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加拿大学者贝淡宁近日出版了《贤能政治》（中信出版社）一书，这本书让贝淡宁处在了风口浪尖之上。很多人认为，贝淡宁这本书抛弃了平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建议中国走一条精英领导大众的特殊道路，甚至有人觉得，他是在为中国当下的负面问题进行辩护。
其实，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没有仔细阅读贝淡宁的这本著作。正如贝淡宁在此次采访中所回应的，他辩护的是理想而不是现实。贝淡宁并不否认西方一人一票制度的优点，也没有否认民主的好处，但一人一票制度或许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此，贝淡宁考虑应该如何将民主与尚贤制度结合，创造一条更适于中国的道路。因此，他根据中国人口多，领土广的特性，制定了“下层民主，中层实验，高层尚贤”的方式。
贝淡宁在采访中，一再阐明，他所提出的建议，比如应该提高官员工资去杜绝腐败，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必须要把所有的建议联结起来思考，比如还要有法制、教育对官员的限定和引导，只有这样，人们才不至于对他的想法产生误解。
不管同意还是反对贝淡宁的这些理论观点，但起码他为我们思考中国问题，打开一扇不同的大门。
嘉宾介绍：贝淡宁（DanielA.Bell），生于加拿大，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1991年牛津大学哲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新加坡、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200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其著作包括《城市的精神》《中国新儒家》《超越自由民主》《东方遭遇西方》《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等。
采写：宋晨希
一人一票制度出现在二战以后现在已问题频现
搜狐文化：最近，大家都在关注美国大选的辩论。您这本书《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里面提到了西方民主制的很多弊端。以美国总统大选为例，您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出现了哪些问题？
贝淡宁：美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政治制度基础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来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个标准，用这个标准去观察它究竟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美国的标准，当然就是民主了。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言论批评美国制度：精英不考虑老百姓的利益，虽然老百姓有言论自由，但老百姓并不会影响政策的实施。
但是中国与美国是完全不同的。我在北京已经生活13年了，再加上我朋友们的影响，我觉得我们评价中国政治的进步或者退步，应该用“贤能政治”的标准。为什么我觉得“贤能政治”是比较合适的标准？
《贤能政治》中文版
第一，因为“贤能政治”的传统比较长？孔子以后，人们就一直在讨论君子的标准是什么，君子之道是什么？在《礼记》里，就有“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古代中国人认为，好的社会标准应该是选出一位高素质的领导，《礼记》里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种说法非常有意思，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一样，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不需要国家和领导，只要大家平等就可以。但是按照儒家的标准，最理想的社会还需要选比较有能力、有道德的领导，所以我们应该讨论，究竟哪些能力和道德重要？怎么培养这些道德和能力？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一直都在讨论这样的问题。
第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确实恢复了贤能政治的标准。我们都知道，“文革”很残酷，虽然大家表面上都平等，但社会特别的乱。所以“文革”以后，大家开始承认，需要一些有能力的领导和精英。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这些领导应该是谁？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选拔他们？他们有什么样的能力？要具备什么样的道德？是否可以用考试的制度来选拔他们？我们曾经也做过一些调查，发现大部分的中国老百姓，也支持贤能政治。
不过，我觉得“贤能政治”只适合于中国，不能照搬到其他的国家。我是加拿大人，我小的时候接受的影响就是不管什么样的社会，我们只有一种方式来选拔领导，就是一人一票这种一刀切的制度。我们根本不会去讨论领导应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应该有什么样的道德？
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是二战以后所有西方国家的共同价值观。二战前，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知道，19世纪的时候，有位自由主义者叫斯图亚特密尔，那时候他虽然觉得自由主义的标准——尊重个人的权利很重要，但每个人的能力、受的教育程度都不尽相同，所以他觉得应该给受到教育的人们更多的投票权利。比如大学的老师应该给三票，那时候，西方人都可以接受和讨论这样的观点。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但是现在的西方不允许这种形式出现。西方人比较教条，他们认为一人一票是唯一合法性的制度，这是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在西方的国家，如美国，我们不可以讨论其他选举的方式。人们承认，美国的民主出现了很多问题，但它的基础还是一人一票。
不过，我也并没有说，中国应该从上到下都使用“贤能政治”的方式。我认为，高层领导应该用“贤能政治”的选举方式，基层应该是民主化的。有人说，你写这本书是不是反对民主？不是，我的反对或者怀疑在于我们要选拔高层领导，是不是非得要用一人一票的制度？其他的民主一些因素，我其实都非常支持，包括言论自由等等，我觉得都是应该坚持的。
我们看美国大选，看希拉里和特朗普的辩论，我真的觉得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们不讨论什么实质性内容。我真的不希望，中国用有这样的制度来让老百姓选拔领导。
美国大选辩论浪费时间不讨论实质性内容
搜狐文化：但是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竞选者之间的辩论代表了美国的一种开放和自由，人们都可以参与进来，觉得中国缺的就是这种风气。
贝淡宁：我觉得，美国大选的辩论真的挺浪费时间。我同意，对于中国来说，开放的心态，全民的参与非常重要。但是，在最近的30年里，中国社会还有更严峻的问题要面对，就是解决贫困，消除贫富差距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有自由开放的心态非常重要，但是我们选领导，让他们这样的公开争论有没有作用？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作用。
搜狐文化：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往往会给民众许下很多承诺，比如我当了总统之后，要减税等等，为了讨好民众。
希拉里和特朗普在辩论
贝淡宁：这些人当了总统之后，不一定会兑现这些诺言。不过，民主选举在西方的国家已经没有办法修改了，因为他们一直就是这样的制度。可是不存在这些制度的国家，就不一定要盲目学习。我们要分析，这种制度的优缺点是什么？
我当然希望美国的民主能够改善，但现在缺点非常明显。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英国脱欧，这个也是一件危险的事。让所有的老百姓去决定有着800多年传统的国家走向，让他们随意决定国家的将来，其实很可怕。我们经过调查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他们其实越不支持脱欧。我们要学习民主制度的优点，也要避免民主的缺点？
搜狐文化：您早期的博士论文《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关注的是西方社群主义，后来您有转向研究中国的儒家思想，贤能政治是否与西方的社群主义有相似的地方？
贝淡宁：先说儒家思想对我的影响。这本书里，我并没有用儒家的框架来限定好与坏的制度问题，但是“贤能政治”这个词显然是受到儒家影响的。我在“附录一”里面，通过实证的方式，对全球的国家进行和谐程度的排名，这也是受到了儒家的影响。什么是普世的价值观？很多人觉得平等、自由是普世的价值观，但我觉得和谐也很重要。那我们应该怎么排序这些价值观？什么时候自由重要？什么时候和谐很重要？这是我所考虑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社会很自由，但家庭关系普遍不好，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有很多暴力事件发生，非常不安全。如果没有和谐，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好，就会不停的打仗。没有和谐，我们就会一直破坏自然，为我们带来很多灾难性的问题。所以，我会用和谐的标准来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排名。由此，我发现人口少，土地小的国家，和谐程度就比较高，但是大的国家，像中国、美国则没有那么和谐，这是比较客观的分析。虽然贤能政治以及和谐的思想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但是儒家思想里面也存在着其他缺陷，比如缺乏男女平等的思想，这些我就要舍弃。我非常反对一些儒家学者朋友的理论，认为儒家思想一切都好。儒家的确有很多贡献，但是不一定所有的问题要能用儒家的标准去解决。
下面来说社群主义对我的影响。《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是我早年的博士论文，那时候，我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的是西方政治哲学。后来，我结识了我的太太，她是中国人。我认识她以后，开始对中国文化和哲学有兴趣。至于社群主义和贤能政治有什么区别？其实有很大的区别，社群主义者们在政治方面所关注的问题是，怎么深化民主。他们觉得西方的民主很重要，但是我们又觉得现在西方不够民主。所以，社群主义者不会考虑贤能政治的问题。当然，社群主义者也不太用和谐的语言来讨论政治。
搜狐文化：但是，社群主义比较尊重传统。另外，社群主义会考虑包括弱势群体在内所有人的利益。我觉得这个和贤能政治的思想有一些关联。民主制度可能恰恰相反，因为民主制度只关心一部分的人的利益。虽然所有人都有投票权，但是当你所支持的政策没有得到多数票的支持，那么你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
贝淡宁：是的。有一些社群主义者觉得，大家应该具备共同的利益，不太考虑该怎么解决利益的冲突，少数利益受到侵害的问题。他们有时候会援引古希腊的民主，认为这是最理想的民主，大家都可以在其中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像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国家，人们肯定存在着不同利益的需求，该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这方面社群主义没有很大的帮助。
对雅典公民大会选举产生的行政人员分派工作的公示装置
领导人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要为弱势群体服务
搜狐文化：贤能政治同样会有它的问题。领导人的权力过大，每个领导人都会提出一套自己的治国理念和想法，但是因为他有任期限制，下一届领导人也会拿出另一套想法。这是否会导致政策不能很好的连贯下去，从而对国家造成影响？
贝淡宁：虽然每个领导人的说法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核心价值观是没有变化的。当然，我们承认理想和现实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大体上，其实并没有变化。
比如，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觉得治理腐败非常重要。这就跟贤能政治的合法性息息相关。在西方，腐败并不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如果哪个领导腐败了，老百姓在下一届就可以把他选下去。虽然这种方式不一定会彻底解决腐败问题，但一般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不过，我们也会看到，像印度尼西亚、印度这些民主国家，他们的腐败问题比中国更严重。所以，我觉得治理腐败是保证贤能政治在中国实施的合法性。我们从中国历史上看也是这样，为什么共产党能打赢国民党呢？不是因为共产党军事力量强，而是因为老百姓觉得他们不腐败，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搜狐文化：贤能政治是否会抛弃掉罗尔斯等人所说的程序正义？
贝淡宁：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要反对罗尔斯的思想。比如罗尔斯认为，国家应该先考虑弱视群体的利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我认为，中国的领导人也应该秉持这样的标准，这很重要。但是罗尔斯没有考虑怎么选拔贤能领导的问题。罗尔斯没有没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的理论前提就是一人一票的制度，所以贤能政治不一定跟罗尔斯分配资源的理论有冲突。但不仅仅是罗尔斯，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都是一种比较教条的观点，就是一刀切式的用一人一票制度选择领导，其余都不会讨论。
搜狐文化：您是否认为，中国现在所施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或者在兼顾弱势群体方面，做的比西方好？
贝淡宁：不一定比西方好，但是我觉得，兼顾弱势群体，应该是所有国家的价值观。很多人觉得，做生意比较成功的人，可以竞选当政治领导，像美国的特朗普，他很成功，赚了很多钱。但公司的赚钱理念，其实和领导人的目标差距很大。政治领导，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可以说是为了弱势群体服务，所以我们选拔和提拔领导，不能够用做生意的标准。
搜狐文化：贤能政治，注重所选的领导人在品德、能力方面的优秀品质，但如何保证他在获得权力之后，会一如既往保持这些品质？
贝淡宁：没有办法保证，因为政治学不是科学。但是我们可以减少你说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法制、言论很重要，我觉得还要提高官员的工资。用儒家思想引导官员也很重要，儒家有“慎独”的思想，要让官员知道，即使没有人管我，我内心就会约束自己不应该腐败。所以，我们应该需要多种手段去督促官员，让他们不滥用权力。此外，集体领导的制度也同样重要，如果是集体领导，就会减少腐败、滥用权力的可能性。
现在中国治理腐败还是法家的方式应该用儒家思想进行引导
搜狐文化：您这些年，似乎做了很多现实的调查，也收集了很多统计数据。现在中国官员的腐败问题，是不是好了很多？
贝淡宁：我觉得这两三年好一些了。我经常去很多地方调研，我觉得，现在解决腐败问题，基本上还是靠法家的方式，就是让官员对腐败心生畏惧，觉得腐败的代价太大。但是从长期来看，我觉得更需要儒家的方式，即“慎独”。但是这个过程很慢，可能20年以后才会看到结果。我对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悲观，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的。
搜狐文化：您谈到儒家的道德作用。如果真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宋明理学的确达到了道德哲学的巅峰，他们对于心、性和气有过很复杂的探讨，对于中国人如何保持良知，保持好的道德，也做出了很多理论上的设计。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理论对中国底层的老百姓并没产生多大的影响。有人就认为，儒家的这种道德修养对人的要求太高，它要求人们当圣人的。因为义陈高远，反而对老百姓产生不了实质的影响。所以我很担心，用儒家的道德教育，是否可以约束现代人。
贝淡宁：我们对于儒家的思想不能盲目学习，而且不管怎们说，这些儒家思想毕竟还是会对人产生一定作用的。比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孝，这对中国人就非常重要。而且，我提倡儒家教育，但并不认为这是唯一的方式。
搜狐文化：虽然很多人不喜欢马克思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仍旧是现在中国的意识形态。所以，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应该怎么结合？
贝淡宁：这本书的“附录二”，是我和清华的一个毕业生——时任辽宁省外事办副主任赵冰冰的对谈，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我会支持儒家，她会支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没想到的是，最后我发现她更偏儒家，我更偏共产主义。
我觉得儒家和马克思主义有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在解决贫困的问题方面。自古以来，儒家学者，比如孟子，就在思考，解决贫困应该用什么方式？如何分配农民的土地等等。从这一方面来看，社会主义跟马克思主义者有共同的价值观。反观西方的历史，西方学者讨论如何解决贫困，也只有300年左右的历史，所以，我觉得儒家和马克思主义有共同的标准。
但是它们二者之间最高的政治理想还是不一样的，我已经说了，儒家的政治理想是考虑选贤与能。儒家学者认为，社会需要精英，问题是应该如何选拔精英，限制他们的权力。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是共产主义，没有国界，大家彼此平等。还有在改造人的思想方面，马克思主义觉得应该用暴力，这方面儒家学者就会反对，认为应该用和平的方式。
搜狐文化：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冲突，就是儒家的道德教化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唯心的（几乎所有中国人所上的政治课，给出的都是这样的结论），这导致中国人不能很好认识自己哲学的精华所在。
贝淡宁：是的。不过，我觉得我们首先要考虑，为什么宋明理学家讨论如此深刻的哲学问题？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当时他们和佛教的争论。但是，我觉得现在儒家学者不一定非要去接续宋明理学的那个思想，儒家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影响日常生活，教育方面培养领导，不一定要需要让他们讨论这些很深的问题。
搜狐文化：所以您一定不太支持海外新儒家对儒家思想的重新阐释了。
贝淡宁：我不反对，但是我不支持。因为我自己就不太理解，我始终不知道他们想说什么。
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
中国应走“下层民主，中层实验，高层尚贤”的道路
搜狐文化：看得出，您特别推崇新加坡所实行的“贤能政治”制度。但新加坡人口少，国土面积也非常小，就实际情况来看，新加坡的那套方式，很难再中国实行。
贝淡宁：是。不过，新加坡的经验，可以给我一些借鉴，比如如何选一个城市的领导人。此外，如何避免腐败问题，也同样可以向新加坡学习。虽然我觉得提高官员的工资是很重要的方式，但不应该向新加坡那样，给到那么高。新加坡环保方面搞的也很好。尤其是有一些城市重视环保。比如杭州就可以直接学习新加坡。但是中国那么大，肯定不能完全照搬。我提出中国最理想的模式是“基层的政府偏民主，高层偏尚贤，中间层需要不同的试验”。这跟新加坡的历史经验就没什么关系了，因为新加坡只有中间层。
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
搜狐文化：您可否详细阐述一下“下层民主，中层实验，高层尚贤”这样的政治架构？
贝淡宁：我认为，应该在下层实行民主。因为下层都是规模比较小的社群，比如一个村，一个街道等等，老百姓可以完全感知到一个领导的能力，道德怎么样，所以他们判断的会比较正确。但如果是高层领导人，老百姓就不会直接知道这些领导的能力和道德怎么样，所以我们要考虑用其他的方式来选拔领导。
所以主要是中间层应该怎么选举？中国那么大，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问题，所以我们也要考虑用不同的方法，因此需要进行试验。我觉得这样的模式比较理想，但这种模式并不是我想象的，我完全受到我的同事和朋友的影响。
搜狐文化：历史上，明清时代，官员的工资也同样特别低，因此雍正就颁布了“养廉银”制度，防止官员因为贫穷而腐败。但我们发现，这套制度可能效果并不好。
贝淡宁：我不是说提高工资是唯一的方式，只是很重要的方式。除此之外，应该减少特权，这是新加坡的方式。新加坡官员没有什么特权，但是工资高。所以新加坡官员不需要考虑小孩因为没钱上不起学的问题。
当然除此之外，制度方面也同样有问题。比如，现在提拔官员一般来说都是一把手说了算，我觉得这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一般的领导不知道所选拔的官员道德水平，然后低级官员为了可以升职，就不停的讨好自己的领导，这也是问题所在。所以我通过社会调查发现，我们应该把选择的权力尽量的给同级别的人，多给一些低层官员权力，竞选应该让同级别的人判断备选者的道德能力和水平。
搜狐文化：您很推崇现中国公务员制度。我们知道，虽然现在官员的很多福利都被削减掉了，但是中国人仍旧热衷于考公务员。因为，一旦进入公务员系统，就意味着他拥有了“铁饭碗”。所以，您觉得，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破除这个“铁饭碗”的门槛。
贝淡宁：其实，除了公务员，中国的老师们也同样是“铁饭碗”。我觉得，如果某个人在工作方面很差，的确不应该给他发工资。所以，我觉得现在公务员制度的确有一点怪。但换个角度考虑，如果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来改变这个问题，效果可能也不一定好。
搜狐文化：西方的老师，如果他课教的不好，或者学术研究很差，西方的制度对此是如何处理的？
贝淡宁：在西方，一般年轻的老师，会给他七年的时间去发表文章以及写书，然后让别的老师去决定你是不是符合标准。如果你不符合标准的话，他们就会要求你去找别的工作。但我觉得，这可能也不一定是最理想的制度，因为也会产生很多问题，因为这七年的时间，你会完全按照别的老师的标准去判断我应该发表什么样的文章，这会影响他们的创造力。
用西方的价值观评判中国会有点奇怪
搜狐文化：您在书中曾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老百姓大部分不支持民主，认同贤能政治。这会不会和中国清官文化的传统相关，中国人似乎总希望可以出来一个类似“包青天”这样的清官廉吏治，斩妖除魔。
贝淡宁：我觉得有关系，不管是中国，还是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韩国、越南等等，他们的民众也同样支持贤能政治。但我们并不能盲目的相信，一个圣人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民主同样也很重要。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是，应该怎么把贤能政治和民主结合起来，这个是最关键的问题。此外，我发现大部分的中国人并不一定会支持民主选举。
搜狐文化：不支持的原因是什么？
贝淡宁：觉得这不是个问题。中国的政权，有他特殊的合法性，比如政府要为人民服务等等，但西方的合法性就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
搜狐文化：您曾经谈到过一种提议，就是选举，应该给一些学历高的人，或者身份地位高的人两票甚至三票的权利。
贝淡宁：我现在觉得这种形式不可能，肯定会遭到大家一致反对。不过，我觉得，这个提议在理论上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些人拥有多票数投票权的话，是必须经过考试的，考试是一种平等的方式啊。但是因为大众心理的问题，会觉得这种方式不平等。
搜狐文化：很多人觉得，您这本书似乎是在为中国的很多现实问题辩护。
贝淡宁：我辩护的是理想而不是现实。我们所考虑的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标准、价值观来判断现实，我的很多思考是立足于传统，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来的，而不是从西方来的。并且，我对很多问题也同样具有批判性。我还是觉得理想和现实有很大的差距。很多自由主义者觉得，你一定要用自由主义的标准来判断什么好什么不好。如果你用和谐的标准，那你就不好，我就要反对你。自由主义者的理论往往都来自西方来，但两种文化之间的价值观和理论是否完全互相适用呢？比如说我在加拿大，我要是用中国主流的价值观判断加拿大的问题，比如用和谐的标准，大家就会觉得非常奇怪。但是，现在很多自由主义者没有意识到用西方的价值观评判中国，也同样有点奇怪。其实，不论是新左派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其实同样都具有批判性。
中国女领导少或许与女性酒量小有一定关系
搜狐文化：您之前有一篇文章是大家诟病最多的，您认为中国的卡拉OK、歌舞厅里面，包含着中国传统的礼仪，现在对这种观点是否有变化？
贝淡宁：我现在也同样这么认为，我觉得唱歌和礼仪很重要。我发现，不仅仅是在中国大陆，包括中国台湾、日本，政治领导也经常去唱歌，如果唱歌的能力不好，还会影响到他的仕途。此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喝酒，酒量的大小，也影响着他在官场的地位。喝酒确实能促进人们彼此的交流，有礼仪所在。但是，这对女性领导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女性的酒量不如男性，我们现在都说男女平等，但为什么中国的官员里面，女性较少呢？可能也与酒文化有关系。
搜狐文化：您非常重视中国人家庭观念的作用。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人口不断迁徙的特征，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似乎已经变得非常淡泊。
贝淡宁：我觉得还是要跟其他的国家比较，比如中国很重视“孝”。理论上在西方国家，我18岁以后，我可以选择不和我的父母保持联系。但是在中国，并没有这种概念，不管你是40岁还是10岁，你对父母都有责任。虽然家庭观念现在受到冲击，但其核心还在发挥作用。
搜狐文化：您也曾经写过一篇有关民族主义的文章。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愈演愈烈，甚至开始情绪化，失去了理性，很多“小粉红”极端反对日本或者美国。比如，前一阵子抵制KFC的事件，还有砸日本车，抵制日货的现象。
中国人抵制肯德基
贝淡宁：民族主义一般来说，分两种：一种是我和敌人的关系，另外一种民族主义则受到文化的影响，就是软实力的价值观。我觉得，中国民族主义的问题跟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应该让民众知道文化上的民族主义，比如坚持儒家的价值观，反对外在的民族主义，我觉得可能会更有利。民族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民族主义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值得讨论。
现在很多中国游客去日本，都会发现日本其实还很不错，大家很讲礼貌，所以有过经历的中国人不会对日本产生仇恨。我们应该看到日本政府的问题，但日本的老百姓非常好。所以，我觉得，两国民众彼此之间应该多交流。
搜狐文化：现在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儒家的思想以及中国的现状？
贝淡宁：我觉得问题还是如何排序价值观的问题。西方的主流价值观是平等、自由，虽然西方有一些人愿意接受儒家价值观，比如和谐、孝、贤能政治等等，但是如果与自由平等产生冲突的话，他们还是以遵守西方主流价值观为主。但是谁知道将来会如何呢？比如现在美国人有一点开始怀疑一人一票的制度，尤其在考虑，为何会选出特朗普这种素质低的人，他们可能会逐渐考虑贤能政治的价值，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如果没有很大危机的话，一般来说，一个社会不会怀疑自己主流价值观。
但是中国有点不同。中国虽然经济发展了，但为什么对自己传统的价值观经常持怀疑的态度呢？因为中国曾经落后过，人们把原因归结到自己的价值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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