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对郭沫若、创造社等颇有研究，近年来主要对《郭沫若全集》之外散佚的大量作品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现代文学研究要再从“基础”做起《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未来这一领域研究的增长点有哪些？构建现代文学研究学术规范《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存在“非学术化”的倾向，需要重建学术规范，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文献整理系郭沫若研究首要任务《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郭沫若及其作品颇有研究，如今有学者提出，近几年郭沫若研究呈现突而不破的现象，对此您如何看待？
魏建，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学术带头人，对郭沫若、创造社等颇有研究，近年来主要对《郭沫若全集》之外散佚的大量作品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日前，围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等问题，记者采访了魏建教授。魏建：现代文学研究要再从“基础”做起
魏建：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历程大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界在完成学科重建的同时，积极五四运动的启蒙，这一时期的研究热闹非凡。第二个时期是1992年后的十几年。不甘边缘化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更多关注人文学术热点，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第三个时期是最近几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非但不像第一个时期那般热闹，也不如第二个时期的研究“热点”多了。
如今很多研究者慨叹现代文学研究风光不再，而我认为这非但不是坏事，反而是该学科的幸事。因为这个学科历史短、底子薄，又不间断地“种着人家的田，荒了自己的地”：现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多探讨与现代史的关系，80年代以来又大谈与现代思想史的关系，唯独很少认真研究现代文学史本身。因此，此前的“热”并不正常，当前“冷”下来正好能让研究者回到学术本身，回到现代文学自身，做好此前未认真做好的学科基础建设工作。
至于未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增长点有哪些，我不敢预测，但我敢说，当前的增长点不是在高处增砖添瓦，而是再从“基础”做起。回到起点，重新出发。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存在“非学术化”的倾向，需要重建学术规范，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魏建：所谓学术规范，应是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制定的有关学术活动的基本准则。可是，现代文学研究界至今也没有几条的学术“基本准则”。比如，其他历史研究学科梦见假牙掉了都不敢轻视文献史料的研究，但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许多学者对文献史料的重视程度就比较欠缺，也就是说，连“历史研究要从文献史料做起”这样基本的学术，在现代文学研究界都没有形成共识。
再比如，究竟什么是学术论文？在现代文学研究界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一些人把读后感当成学术论文了。这类文章的作者习惯于从某种预设开始，不知道论文在立论上不得主观臆造；习惯于自说自话，不知道论文必须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以最充分、确凿有力的论据作为立论的支撑；习惯于信马由缰，不知道论文在论证时必须经过周密思考和严谨论证。对于这类文章的作者来说，做学问是很容易的事，但其研究的科学性就要令人怀疑了。
再往大处说，在一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那里，学术研究的目的也是没有“基本准则”的。他们满足于自己所追求的“新”或“深”，却不知学术研究无论有多少目的，都应以求“真”为前提。离开了“真”，“新”若，“深”则故弄玄虚。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郭沫若及其作品颇有研究，如今有学者提出，近几年郭沫若研究呈现突而不破的现象，对此您如何看待？
魏建：郭沫若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大致相同，比如“基础”工作远没有做好。首先是《郭沫若全集》不全，其中文学编遗漏的作品最多。我长期致力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佚作的搜集和整理。按照《郭沫若全集》原有的体例，文学编遗漏的作品还可以再编10卷以上。这还不包括难以搜全的书信和500万字左右的翻译。这些佚作由于缺乏汇总和整理，多数无人知晓。因此，当前郭沫若研究的首要问题就是重新编纂《郭沫若全集》。
其次是对作品的校勘。郭沫若作品在再次发表、结集和再结集时，作者大都做了修改，大量作品版本差别很大，但郭沫若本人几乎从不注明做过修改，使许多研究者由此得出“时间穿越”的错误结论。因此，把郭沫若所有修改作品弄个水落石出，其意义绝不限于提供可靠文献本身和认识郭沫若本人，他在不同时代的作品改动样态组成了一部时间漫长、内涵丰富的现代中国“另类”文献谱系。
再次是对郭沫若的评价问题。郭沫若逝世后，学术界对其认识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常常呈现截然相反的“两极评价”。“两极评价”现象同样出学术规范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主观性和片面性影响了学术评价的科学立场；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影响了学术评价的科学态度；割裂个体与历史的联系也影响了学术评价的科学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