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在经济史上是一个并未说尽的中心议题。它了生产的动力机制，塑造了经济的增长方式。不同经济体被拉开差距，形成一种“大分流”。追赶型经济体随后产生。经济学家马德斌把中国作为根本的方法，回到“大分流”前的中国和欧洲，比较工业的基础，同时回到“大分流”后的中国和日本，比较追赶型经济体的现代化差异。他反思并超越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价格和财政的解释力，在制度和历史中理解发展的真实逻辑。
我们致敬马德斌，致敬他在论集《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中兼具计量统计和新制度经济学特征的研究，克制思辨，让读者看到制度在促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巨大张力。我们同时致敬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界经济格局再次转变的当下，将这样一本基于多国的比较经济史研究带到读者面前。
我的《中国经济史的大分流与现代化》入选2020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深感荣幸，甚至惊喜。本书收集了我近二十年主要在海外出版的英文论文集的译本，也算是为我这么多年走来的学术生涯做了个小结，回想三十年前走出国门，凭着对“近代中国为什么会落后”这样的议题的个人兴趣和稍稍执拗的，了经济史研究的寂寞小径，现在能把这么多年的研究与国内读者共享，已感欣慰，而能得到新京报这样大平台的赏识，更起了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推动作用。
在此我要感谢大学的龙登高教授，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毅、王军，伏健强的非凡耐心与努力。特别感谢三位，徐毅，袁为鹏与乔士容的辛作，本书两章英文原著和多位海外学者合作，同时在成稿过程中也有不少朋友同事提出宝贵反馈，在书中已提起，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各章对大分流中财政金融、产权法律和生活水准等问题有广泛涉及，而在现代化讨论中的如为什么旧上海能成为金融中心，日本现代化能捷足先登等老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随着近四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在振奋之间所浮现的功利与浮躁，让我们更感受到对一些长时段的本源问题进行反思的必要性，相信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从此不再寂寞。再次感谢新京报的厚爱。
新京报：工业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生产形式和生活方式，而也是从那时起，人类逐步进入大流动时代。2020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界范围内，人和资源的流动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减缓、暂停之势。经济史的特点之一是将时间拉长，在比较中发现经济发展规律。作为经济学家，你如何理解流动与经济的关系？
马德斌：经济史研究确实在很多方面都能提供一种长远视角。在历史上，瘟疫不仅对生命和公共卫生带来，而且往往对文化价值和经济制度产生过重要冲击。比如众所周知的十四世纪的“黑死病”，差不多摧毁了不少欧洲地方三分之一的人口，经此一“疫”，导致有些国家对劳动力的解体，而有些国家反而强化。以英国为例，由于大量的人口消失，市场上相对稀缺的劳动力能拿到更高的工资，具备更高的议价能力而由此获得了更高的度。而同样的情况在东欧或欧洲之外地区并不一定发生。甚至反而让有些精英加强对更为稀缺的劳动力资源的垄断和，从而强化了农奴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区、不同的制度，反应也不同。而短期和长期的反应也不一样。比如在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一个重要的反思是全球化问题。新冠确实对全球化短期内是重创，在全球范围内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泛滥。但假如我们将所有事于流动、全球化，将来可能会付出一定代价。此次新冠的重要教训就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我们更需要国际的合作和信任，这也需要不同文化制度更深入更的沟通甚至某种程度的融合。
新京报：在过去二十年，包括学派的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王国斌等人都在使用“大分流”来理解近代史上中国等诸多经济体与欧洲的差距，认为这一差距是在工业期间才出现的。当时，你在美国刚刚攻读完经济学博士不久，是怎样接触到“大分流”的？在你看来，这一概念的经济解释优势和局限是什么？
马德斌：我在美国念的是经济学里的经济史，当时几乎没有对中国经济史的专门研究，当时我个人关注的是李约瑟命题等，去理解为什么工业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而“大分流”，则是我1998-2000年在日本一桥大学做博士后提起的，记得大概在1999年大学戴维斯分校举行过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世界体系论提出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中国史大家如高水平陷阱提出者马克·埃尔文和中国宏观区域的理论家施坚雅都参加了，而经济史的大家如乔尔·莫基尔、格雷戈里·克拉克等都在场。当时作为博士后的我听后非常震撼，印象较深的是当时《大分流》一书还未出版尚名不见经传的彭慕兰在发言时，第一句话幽默地说：我这样一本尚未出版书已经收到如此的众多和是否也算是史无前例。
“大分流”无释全部问题。但是，无论它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带动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聚集了人们的学术兴趣。过去这些年，在“大分流”形成的原因上，从自然资源、地理，慢慢讨论到了文化、制度和法律。在时间跨度上，人们也渐渐认为不能只看十八世纪。“大分流”还有一个意义是，把中国研究放在全球史和经济史中，放界学术主流研究中。
新京报：“大分流”实际上也改变了我们的提问方式。“中国何以在近代落后”，假设欧洲是历史进程的标准，据此问中国何以没有这一道。“大分流”则认为，在近代史上例外的是欧洲成功，而不是中国落后。中国只不过同当时世界上其他经济体一样，甚至相比之下还有所领先。
马德和兵妹妹在机房斌：是的，如你所说，很多人提出过中国情况并不是特殊的，恰恰欧洲是特殊的。“大分流”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多的关注，也是因为他们想通过中国来了解欧洲。人们原来认为，有些问题对欧洲来说是重要的，比如发达的市场体系，人力资本，私人产权等，但和中国比较，这些现象好像也并非特有。那么，要解释这个问题就必须继续追问，这是我现在更关注法律，意识形态与制度等层面的原因吧。
新京报：欧洲理解它作为近代的一个例外，通过与其他经济体比较，最终是为了理解自身。你在上世纪末出国，在美国求学，在日本和英国执教，研究兴趣也一直是在理解中国经济史。如何理解你的中心问题意识，你的学科？
马德斌：我们那一代人，在八十年代长大，都比较关注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为什么这么大。我的问题意识是受到国内前辈学者影响。但是到了国外，发现他们的关注方面很不一样。确实，他们有中国学、汉学或中国研究（ChinaStudies），但是在很多地方其实只是面向国外的读者，而更多的是一个专业的学术共同体。
来日本一桥大学之前，我曾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史系工作十二年，而该系为世界上少有的的经济史系。在大部分高校，经济史只是一个“点缀”，不是在经济系下，就是在历史系下。所以伦敦政经这一点很难得。在其他地方，最早做中国经济史，大多都是在历史系就职的汉学家和历史学家，而经济系的经济史家大都是专攻欧洲或经济史的。所以中国经济史有点像个孤儿。但这些年情况在大大改善。我无论是在还是东方，一个学科最终靠的是专业的和学术共同体的不懈努力，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的国家，由于对中国的兴趣毕竟有限，所以中国经济史也恰恰是最能够通过需要本土化和国际化开花结果的一个学科。我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史发展前景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