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躲藏张慰慈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引人，是把政治学常识与世界政治体制介绍到中国的最早学者之一。但多数学者分析介绍他的学术遗产时，忽略了他在政治学科学化即政治科学领域中的独特贡献。张慰慈绝大部分政治学论著鲜有纯粹从政治哲学的观念角度来推演政治“应当”如何如何等宏大命题，相反，他的政治学论著……包括对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研究和市政制度等研究、他对于中国初期政治乱象及其初步兴起的城市管理等研究……其间总是充盈着、披露着、贯穿着有关当地有关实际生活中的大量数据与生动案例；凡此种种研究手法与研究，都可以看作关于“是什么”的政治学科学化即政治科学研究的重要。尽管那时他的研究资料并非来自“第一手”，但是，他那个时代，政治科学与政策科学还没完全产生，仍处于从历史-比较主义末期向着法律-制度主义初期的中间过渡阶段。
早在上世纪初，张慰慈赴美国学习，正值以美国主导的政治科学发展处于历史-比较主义与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之间的法律-制度主义重要历史阶段；可以说，他适逢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空前大转折中“科学化”的难得机遇。1912年至1917年初，张慰慈在美国五年专攻政治学，回国后受聘为大科担任教授，教授本科学生政治学选读、现代政治、政治学原理等课程，是中国最早一批政治学学者。当其时，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学处于采纳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以来在逐渐形成的研究方法、概念体系和理论范式并以民族国家与政治为总价值观的政治哲学范式；以京师大学堂(即今大学)首设政治学系为例，其政治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仍以译介欧美日等国政治学著作为主，对于世界政治学常识一味是“拿来主义”的被动式反映，缺乏自己的话语声音。这与张慰慈五年来在美国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科学与政策科学空前变化的鲜活之中所学所闻大相径庭，只要对他在美5年获得博士学位所处时代进行一番梳理，就能了解把握他的治学之道与智识渊源。他回国执教大学政治学，向国人介绍具有科学等“科学化”思维倾向的学术方式、研究范式和思维模式，无疑了中国政治学科学化即政治科学范式的崭新一页。
第一，经济上是“市场失败”转向“国家干预”的历史前夜。张慰慈在美国学习期间是1912-1917提，这一时期正是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夕，以“市场失败”为标志，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引发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此后是“罗斯福新政”崛起，即古典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时期，其理论支撑是完全不同于以英国亚当·斯密（A.Smiths）《国富论》所主张的“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以期达到帕累托最优；而是英国凯恩斯（J.M.Keynes）《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所主张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这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全面影响，对于包括政治学与政策科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都产生了性作用。张慰慈在这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经济危机及其伴随而来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全面危机到来的仅仅前十年，赴美学习并获得了博士学位，传统古典资本主义和古典主义思想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构成了他学术思想与人生思考的基本“底色”。他一生中所有重要的研究文献，是时期重要刊物上的研究论文，及其在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中的核心篇章，基本上都完成1929年以美国为源点经济大危机暴发之前，至多止于这场波及一切领域特别是思想领域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大危机暴涨之时。张慰慈于1931年毅然弃学从政，时间点与这次大危机极值点非常“巧合”；或许从某个方面，可以推测出他对于以英美为代表的古典主义传统严重失望甚至的心理。
第二，学术上是政治学科学化第一阶段（“历史-比较主义”）转向第二阶段（“法律-制度主义”）的过渡初期。当张慰慈1917年回到中国后，美国为主导的政治学科学化有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拉斯韦尔swell)提出的政治科学思想,和紧接其后率先提出的政策科学思想，以及伯吉斯(J.W.Burgess)提出以自然科学办法来研究政治学等等政治学科学进程加快了，以量化分析、调查分析、数学模型为主体的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开始流行起来，即行为主义的政治科学与政策科学兴盛起来。张慰慈在美学习期间尚处于政治科学还没有完全成型但处于萌芽生长的重要时期。他在其论著中很多次提及了具有历史-比较主义后期特征的“”，并给予充分肯定。这主要是因为他在美国求学期间，正是历史-比较主义的政治科学研究范式处于最为鼎盛的状况。我们知道，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的学科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学科的开山之作《政治学》一书中通过对古希腊各城邦的政治制度进行梳理，系统性地对政治的轮廓进行描述与总结，并对政治科学的定义中也总结出一般学科中的“科学”界定方式。历史主义的观点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伴随着罗马将教定为国教一直到中世纪结束，教文化几乎占据了整个欧洲国家的思想意识领域，政治学坠入经院哲学。工业、启蒙运动促成产生了诸如历史-比较主义、法律-制度主义等新型科学思想。历史-比较主义确立于18世纪的意大利学者维柯，他在《新科学》中了笛卡尔的唯主义，恢复了科学主义的历史地位。而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主义便开始在欧洲的思想领域中占据主流地位，依据历史主义的观点开始发展出了诸如浪漫主义、黑格尔主义、等众多思想体系。的使得人们开始对社会现象演变过程开始有了新的认知。历史主义的观点为政治科学的发展在分析事物客观性上作出了贡献，促使政治科学研究过程中对研究对象的把握更为全面，从多种角度去分析研究对象，结合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性，在尊重事物规律的前提下，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和总结，从而为政治学科学化奠定了的基础。
与此同时，张慰慈留学美国期间也正是政治科学第二波浪潮即法律-制度主义兴起的初期。晚于张慰慈约十年之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时任大学政治学教授的钱端升1926年11月发表《政治学》一文,对政治学科学化的这一波浪潮曾作出注解。张慰慈早于钱端升十年接触到法律-制度主义的政治科学。我们知道，法律-制度主义在政治学科学化过程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法律-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是扎根于政体的组织结构或政治经济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惯例、规范等,它们包括规则、官僚标准的执行程序等,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行动主体。法律-制度主义为政治学科学化在自身理论的跟新方面提供了极大地帮助，通过对研究对象从历史、制度等多种方面的分析，可以使研究本身更全面系统。
第三，实践上是“恩赐制”与政党“分脏制”转向政治-行政二分法及其现代文官制度崛起的过渡期。张慰慈虽然在美国获得的政治学博士学位，但从现在我们流行的学科划分来看，在严格意义上他首先是一位公共管理学专家，而非我们当下意义上的政治学家。他在美国艾奥瓦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美国市政之委员制与经理制的历史与分析》，他回国后在大学就以此为蓝本编辑教材，在大学创立了市政科学，同时他于1925年9月整理由亚东图书馆正式出版《市政制度》，该著由胡适亲自作序。《市政制度》一经出版，即产生了积极的学术魅力与良好的社会影响。他的所学所著，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英美为代表的公共管理学范式大转折，即由古典公共管理学范式向着科层制范式的深刻转型。总体而言，具有鲜明实践性与操作性的行政管理与社会管理等事务，开始摆脱政治与政党政治甚至是政治的绝对控制，开始沿着现代文官制度的全新轨迹，了不同于以前任何国家任何世代的现代公共管理学的不归。也就是说，包括市政管理在内的现代公共管理，暗含了政治学科学化、化与实践化的内在本质特征，从而与纯粹经院哲学与政治哲学分道扬镳、分庭抗礼，并逐步演化出运行、完整系统的科学体系。从这个意义来说，张慰慈一经踏上赴美的道，即有幸会际并融入政治学科学化之中，奠定了他治学经世的政治科学与政策科学基础，浸染着从经验出发研究实际政治行政诸体制问题的政治学科学化之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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