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中文系戴燕教授是1978年春进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她从二年级开始上中国文学通史课。“那是两年的基础课，分时段教学，老师们大多讲自己的教材。”
不止一次听哈佛大学的王德威、宇文所安教授说起在美国，已经没有文学史课，而在我们这里，文学史课雷打不动几十年，中文系同学一上就是三、四个学期，说起来不可思议。今天是文学史的第一课，我知道它很重要，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到大家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看法，这么一想，倒有点不知从何说起。还是先讲一讲我自己学习文学史的经历吧。
我是1978年春进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也是在二年级开始上中国文学通史课，那是两年的基础课，分时段教学，老师们大多讲自己的教材。参考书方面，一个是北大游国恩、中大王季思、山大萧涤非和教过我们的费振刚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个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1979年初重印，我们正好赶上。参考书里还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不是“文革”中间修改过的，是以前的版本。当然，北大中国文学教研室编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和朱东润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是必读，还有王力《古代汉语》里面的“古汉语通论”，它们介绍学习古汉语的各种常识，像诗词格律就讲得深入浅出，这部分内容现已单独抽出来变成一本《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因为这个课，当时还摸了不少书，印象比较深的有如游国恩的《先秦文学》、作家出版社编的《楚辞研究论文集》、王伯祥的《史记选》、鲁迅的《古小说钩沉》、社科院文学所编的《唐诗选》、汪辟疆的《唐人小说校录》、钱锺书的《宋诗选注》、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胡云翼的《宋词选注》、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凌景诞的《董解元西厢记》、王国维的《录鬼簿校注》、张友鹤的《聊斋志异会注会评》等等，一开始都是泛览，囫囵吞枣，以后慢慢发现不但都记住，而且非常有用。
两种1960年代初出版的文学史以及刘大杰的文学史当年公认最好，今天来看，仍有其长处，让我来举例说明。这里暂且只讲科学院文学史，领衔编写这套文学史的是余冠英、钱锺书和范宁。第一个例子是看它怎么样讲孔子。三十多年前，一般人对孔子还没有什么好印象，因为“文革”后期批林批孔，有本由巴金撰文、贺友直绘画的小人书叫《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一度流行，那里面把《春秋》说成孔子留下的历史变天账，把《论语》说成孔子的反动言论集。我们那时上中国哲学史课，读到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里面也写着孔子代表的是没落的与新兴封建势力对抗的奴隶主阶级，他的政治理想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方向背道而驰。那时对孔子基本上是这样的印象。可是，这部文学史有一节讲《论语》，它前面介绍孔子的生平，也还是用了那个年代流行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及语言，称孔子鼓吹的“仁”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人、博施于民能济众这一套，“都是剥削统治阶级欺骗和麻醉人民的言论”，然而接下来它说孔子聚众讲学、有教无类，是把知识传播到广大社会中去，已经有点褒意了，它又说《论语》里面写出来的孔子，是“一个思想深沉、举止端方的大哲学家、教育家的形象”，这一下子就把孔子的形象扭转过来了。
第二个例子是杜甫。那些年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喜欢“三李”，不喜欢老杜，他说杜甫是个小地主，写的诗都是政治诗而又哭哭啼啼的。郭沫若在1972年出版的《李白与杜甫》，扬李贬杜的倾向就很明显，他认为李白的性格和诗歌都富于平民性，杜甫却“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这是揭了杜甫的“老底”。可是，这部文学史讲到杜甫时，虽然确定他是一个“儒家思想的信奉者”，但它指出儒家思想中也有民贵君轻、匡时济世的一面，就是这一面引导着杜甫忧国忧民、感时伤事，只不过由于阶级的、时代的局限，“封建主义的伦理纲常特别是封建帝王仍然是他精神上的最高主宰”，使他不能分辨“忠君”与“爱国”之不同，不能彻底变成自己阶级的贰臣逆子。这一分析可能还有过去意识形态的痕迹，然而指出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杜甫是有两面的，讲得非常中肯。它分析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形容这首诗“一气贯注，奔流直下，不仅是从它的每一个形象里奔跳出喜悦的感情，而且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像春天的旋舞曲似的飞转着轻快的旋律”，既贴切又富有现代感，是相当不错的文学解读，也能让人一下就记住这首诗。
十几年后，我在京都大学对面的旧书店偶然买到一本久保得二的《中国（支那）文学史》，它是1903年出版的早稻田大学教材。起初我并不知道久保得二在日本学界大名鼎鼎，还做过台湾大学中文系的首任教授，我是被他将中国文化置于与欧洲、印度文化的比较当中，又从文化讲到国民性、从国民性讲到文学的思路吸引住的。国民性的说法并不稀奇，1980年代“文化热”时，这是谈得最多的题目，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更是早就耳熟能详的，但是用国民性来推导中国文学的特质，在我们的文学史里还是罕见，这让我颇有点惊讶。久保得二说中国人偏于现实、重视现世，缺乏理想和想象力，有排他的、崇古的习性，中国文学因而为教训的、保守的、拟古的、形式的、虚饰的，这些我以前都不曾读到，我们的文学史往往都是以亲切的口吻称呼“我国文学”如何如何，都是赞颂备至，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叙述。
这部文学史对孔子和杜甫也没有那么多褒扬。它说孔子是深刻的哲学家、道德楷模、文献学家，政治上却很失败，他不承认文学是独立的，以美与善之和谐为艺术的最高境界，他的诗论妨碍了纯文学的发达，也阻止了后来中国文学的进步。它又说杜甫是一个入世的、讲义气的北方人，旷放而不自检，好高论天下事，唯有每饭不忘君的罕见忠诚，思君忧国，因而也褊狭躁急、愤懑不平，时常在作品里悲时事、哭自己，表现社会的纷乱，故有“诗史”之称号。它对孔子和杜甫不但评价不高，分析得也有些漫不经心。
从久保得二起，我后来读了古城贞吉以下很多日本学者写的中国文学史，从明治到昭和，一点点捋下来，就发现中国人讲中国文学史，开头是跟日本学的。这样去读在中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文学史，也就是1904年林传甲为京师大学堂师范班编的《中国文学史》，就很有意思了。这本文学史，我好多年前专门写文章介绍过它，它完全是一个年轻人“临时抱佛脚”编的急就章教材，所以，第一它宣称“我中国文学为国民教育之根本”，以此说明对文学史的需求很急切；第二它毫不讳言自己参考了日本人的书；第三它交待应公共科和分类科的要求，要讲历代源流义法，还要练习各体文字，于是有“篆籀音义之变迁，经史子集之文体，汉魏唐宋之家法”这样的内容。今天回过头去看，这部文学史实在奇特，好像面面俱到，却又丢三落四，不过是仅仅讲了个文章学，别提小说戏曲，连诗歌也是七零八落。
它也讲到孔子，它说汉唐以来，孔子至圣、为万世师表已成定论，可最近却有些“颇谬于圣人”的议论，《论语》里“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话，也因不明古训而“为外教所排击”，这句话的本意是“孔子殆伤民智之难开，并非若秦政之愚黔首矣”。对孔子的回护溢于言表。它本来不怎么谈诗，但是也称“李杜起而诗律一变”，青莲尽其工、工部大其体，又说到“万方多难，不有以鼓吹之，则民心将不知有国矣”，“韩柳李杜，岂仅自悲其身世哉，所遇者奇，而诗文所流露者亦奇”，对杜甫肯定居多。它最后论及当世，甚至说日本明治维新，一般人以为“黜汉学而罪欧化”，可是如果去读日本战争文学、走卒下士所为诗歌，“或奇崛如李，或雄健如杜”，便会有“中国辞章之士，苟读之而愧奋，中国庶几中兴乎”的感叹。这表明他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极为倾慕，他写文学史效仿的就是早稻田大学的笹川种郎，可是他也并不是亦步亦趋、照单全收，孔子至圣先师的地位仍不可动摇，李杜仍是文学上的最高典范。
那个时代，讲文学史的人很多都照搬日本汉学家写的中国文学史，如发行很广的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如作为东南大学教材的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顾实的书在好些地方，如讲南北文学之差异、讲孔子和李杜，都与久保得二如出一辙，它还说孔子是北方思想的开山，文学上并不值得崇拜，因为孔子不懂文学真正的性质，其主张是诗要有美与善的结合、诗要用来做教育，都是不知文学为何物，偏偏对中国的诗论影响极深。
在这样一个气氛下面，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就起到一个特别关键的作用。胡适立足于国语的、白话的立场，用当时新兴的文学观念，可以说是把中国古代文学来了一个大疏通。他的这个讲义，开始是为一个国语讲习班作的，有人根据现场讲演记录下来，题目叫做《国语文学史大要》，那里面是把《诗经》《楚辞》、杜甫和李白的诗都当成白话作品来讲的。后来据以改编成《国语文学史》，最后以《白话文学史》为名出版，主要保留了汉唐这一大块。这部文学史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它本身就用白话写下来。
《白话文学史》既是从汉代讲起，那么关于孔子，就要去看胡适稍早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意思的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于“中国哲学发生时代”一节，引了很多《诗经》里的诗，用来说明当时的政治之黑暗、贫富之不均，导致社会上产生忧时的、厌世的、乐天安命的、纵欲自恣等各种各样的思潮，老子、孔子都是思想界革命的种子。它说孔子本来有志于政治改良，因时势不合，遂专心教育，子路称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活写出一个孳孳恳恳终身不倦的志士。孔子要改良社会，“仁”是他理想的人道，君子为他心目中人生的模范，礼乐为他用作培养道德的利器，他主张“礼让为国”、国中弦歌不辍，故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寓文学于美术观念，是一个气象阔大的人。对孔子的这些评价，是不是有点夫子自道的意思？而这是与日本汉学家又或顾实等人看法不同的。《白话文学史》讲到杜甫也很有意思，因为杜甫“晚节渐于诗律细”，一般评价杜诗，都必要说他的律诗成就很高，然而白话诗的提倡恰恰要打破格律，怎么能给杜甫那么大篇幅？《白话文学史》讲杜甫，突出的是两点，一是他的写实，称其为八世纪中叶以后写实文学的创始人，二是他的诙谐，主要表现在那些信手拈来、滑稽风趣的绝句里。说写实容易理解，因写实才能称得上“诗史”，可为什么要强调杜诗的诙谐呢？原来“白话诗从打油诗来”，这就拐到白话诗上了。像“三吏”、“三别”这样的，又可谓故事诗。既写实，又是白话，还在叙事，胡适最看重的三个白话文学要素，杜诗兼而有之。
胡适以后，很多人都学他的方法讲文学史，不再盲从古人对于文学的看法，同时吸收很多新的考订和研究成果，再前前后后把文学史从先秦到清代补足，这样形成了一个文学史的主流，直到1950年代。上面讲到1970年代末我念大学时读的那两套文学史，也是这一潮流里的成果，这两套书现在仍有重印。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这部文学史的中译本问世后有不少评论，有赞有弹，我自己也有评论发表，大的方面就不去说了，单看它怎样写孔子和杜甫。它称赞孔子为学问、容止、道德俱佳的君子，“是深刻自省之人，是个性谦恭与道德权威的典范”，也不会“为了换取政治影响而对自己的道德原则有所妥协”，而他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表现在他的文质平衡论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修辞理论，他对《诗经》的编订也使诗歌有了在古代中国文学里的首席地位，他的崇古则发展为中国中古诗歌的一个主题，等等，它在孔子身上用的这些溢美之词，不仅在文学史里前所未有，有的可以说都超出了孔子本人的言行与影响。然而说到杜甫，它却异常克制，只是淡淡地提到杜诗里有些无人可及的细节，恰与重大政治事件交织，这使杜甫赢得了“诗史”之名，但晚期住在成都的杜甫却是与世隔绝，他的诗里有理想主义，也有温和的自嘲。它大概有意将杜甫其人与其诗区分开来，所以说杜甫是用诗歌建构了自己的生活，这些诗最终将一个失意的小诗人，变成了中国文学传统中最有名的诗人和人格。
对孔子、杜甫的描述及评价，在文学史里只占很小很小一部分，以此为例来看整个文学史，自然是以管窥天、以锥刺地，但是就这一小部分也已经显示出这么大的差异，说明文学史始终是变化的，变化的是文学观念、检讨文学史的方法、对作品的解读以及据以批评的立场。但是文学史也有它不变的地方，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和一些固定的常识，是很久以来形成的，比如它始终要选择《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作为每个时代之主流的作品、文体，它始终也不能缺少孔子、杜甫、关汉卿、曹雪芹等等具有典范意义的人物。也正是由于这些不变的内容，让文学史有了一定稳定性和延续性，无论意识形态、研究风气怎样变化，它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独立的、不变的，这些也是我们文学史课最重要的内容。所以这个课，除了基本资料，你可以选任何一种文学史作为参考。(原标题：在北大上中国文学史课：先默默读完这19本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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