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认为肖江虹的总体创作“缺乏对生活的整体驾驭能力和深思熟虑的价值立场，因而视野不够开阔，缺乏一定的思想深度”也是不争的事实，故而对作品题材的拓展与思想内蕴的提升也成为其今后创作中需要重视的着力点。然而瑕不掩瑜，作为“70 后”作家中根植于乡土，紧密跟随时代发展的代表，我们有理由相信肖江虹今后的创作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风景画，“是进入乡土小说叙事空间的风景，它在被撷取被描绘中融入了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愫，从而构成乡土小说的文体形相，凸现为乡土小说所特有的审美特征”。而风景画始终是一众乡土文学大家聚焦与生发的“原乡”，正是由于对地方色彩苦心孤诣的开掘和生发，沈从文笔下满载“边城”风情的“湘西世界”至今仍令驰神往，废名笔下氤氲着诗情画意的“黄梅故乡”才能经久不衰，孙犁笔下菱歌荡漾的“白洋淀”方可历久弥新。毋庸讳言，乡土小说中风景画的描摹状写直接关系到作品地域属性的辨识度，也寄寓着作者的无限情感，正因如此，肖江虹对于风景画的剪裁可谓独具匠心，在钩沉贵州本土独具特色的物象的同时，他也在特定的风景意象建构中寄托了他的感喟与惆怅之情，从而勾勒出一卷“融苗乡于一炉，画黔贵于一幅”的贵州乡土的冷色调素描。
在肖江虹作品的风景画摹写中，他首先对风景画的色调进行了暗淡化处理。风景画，顾名思义，首先就是“以特有的自然形相呈现出某一地域的‘地方色彩’”，从福克纳凭借其 19 部长篇小说和 70 多篇短篇小说织构出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所独具异域情调的“南方色彩”，到马尔克斯塑造的亦真亦幻的“马孔多小镇”所囊括的南美印第安风景，以及巴尔扎克《喜剧》中的法国乡村风景，皆展现了作品的地域属性。而肖江虹作为在黔山贵水中成长至今的作家，其对贵州乡土的风景早已熟稔于心，正如他所言：“我从小在乡村长大，熟悉乡村生活，我是在乡村完成了自己心灵的原始构建。所以，当构思创作乡村题材的小说时，我的视角不自觉又回到了那片土地。”所以，在肖江虹的作品中，贵州乡村的独特风景就成为了他展现苗疆地域特色的载体，但是单纯的风景描写只能局囿于油画创作的“形似”阶段，而真正的“画神”之作必然要深入时代的肌理，从而建构起与时代相协调的风景色调。纵观乡土小说的发展，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写实小说作家的作品例如《故乡》、《祝福》，始终处于一种灰暗色调中，以凸显时代的压抑与乡村的落后，而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浪漫派作家的作品如《竹林的故事》、《浣衣母》、《桥》以及《边城》始终呈现出一种与当时社会并不相符合的温馨明丽的暖色调，从而表达了对于田园牧歌式的传统农业文明的期冀。而总体观之，肖江虹在作品中首先赋予了黔贵乡土风景一种介于传统灰暗色调与单纯暖色调之间的冷色调，风景画的冷色调处理与暗淡化表现，既是对云贵高原自然物候的写实，也是对当前中国乡村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隐喻和暗示。
风俗作为一种社会传统，是“创造于民间，流行于民间的具有世代相袭传承性事象（包括思想与行为）。而乡土小说的“风俗画”则特指乡土小说中“对乡风民俗的描写所构成的艺术画面”，由于民俗活动在长期的流传和递嬗过程中累积了民族文化的基因，传承了民族文化的，所以对于民俗的开掘成为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写实小说流派作家们国民劣根性、落后的传统的重要途径，意图达到疗救的效果。新时期以来，寻根文学的兴起则又为风俗画的勃兴注入了新的活力，李杭育、王润滋等作家在作品中充分开掘了寄寓民族文化、饱含地方色彩的乡风民俗。新世纪以来，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和现代城市文明的无限扩张导致了以民俗为代表的“村庄的传统文化结构已经在不断涌现的新质文化冲击下，日益破碎，在分崩离析的文化碎片中昨日农耕文明的面影只能依稀辨识”。而作为云贵高原的构成部分，贵州乡土的乡风民俗始终保持着其种类的多样性，但是其仍难以规避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的命运，而苗疆民俗的原始性与神秘性却可能会其与现代文明的冲突。这一切就成为了肖江虹表现风俗画在乡土小说中时代境遇的载体。首先，自《百鸟朝凤》开始，肖江虹就将目光集中在乡村传统文化与民俗技艺的变迁中。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唢呐匠游天鸣，抑或是蛊师王昌林，傩师秦安顺，还是攀岩师傅来辛苦，他们都有着一个独一无二却无可奈何的定语——“最后一个”，作者对于渐行渐远的民俗技艺的惋惜态度不言自明。与此同时，肖江虹对于传统乡风民俗中仍存留于当下却被遮蔽的陋俗进行了钩沉。而无论是“最后一个”匠人的孤寂落寞，抑或是仍存留于乡土的蛮俗，皆稀释了乡土小说中“风俗画”的浓度。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有言：“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是‘土地’”。概而观之，在五千年农业文明的氤氲和浸润下，“农业中国”已不啻于“乡土中国”的代名词，而土地，作为农业中国的根基与本源，其重要性在五千年的历史演进中渐次被上升到了与农民的生命等量齐观的高度。在不同时期的乡土小说中，对于土地问题的探讨可谓不绝如缕：无论是丁玲和周立波聚焦于伟大的土改运动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还是柳青关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创业史》，抑或是遥涉及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平凡的世界》，以及关仁山关注土地流转的《麦河》，都把土地问题作为一个关乎国计民生和家国命脉的崇高命题进行探讨。要言之，中国乡村的最本质特征与建构的基础正是承载着无数农民安身立命乃至发家致富梦想的土地。而在当下我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提速，工业取代农业、城市扩展逐渐蚕食乡村土地的过程中，广大作家在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中对于土地问题的关注可谓蔚为大观。无论是工业发展对土地的污染，抑或是城市化拓展对于土地的挤占，皆是乡土小说阐发的重要基点。而肖江虹则另辟蹊径，将视线统一集中于青壮年劳动力潮涌向城市后，青年一代在高度认可城市文明的同时却从情感上彻底弃置了“地之子”的身份，乡村的耕地则由于无人耕种出现了被大量抛荒的时代窘境。
在肖江虹的作品中，乡村的“地之子”们首先在上对土地产生了割裂，这就导致了大量外出务工青年在将传统农业生产的收入与进城打工的收益进行比对后对土地的弃绝。而肖江虹以当代“地之子”的身份为“田园将芜，胡不归”写下了“去乡村化”时代的注释。《百鸟朝凤》中，老马家的四个儿子是村里最早抛弃土地进城打工群体的一部分，中国的大城市几乎都留下过他们的足迹。正因如此，老马家在村里率先盖起了楼房，
最先拥有了轿车。而当老马去世后，葬礼上的老窖酒，成条散发的香烟，以及高价请来的城市乐队彻底打破了乡土的，也让村民们更加了土地的生产是永远无法与进城打工的收益相提并论的。老马家生活质量的飞升已经使村民们艳羡不已，而即便是没有进城的毛长生，在抛弃土地转而经营起砖厂后，也从“小毛”跃升为“毛老板”，实现了社会地位的飞升和成就感的满足。在一系列离开土地致富先例的下，游天鸣的堂妹竟然和人私奔到了深圳打工，在寄回的信中，秀芝告诉父母每个月打工的钱可以买上半扇猪，远非种地的收益可以相比，因为在村里只有过节才能吃上一次新鲜肉。秀芝所代表的传统农民的已厘清农业种植与工业生产的收益差距，所以对于土地的弃置无可。
村庄是建构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空间单位，而乡村的男女老幼则是乡村空间的与灵魂。新世纪以降，伴随着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对于农村劳动力的需求日渐加大，而当乡村的传统产业无法满足村民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后，青壮年劳动力离乡进城就会成为时代的必然，乡村的“劳力了，剩下的全部是老弱病残”。空心村的增加与土地的抛荒只是“去乡村化”的冰山一角，而大批留守者在困境中的挣扎则引起了更多的关注，以至于有的学者坦言：“在中国当代发展的情景下，农村成为她们想要和逃离的场，而不是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空间、做‘人’的空间是城市”。的关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政策层面的倾斜都在意图解决乡村的留守问题，但是，留守大军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增无减却是难以逆转的事实，乡村的留守问题已经成为了时代的终极之问。而肖江虹在关注这一问题时将重心集中在乡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家乡后，被动留守在乡村的女性、儿童和老人。尽管留守女性、留守儿童以及留守老人的问题在众多作家笔下已经被反复言说，但是肖江虹却没有刻意去放大留守者的，而是通过对于乡村留守者日常百态的细节描摹深入到留守者的内心世界从而呈现其的孤独与内心的挣扎，同时为留守者贮存了最本初的，在乡土的日常百态中营构出留守者的惆怅与无奈。
留守者的无奈首先展现在留守女性的生活中。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着妻子、母亲以及儿媳等多重角色，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与此同时，在传统的文化中，对于女性的要求也多于男性。当丈夫进城务工后，家庭的重担将成为女性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截至 2010 年底,我国已有 4700 万留守妇女”，可以想见，如此庞大的留守女性群体，其问题也是多样的，肖江虹在作品中就对这一群体的困境进行了。
城市在传统意义上代表着先进与文明，但是在普通农民的观念中，也许的压力要远远大于文化的吸引力。正因如此，农民进城的首要任务是获得相较于农村更加丰富的工作机会，从而有效地改善其生活条件，进而才会衍生出更高层次的追求。故而，进城打工已经成为了当前众多农民改变生活乃至命运的重要途径。而从农民工数量的急遽增长则可以窥见当前农民进城的时代面貌：“1989 年民起,百万民工下广州,到 1996 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人数有 7000 万人,其中到城镇打工的人数约有 5000 万人。农村乡镇企业职工人数达到 1.35 亿人,占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30%”。然而广大进城农民囿于知识与技术的匮乏，所从事的只能是社会最底层的体力劳动甚至沦为乞讨者。肖江虹在关注进城农民的状态时，首先将目光汇聚在这群“双重边缘人”最基本的就业问题上，从进城者择业范围的局限以及进城者就业后所面临的艰辛全方位了进城农民“双重边缘人”的困境。
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曾经对于“边缘人”这一概念做出过界定：“‘边缘人’是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处于群体之间的人”②，事实上，如果农民进城后无法获得社会的认可，必然会被城市边缘化，尽管如此，在农民的眼中，进城始终是改变生活乃至命运的第一选择，而许多进城农民本身也怀揣着实现价值乃至改变命运的梦想。然而农民进城后首先要解决的正是自己的问题，但是由于进城农民文化知识的匮乏以及技术能力的欠缺，导致了进城农民作为城市的“边缘人”只能从事不需要知识与技术的体力劳动。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任何一名作家只有紧密关注时代的动态，将自己的创作与时代的发展相融合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肖江虹作为“70 后”作家的代表，他在当前中国乡村所面临的“去乡村化”发展趋势的过程中体察变化，用自己的创作展现了农村与农民的时代风貌。在作品中，无论是贵州乡村风景和风俗逐渐暗淡与消解，抑或是传统乡村中土地的逐渐抛荒，留守者所面临的压力以及以乡规民约为代表的传统伦理约束力的削弱乃至消失，以及为了而进城的农民们在城市中的困境，身份困惑以及扭曲的时代问题，肖江虹都进行了深刻发掘。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才具备了介入时代的鲜活生命力与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