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先生认为异体字研究“须吃饱饭，没有任务，才能为之”，但他晚年担负了国家大型文化建设项目的重任，已无余力顾及自己多年来的学术追求，这从顾先生中的一个“唉”字和后面的惊叹号中可以了解当时其内心深处的巨大遗憾之情。略感欣慰的是，异体字研究已引起业界重视。因《顾廷龙全集》编纂之需，笔者近期整理顾廷龙先生(1904B1998)晚年写给我的，发现其中记载了一些学术信息，有助于了解顾廷龙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主张、学术生涯以及文献整理的一些故事。
1989年8月4日，顾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中讨论了先生所指导研究生的论文题目问题，特别指出:“题目很重要”。20世纪80年代初，应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陈誉教授(1920B2003)之请，顾先生兼职担任了该系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研究。从1980年至1990年的十年间，顾先生作为导师在系里先后招收了周松龄、邱健群、我和彭卫国四位研究生。其中周松龄和邱健群两位师姐就读于1980年至1982年，我就读于1982年至1985年，彭卫国师兄就读于1987年至1990年。当年周松龄师姐的论文题目是《傅增湘对古籍整理的贡献》，邱健群师姐的论文题目是《略论康熙刻本》，我的论文题目是《孙诒让校勘学研究》，彭卫国师兄的论文题目是《阮元文献学研究》。从以上四篇论文可以看出顾先生在指导研究生论文选定题目中的用心。《傅增湘对古籍整理的贡献》是通过论文来研究并表彰傅先生在古籍整理文献方面的突出贡献。在近百年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的研究和实践领域中，傅增湘(1872B1949)无疑是一位较有影响的学者。《傅增湘对古籍整理的贡献》在研究了傅增湘生平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傅先生富于收藏、善于鉴别、精于校勘、乐于、勤于著述的学术生涯和研究特点。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一论文的选题为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中注重学术文化史和重要人物研究提供了新思和新视野。
《略论康熙刻本》是试图对康熙年间版刻的特点和风格做初步总结，从中探究康熙年间刻书事业繁荣兴盛的原因及其发展规律。版本研究重在目验，论文以上海图书馆所藏康熙刻本为主，共目验调查了286种康熙刻本，论述了康熙时代刻书的历史背景、刻书盛况、刻本特点和风格，并分析了康熙刻本如此精美的经济原因、社会风尚以及康熙本人的文化素养等原因。这一论文选题为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中进行断代主题研究提供了新和新方法。
《孙诒让校勘学研究》试图对晚清乾嘉学派的后殿人物孙诒让(1848B1908)的校勘学成就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孙诒让一生校理古籍不下百种，梁启超(1873B1929)曾称赞孙氏所著《周礼》为“清代新疏之冠”，清代学者俞樾(1821B1907)也曾表扬孙氏所著《墨子间诂》为“自有《墨子》以来未有之书”。顾先生原来希望我的论文题目写《敦煌文献中的别体字研究》，但由于当时各学术机构信息孤岛现象较为严重，且境外文献的获取也较为不便，敦煌文献中别体字的第一手资料收集不易。因孙诒让的主要著作大都已发表，故从便于文献的获取角度出发，论文题目改为《孙诒让校勘学研究》。这一题目也延续了《傅增湘对古籍整理的贡献》选题的思，重在学术史和人物研究。
《阮元文献学研究》原来定题为《阮元校勘学研究》，之所以定这一题目，也可能是受了我研究生论文《孙诒让校勘学研究》的影响，但顾先生在来信中认为，研究阮元仅限于校勘学的话，“题目似太窄”，“阮元是开创风气之人，他实际研究的方面甚广。我想可否《阮元与校勘学》或《阮元的学术研究》。”顾先生在信中关照我将论文题目再请教一下胡道静先生(1913B2013)。根据顾先生的意见并征求了胡先生意见，彭卫国师兄的论文题目后定题为《阮元文献学研究》，论文包括了阮元学术概说、阮元校勘学研究、阮元训诂学研究、阮元目录学研究等四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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