了一个非常令人揪心的问题。这个漫画由两幅画组成，第一幅表现的是：一顾客手持一张人民币到一个杂货店买酒；第二幅表现的是：买卖完成后，顾客与店主背对着背，顾主举着一瓶酒在阳光下仔细地查看，检查所买的酒是不是假酒；而店主举着一张钞票在灯光下照着，检查刚收到的这张钞票是不是。看了这个漫画之后真感到不是个滋味，以至于多少年来一直埂在心头。联想到日常生活中我们见怪不怪的情况，如超市里不准我们带包入内，出租车里都装上了防劫设备，甚而至于，在那个中外的上海市闸北区遭袭事件之后，很多的部门开始了严加、甚至采用了安检措施，诸如之类。我想，我们应该谁也不希望自己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都希望自己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得到信任和尊重，但是我们又如何才能我们所有社会的，如何才能构筑我们共同的良好社会风尚？
或许很多人会说，你讲这些基本上属于风尚方面的问题，我们这个社会不是在每时每刻强调着吗？而且，这样的问题与我们所说的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
前面有几年我在复旦大学担任社会科学基础部的主任职务。我们所称之社科部，现在已经改名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社科部是一个专门承担大学生公共理论课的教学单位，担负有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责任。在思考我们的这一工作中，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是如何遭到的？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那就是，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是如何形成并得到维持的？
其实在我看来，这里的很多问题，就是说，能够影响一个社会风尚的因素很多，但是也无可否认，我们特别需要有从的以及等等方面去寻找根源。典籍《三字经》里说，子不教，父之过。而历史的经验和逻辑往往也告诉我们：民不教，政之过，“政”也确实推卸不了其特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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