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志书在篇目设置上应该将经济部类放到政治部类之后。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有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正如秧和瓜的关系，瓜作为果，它的质量如何取决于秧的生长状况一样。这样排列才符合中国地方志指导组《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中指出的“客观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时限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充分反映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为存史、资政、育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志书政治与经济部类排列顺序如何才更科学呢？南北两方为什么在志书部类排列顺序上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构形式呢？
从第一轮出版的志书结构体式来看，无论是大编、中编还是小编，北方地区编修的志书多数是按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排列的，而南方地区编修的志书其排列顺序是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物。虽然两种排列形式都有其排列的理由，但哪一种排列形式更加科学，衡量其唯一的标准应以哪一个更符合自然发展的规律为前提。下面试通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三个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结合的理论，即人类通过自己有目的劳动，借助于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这一自然规律，来证明部类排列的科学性。
列宁说：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列宁全集》第二卷第579页），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同第588页）。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由三个部分组成，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同第579页）。我们修志，在凡例中都明确地表示修志的旨是以马列主义、思想、理论和“”为指导思想，那么我们在篇目设置上该如何去体现这一指导思想呢？
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完全因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们要满足物质生活需要，就必须进行生产，也就是人们按照自己设想的目的，同自然做斗争，把自然界的东西改变成为适合于人们需要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只有把这三个要素结合起来，社会生产才能进行。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提出“有目的的活动”，阐述了人的劳动不同于动物本能的活动，是人们有意识地按照一定目的而进行的活动，是人们用自己制造的工具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人是生产活动的主体，人的劳动是生产活动的最基本要素，也就是说生产的第一要素是人的劳动。如果没有人的劳动，生产工具再先进，也是一堆物料，生产即无从谈起。自有人类以来，人的劳动力就是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只是随着新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运用，体力劳动的消耗逐渐减轻，脑力劳动越来越显示出重要作用。脑力劳动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有意识即“有目的的劳动”。
劳动对象作为生产的第二个要素，它包括两个类别：一类是自然，如天然水域中的生物、原始森林中的树木，山上的矿石，地下的资源，这些没有经过人类劳动加工过的天然物，都是在自然界自然生成的。一类是意识生产，如将棉花纺成纱，将铁钢，将种子播在地里而获取更多的粮食等，人们通过劳动，将自然界的原材料经过有目的的加工，使它变成某些新的材料。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劳动对象范围的扩大，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在不断发现自然界物体的许多新的有用的属性，而有意识地创造出某些新的材料，以加速劳动对象范围的扩大。
劳动资料作为生产的第三个要素，它起着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媒介作用，它是人们用来影响和改变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资料和物质条件。劳动资料，也就是劳动手段，其中最重要的要属生产工具。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志书的编纂。志书的编纂，首先要对所记述的事物进行基本的分类。而方志分类，就是要依据志述事物的不同属性或其它特征，把一个地区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一一，并分门别类地将这些事物科学地、系统地组织起来。志述事物的分类，是为了安排一部志书内容具体的组织形式，把志书要记述的诸事物的内容安排在一定的和空间，使志书成为一个排列有序、组织合理的有机整体。在志述事物基本分类的标准上，1998年颁发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要求“地方志的篇目设置，应合乎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实际……做到门类合理，归属得当，层次分明，排列有序”。自从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以来，按照“地、人、事”部类排列已是志书编纂约定俗成的规则，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观念。如浙江的《东阳县志》、四川的《万源县志》、河南巩义市的《白纱志》。这些志书都是先记建置、自然，接着记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如人口、人民生活、方言、习俗、人物。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编审王广才先生曾赞“这样的设置，不是一般的移动，而是方志工作者对人与自然、社会关系认识的深化，是方志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将此具体化为“地、人、事的关系，犹如舞台、演员、剧目的关系。按照这样的关系设置篇目，既符合客观实际，又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见《全国第二轮修志培训资料汇编》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2009年7月，《也谈县志的》，第42页）。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观点出发，我觉得“地、人、事”中“人”的范畴，应该包括制订“目的”的“人”，实施“目的”的“人”，为“目的”得以实现的“人”。的委员会、人民的，是人志的体现者，他以人民群众的最根本的利益为出发点，来制订各项政策并付诸于实施。党和的各个部门，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去开展各项工作的。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意识指导下去进行的。整个政治部类充当的应该是演员的角色，而剧目是必须通过演员的演技才能给观众一个明晰的来龙去脉的深刻印象。志书中的“地”，即自然地理、自然，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人”即生产的第一个要素，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也就是在“意识”指导下通过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进行的各项活动；“事”即是成就的事业，也即在实施“有目的”的进行中产生的效益。依据此逻辑，科学的排列应该是地理、政治、经济。也就是说，在自然地理的这个基础上，去确定自己的“目的”，然后才可以得以实现。实践证明，凡是线、方针和政策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要求，社会经济建设就得到迅速发展；凡是线、方针和政策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社会经济建设就遭挫折和失败。正如说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如果将经济部类移到政治部类之前，让读者首先看到的是经济发展，但是这个发展是如何来的呢?这种倒叙的笔法，不符合志书写作“平铺直叙”的体例。地理是基础、政治是意识、经济是效果，社会不正是按照这个规律去发展的吗？
我不是搞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政治经济学只是一知半解，站在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论志书部类的排列，在上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现在再回到目睹耳染的现实生活中，再让自然规律来说句客观的线年代，有一首在全国唱红的反映当时农民群众战胜自然灾害的乐观和走社会主义道的坚定信心的歌曲，叫做《社员都是向阳花》。其中有句歌词是：“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儿越甜，藤儿越壮瓜儿越大。”歌词不仅明确了藤和瓜的关系，而且认定了藤对瓜的作用。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有段唱词是：“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它告诉人们，“果”和“花”都是在不同的意识的指配下产生的另类。那么，政治和经济哪个是藤，哪个是瓜儿呢？哪个是树，哪个是果呢？二轮志述内容的上下时限，大致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30年来取得伟大成绩，都是在三中全会指导下获得的。没有三中全会作出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线”，就不可能成功，要展示以来取得的，首先必须记述三中全会作出的指导思想，非此，就了事物的发展规律。一部志书只有先记述政治部类，即思想、线、决策、决策实施，然后再记述经济部类，即效益、，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才不会使所记事物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志书“存史、资政、育人”三大功能，志书篇目设置应该顺乎其自然，应该给读者提供层次分明，彰显，渐次递进，顺理成章的可读性的志书。这样才符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中指出的“客观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时限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充分反映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为存史、资政、育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满清禁官2艳女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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