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中国领导文艺发展的百年，是一个不断探索、发展、创造、超越和完善的过程，显示了我们党的卓越智慧与艺术能力生成。党在领导文艺工作中始终，走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道，正确处理与文艺的关系，积极探索创新，在文艺、平台、领导方式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成为新时代党领导文艺、坚定“四个自信”的历史依据。今后的文艺领导工作应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制度、、方法等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重铸新的历史辉煌。
在中国百年奋斗历程中，有两条战线至为重要：在党的领导下，一是军事战线成绩突出，二是文艺战线卓有成效。长期以来，对于第一条战线研究得较多较好，对于第二条战线研究得却不够充分。其实，党领导文艺的作用不可低估，它对于中国、建设、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其成功经验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正值中国成立百年之际，思考和研讨中国领导文艺的理论、方法、径及其智慧，不论对于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中国领导文艺的百年发展，是与国家共命运、人民同甘苦、时代齐发展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进步文艺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与中国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也与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的道、人民文艺的发展方向密不可分。与历史上其他时期不同，百年来中国领导的文艺性质和实质都已发生根本变化，可以说，为人民大众书写，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创作导向，成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最重要原则。这既与我们党的旨有关，也与党领导文艺的观念和方法有关，还与党对文艺的特殊和具体要求有关。这是一个不断演进、发展和提升的过程，也是一种革新和历史性进步的进程。回望中国领导文艺发展所走过的道，将会对中国在文艺领导上的正确性、先进性形成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在中国古代，文艺是为阶级服务的，其表现对象和审美趣味也主要立足于阶层。然而，这一数千年的文艺秩序最终被中国打破。中国领导文艺将重心转到上来，将专门替者服务的文艺变为人民自己的文艺，让广大劳动人民能参与文艺创造，使文艺服务于人民。
五四时期，文艺界“平民文学”的口号喊得山响，但在广大劳动人民被了受教育的、无法进入文艺作品的情况下，这种“平民文学”的口号很难真正实现。早期中国人意识到上述局限，极力要求文艺作品表现的悲惨境遇，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发声，并呼吁作家“到民间去”，做“进煤窿的文学家”。这可谓人在文艺领域的初心，是人“人民文艺”“文艺人民性”思想的早期体现。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让文艺脱离工农群众的情形彻底改观。从理论上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提出“大众文艺”“大众文学”的口号，并赋予这些概念具体的社会性、阶级性内涵——“大众文艺”“大众文学”专指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文艺。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是文艺家是否愿意为人民群众写作的立场和态度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领导下的文艺必须“”，明确指出“人民”的具体对象就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在中国领导下，苏区和解放区文艺在实践上解决了党领导文艺、文艺的方向问题，使“五四”以降的新文艺运动方向发生了质的改变和飞跃，这种飞跃体现为人体地位的确立。苏区和解放区人体地位变化在文艺领域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工农大众成为文艺活动的主要对象。在中国历史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群众一直没有社会地位，在生活上受歧视，所以很难进入文艺的表现空间，即使偶尔出现也是作为被与被损害者。中国领导劳动群众翻身做了主人，社会地位发生剧变，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翻天覆地。基于此，党领导的文艺将工农大众作为主要表现对象，成为作品的核心力量。二是工农大众在文艺作品中获得了真正的主体性。以解放区文艺作品为例，小二黑、喜儿、王贵、李香香等底层人物不仅成为文艺作品和舞台的主角，改变了被与被损害的身份，而且还以主体性人格得以呈现。应该说，让工农兵成为文艺真正的主人并获得主体性，彻底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文艺的叙事伦理。三是工农大众作为创作主体成为文艺的一支新军，出现了“写群众、群众写”的新现象。所谓“写群众”，是指文艺创作的对象和内容都是工农大众自己的生活，从内容到形式再到人物和语言都是人民群众自己熟悉和喜爱的。所谓“群众写”，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文艺创作和表演，从工农兵中培养、发现创作和表演人才，赵树理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在斗争年月，由群众参与创作和表演的文艺作品，生活上紧接地气，立场上具有鲜明的党性和阶级性，了先进的思想文化，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巩固了苏区和解放区，成为领导下的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最高领导人一直关心文艺发展方向、关注文艺发展中的人民性问题。先后两次对戏曲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情况提出，指出社会主义文艺的表现对象应是人民群众及其生活，自此文艺出现大力塑造和表现工农兵形象的热潮。老舍的《茶馆》《龙须沟》等作品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收获，他因此也被称为“人民艺术家”。
初期，提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的主张，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文艺活动中“继续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之后，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使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需求得到满足”。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该时期的“人民”范畴比以往更宽泛，内涵更丰富，反映了“为人民写作”的开拓与发展。
进入新时代，习总多次强调，党的根本旨是全心全意，文艺的根本旨也是为人民创作，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并文艺家，在创作和表演时要心系人民，因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声。”他还殷切要求文艺工作者“、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就给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人民性、创造人民性文艺指明了努力方向。习总嘱托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突破当下有高原而无高峰的创作局限，这是新时代关于文艺人民性的更高要求和重新定位，精品意识与经典意识较以前明显增强。
人体地位的逐步确立以及人民性文艺的不断创新，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文艺观，这是中国数千年审美的重大突破和大胆创新。然而，毋庸讳言，某些时候，特别是市场经济以来，一些文艺家为了标新立异，在创作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崇高、价值中立、美丑，还有脱离现实国情，这势必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因此，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服务于人民，用优秀的文艺人民，为人民发声，努力创作出让人民喜欢和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
中国在领导文艺发展过程中，从文艺理论、文学到创作实践，全面实事求是原则，力图走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
中国成立初期，瞿秋白通过翻译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高尔基等人的文艺论著，撰写论文，给左翼作家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纠正他们在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乃至错误。鲁迅大量翻译介绍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中国化作出积极努力和突出贡献。在瞿秋白、鲁迅等的影响下，左翼作家不同程度克服了自身的创作缺陷，并通过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对的“文化围剿”进行反击，其标志性是“文艺理论小丛书”“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和“文艺理论丛书”等理论丛书。此外，“左联”还组织译介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外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艺著述，这为我们党领导文艺确立了指导思想，提供了组织保障，准备了理论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从此开始到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中国领导的文艺从理论到创作实践都获得创新性发展。反对“本本主义”“言必称希腊”的主义文风，于1938年10月创造性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命题，主张文艺作品应该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先后发起“文艺大众化”“民族形式”“与”“现实主义”等问题讨论，深化了人们对文艺的哲学理解，推进了人们对文艺价值功能的认识。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领域得到比较广泛深化的阶段和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艺理论的全面形成和集中体现是在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讲话不仅总结概括了中国新文学发展规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学观，还对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典型塑造、民族文化、文艺遗产、标准等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体现了中国人在新主义时期对文艺性质和意义的理解认知，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标志性，“是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它“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正是在这一讲话下，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文艺工作者通过深入中国社会特别是底层生活，写出不少文艺作品。如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丁玲和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暴风骤雨》等优秀作品，成为此时期中国领导新文艺发展的代表性作品。
以来，中国的文艺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上又迎来了新的理论篇章。如初期，研究马列文论和文艺思想的文章很多，结合实际、以辩证思维进行创作的文艺作品也不在少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推进和。其突出特点是，文艺工作者打破了各种，以、、创造的姿态将马克思主义与的中国现实相结合，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深度掘进，就像遥的《平凡的世界》所做的那样，成为一个时代文艺创新发展的标志。
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突出和得到彰显。2014年10月15日，习总在组织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以21世纪的中国社会为现实根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理论底色，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从文艺的文化目标、创作目标、创作导向、价值目标、领导措施等方面对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进行深刻论述。习总《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习总又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习关于文艺的系列重要论述，为中国在新时代的文艺领导工作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指导纲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一些优秀作品从各自领域展示了新时代中国文化软实力，成为中国成功领导文艺的艺术符号。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文艺与的关系密切而复杂，因此，正确处理文艺与的关系，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指导下，中国百年领导文艺，围绕文艺与的关系积极探索，经历了一个逐渐、不断发展、愈加辩证的过程。
在中国成立之初，文艺与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党对文艺领导权的重视。中国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李大钊、邓中夏等，在1923年和1924年均从不同角度对运动的领导权进行理论探讨。1925年，在“四大”上，党对文化领导权达成共识，一致认为党在思想领域要“立在的指导地位”。1926年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的中央报告、 1927年“五大”通过的中国问题议案， 也都特别强调党在事业中必须掌握文化领导权。1929年，中央决定在中央宣传部下设“文化工作委员会”， 专门领导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工作，在配合工农运动以及军事武装斗争方面发挥作用。
早期人之所以强调党对文艺的领导权，是因为他们深知文艺在思想中具有特殊功效，文艺作品能以潜移默化方式移风易俗、改变。他们竭力通过文艺作品、理论、等传输主义思想，在广大间形成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社会生活的阶级共同体。1924—1929年间的“文学”探讨，就是这一认知结果。此间，恽代英、沈、蒋光赤、沈雁冰、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彭康、林伯修等人围绕“文学”概念撰写专题文学论文，成为文坛备受注目、具有话陈廷敬的后人语意义的“文学事件”。参与“文学”讨论的上述理论家都是文艺领导干部，他们要求文艺家服务，了解并表现的社会境遇，这可谓人“人民文艺”或曰“文艺人民性”思想的早期体现。“文学”后期的理论文章皆以认识论的反映论为基础，把文艺定性为阶级社会上层建筑的“意德沃罗基”（意识形态），且认为这一认识是毋庸置疑的真理。这一结论明确向了中国在文艺领域的社会立场与价值旨趣。但是，在这一时期，过于强调文艺为服务，用分析代替艺术分析，相对忽视文艺自身的规律特点和审美特性，某种程度上还不能辩证理解文艺与的关系。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文艺必须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文艺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如何搞好文艺工作、文艺应采用什么样的标准，其核心是文艺与的关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党性原则出发，要求文艺家坚守“文艺是从属于的”“文艺服从于”的艺术，甘作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服从党在一定时期内所的任务”。“一定时期”这一表述说明，“文艺服从于”这一命题具有时间意义的阶段性和权宜性，郭沫若正是在此意义上说的讲话“有经有权”，被引为知音。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党领导文艺在强调文艺的性与社会性的同时，比较重视文艺的审美性与艺术性，尊重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注意给文艺家以充分的创作，保障文艺健康发展。给文艺家以创作，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贯传统。马克思指出，人们既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同样的芳香，就不能要求文艺家的创作只能有一种类型的存在形式。列宁则强调在党的文艺事业中必须尊重和文艺家的创作个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曾文艺领导部门，要注意文艺问题的特殊性。新中国成立后，深谙文艺特点的多次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主张文艺管理要发扬艺术，给文艺家提供宽松的创作，反对“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这一思想在高层达成共识，此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等都在相关的文艺讲话中强调，宣传部门要在管理工作中发扬艺术，制定宽松的文艺政策，营造宽松的创作，从而保障文艺家的创作和，这些思想成为社会主义文艺健康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
在“双百”方针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党的，“运用文学艺术的力量来鼓舞人民建设和斗争的热情，培养主义的理想”，打造文艺精品，涌现出不少优秀之作。这主要包括：曲波体现英雄主义的《林海雪原》、杨沫书写知识成长的《青春之歌》、王蒙表现学生生活的《青春》、梁斌反映农民斗争生活的《红旗谱》、柳青突出农民建设生活的《创业史》、茹志鹃讴歌人性之美的《百合花》等。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成为歌唱新社会新生活的诗歌代表作，杨朔、秦牧、刘白羽被称为为祖国歌唱的散文三大家，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为报告文学高峰之作。这些数量众多、艺术精湛的优秀作品是党在文艺领域推行“双百”方针的实践结果，也是党在和平年代领导文艺发展不断前进的有力。“双百”方针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艺指导方针，表明党在文艺领导中并未忽略文艺作品的艺术性、审美性因素。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文艺发展出现巨大转折，其标志是关于文艺的两次讲话。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为推进，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打破思想禁区，又通过两次文艺讲话为文艺界思想解放打开了突破口。1979年10月，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提出，文艺领导部门不得以行政命令方式文艺创作和文艺，不得“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任务”。1980年1月，他又在中央干部会议上提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这两个主张石破天惊，成为新时期文艺繁荣的理论契机。之后，、继承了开拓的线，不断推进文艺创新。在思想解放大下，自20世纪80年代起，文艺理论界出现新气象，多元的文艺理论与方法为文艺创作提供了观念与思维上的支持。90年代，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拓展了文艺的生产与方式，也改变了文艺活动的生态。凡此种种合力大大提升了文艺家的生产力，使后的中国文艺空前繁荣。然而，在文艺的审美规律获得前所未有重视的同时，随着文艺的涌入，中国文坛出现了一股“去化”的趋势。一些文艺家将目光转向艺术的文本和形式，表现出对的疏离，如强调文本的自足性、主张“零度写作”、提倡“纯文学”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造成了对时代、的某种。
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改变，的性质及特征也在逐渐发生转变。以习同志为核心的，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宏伟目标出发，强调文艺在再造中国文艺的秩序、重铸中国执政党的文艺、重塑以文化为底蕴的主流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意义。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文艺家的创作“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等问题，习总《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由此可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与文艺的关系是高度辩证统一的：有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支撑，文艺就会获得生命与灵魂；离开了，再时髦的文艺也只能成为玩味的摆设或一己悲欢，必然失去广大读者。当然，栩栩如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高水平文艺，也有助于文化思想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获得更好的效果。
一百年来，我们党领导文艺走过的是一条不平凡的道。其中，有几条规律可循：一是党的绝对领导贯穿始终，成为文艺发展的前提条件。二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以此指导文艺发展，这就决定了它的实践性和人民性立场。三是和习关于文艺的两个讲话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成为前后呼应与贯通的文艺思想高峰，为文艺的突破和创新性发展确立了理论高标和方向指南。四是党领导文艺经历了一个逐渐的过程，越来越重视文学性、艺术性和审美性。五是通过不断、快速、高效推进创新发展，从根本上对传统文艺观念进行了现代转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像一条经久不息的河流，百年中国领导文艺，比以往更加面目一新、波澜壮阔、欣欣向荣，焕发了青春生命活力。
在中国百年历史中，成长和发展一直靠两大结构性因素——军事力量和文化力量。自20世纪30年代起，一直强调斗争中“文艺大军”的作用，他深知文艺在、整合、塑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共同体方面，常有不战屈人之兵的功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鲁”是指鲁迅。在和平年代，文艺不仅是中国进行动员、社会动员的工具，也是社会和社会运动的风向标。中国成立以来，在领导文艺活动过程中，在政策制定、组织发动、实施方式等方面皆遵循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因时而变，在理论和实践上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这就避免了有些政党领导文艺的简单化、模式化和形式主义局限。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制定文艺政策均根据具体情况因时因事而定，根据社会需要和文艺自身的状况、特点以及文艺家的创作与表现水平，灵活多变、顺势而为，创新不同类型的管理结构与管理模式，从而使文艺管理既具有统一性、规范性，又具有性、发展性。这一特点给国人在文艺领域保持制度自信提供了充分的事实依据，也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文艺领域进行领导的历史依据和制度前提。回望百年历史，中国领导文艺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就，与党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分不开。这在思维方式、管理方式和领导艺术上都有充分体现，形成了一整套有效机制，积累了一系列成功经验，这是中国领导文艺不断胜利的法宝。
中国是一个学习型政党。一百年来，党在领导中国文艺发展的过程中，在学习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坚守中国文化本位，从而能与时俱进，在文艺领导上善政、善治。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全盘西化”的口号响彻云霄，然而相关创作和实践与中国实际严重脱离，不能有效引领中国文艺健康发展。人虽“以俄为师”，却不照搬照抄外国文化模式，表现出相当强的理论自觉。陈独秀明确表示“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瞿秋白在文艺翻译与中也总是“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20世纪30年代，中央领导人、张闻天从领导层面，理论家艾思奇、胡绳、李初黎、柳湜等从哲学、文化、文学方面，分别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加以不同角度的理论探讨。在此问题上总其成，将中国本位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基本原理相结合。这落实在文艺领域，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文化内涵。在价值层面，“中国化”就是“大众化”，对外来文艺的学习和应用必须围绕为工农兵服务这一目标；在技术层面，“中国化”就是在创作时对外来文艺吸收，克服“文学主义和艺术主义”，使作品面貌呈现出工农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解放区文艺界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产生了大量优秀作品，以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为例，该作品以广大农民为服务对象，大量采用农民群众所熟悉和喜闻乐见的语言，既履行了中国的文艺为人民的初心，又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文艺传统，完全克服了“五四”以降新文艺作品中的普遍存在的欧化弊端。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进行文艺创作和建设，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得到贯彻。1958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作《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讲线年提出的“洋为中用”思想，都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艺相结合的延伸。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指导下，文艺家创造出一大批符合时代和人民需要的作品，如“十七年”时期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孟超的《李慧娘》、吴晗的《海瑞罢官》等新编历史剧，它们以现代戏剧形式重建历史叙事，塑造国家、民族团结、个人气节等文化主题，在激励社会正气、建构社会主义文艺形态、扩大社会主义文艺影响等方面作出了贡献。时期，“朦胧诗”诗人群体借鉴象征主义、意象派等技巧，形成“新诗潮”；以王蒙为代表的小说家大胆借鉴先锋小说形式，形成“东方意识流”的独特风格，这些成就都是新时期中国本位的文艺化的实践结果，给国人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有力支撑。进入新时代以来，习总在文艺发展问题上非常注意培根护本，就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次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要保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谨防“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在文艺活动中注意坚守中国本位，延续中华文脉，中华传统美德与人文，表现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气度、神韵，使中华文化、中国通过文艺符号界范围内获得广泛的和接纳。这一思想从价值论层面丰富和强化了“中国本位”立场，是文艺思想后，中国领导文艺思想的新发展，是新时代文艺家创作出本土化、中国化优秀作品的指向标。
中国领导文艺，注重创新文艺平台建设，在全面、广泛、丰富、深入、细致、有效性上下功夫，这是别的政党无法比拟的。在近百年的文艺领导历程中，中国新文艺的平台始终呈现出立体化、动态化、多样化、大众化等鲜明特征。
第一，重视平台建设，不断创办创新文艺刊物，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据统计，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左翼文艺阵营创办很多专业文艺刊物，现能查到的至少有45种，到后期特别是解放区，由中国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艺报刊至少有51种，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在创新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平台建设的广度和力度。新中国成立后，把报刊、、电影等通过国营、公私合营等方式全部纳入管理，并不断向基层特别是广大农村社会延伸。这既是中国领导文艺方针、政策的发布平台，又是普通文艺作品的载体和工具。另外，中央党报与专门性文艺报刊、学术性文艺期刊、综合类学术期刊和成千上万其他种类的报刊的文艺创作、、译介、研究、理论等专栏，以及各种文艺类专著、译著等，均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阵地。这些不同形式和类型的文艺平台成为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凝聚文艺人才、扩大文艺力和影响力、助力文艺工作者成长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充分利用多种资源和方式方法，重视基层，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融合的方式。早在时期，我们党就从文艺服务人民的初心出发，突破传统的精英文艺格局，把群众线的付诸文艺接受，运用不同类型的工具、载体、渠道、手段，把精美的文艺食粮奉献给广大人民群众。时期的战地文艺、延安新秧歌运动等都是以基层群众、人民大众为接受主体的、形式灵活多样的文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新主义时期发明文艺下乡、台上共同参与创作，成为党长期以来领导文艺发展、在艺术接受领域践行初心的特殊有效方法。像《放下你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文艺演出均有强烈的地方化、民间化、人民性、立体性特点，这类文艺活动吸引观众共同参与，营造时空一体化气氛，强化在场性、剧场功能，极具艺术魅力和感染力。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文艺的类型、手段、方法越来越多，电视、互联网、手机、微信群更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快捷有力方式，这为新时代文艺家在服务人民、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等方面提供了诸多方便，也为文艺家乘时代东风对中华艺术形态、审美生态进行重塑和表现提供了契机。
第三，高度重视文艺副刊作用，通过灵活的审美形式宣传和推广中国线方针政策。在时期，中央及地方机关报刊一般都设有文艺副刊，通过文艺通讯、报道、作品、读者问答、编读通信等多种方式，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央有关文艺政策以及反映时代社会问题。如延安时期，丁玲先后担任《红色中华》《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主编，她的著名文章《三八节有感》就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副刊更加丰富多样，多彩多姿，成为党领导文艺的轻骑兵。副刊既可发表长篇大论，也可推出散文随笔、通讯，还可强化杂感和杂文，以文章简短、精凝、形象、细腻、有力等因素影响广大读者。文艺副刊集导向、文艺宣传、审美教育诸多功能于一体，所刊发的一般都是具有紧贴生活、反映现实、激励情感、引导思想的作品。在战争年代，文艺副刊是、民族斗争的有力武器；在和平年代，文艺副刊是丰富人民生活、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窗口。在创作方面，文艺副刊还是打造文艺精品、培养青年作家成长的平台。新中国成立后，长篇小说如袁静和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孙犁的《风云初记》、马烽的《刘胡兰传》，就是分别在《》《天津日报》《山西日报》的文艺副刊上连载发表的。从领导文艺发展的百年历史进程来看，文艺副刊在先进文化、启迪读者思考、凝聚党心、民族、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其他政党不同，中国在文艺组织安排和干部任用上内行领导，以便与文艺家进行思想沟通和工作协调，有效党在文艺领导上的执行力。中国在文艺界内行领导的工作作风既表现在文艺领导多是作家、艺术家、文艺内行，也表现在从顶层设计上确立文艺指导思想，还表现在领导文艺方式的文艺化。基于此，文艺界才能上下贯通、内外结合、前后一致，其巨大能量，获得超常态的增值效果。
在新主义时期，中央核心领导人皆精通文艺，深知文艺宣传之威力。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在担任中央总期间，不但直接主抓宣传工作，还担任中央机关报刊主编，以确保文艺宣传的质量水平。20世纪40年代，强调《解放日报》的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中央机关报刊仍由中央重要领导直接负责：博古任《解放日报》社长，两个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人》均由张闻天任主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对文艺活动进行体制化管理，由中央宣传部全面主管意识形态，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为行政单位对文艺活动进行归口管理，中央高层领导不再对文艺活动事必躬亲。作为文艺理论家和文章大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鲜明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从根本上指明了党领导的文艺工作的方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同时作为文艺家，不仅乐于同作家交往，本人还长于创作，自青少年直至长期的战争和建设时期，他的《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和《沁园春·雪》等旧体诗词创作雄奇瑰丽、家喻户晓，是中国当代诗歌创作的杰出代表。
为让更多人更好了解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央高层领导常撰写文艺理论与文章，或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艺的相关论述。陈独秀、瞿秋白对文艺理论与的贡献已载入史册，瞿秋白翻译的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等人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一直具有重大深刻影响。身为高级领导干部，瞿秋白创作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大量经典文学作品。他为鲁迅杂感写的序言，也成为用马克思主义阐释鲁迅的经典文本。还有郭沫若、周扬、冯雪峰、茅盾、田汉、夏衍、老舍、丁玲、郑振铎、贺敬之、赵树理、王蒙等人都是著名作家兼文艺领导干部，在领导文艺时就能突破不接地气的外行弊端，推动文艺健康快速发展。
由于是文艺内行，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才能对文艺进行顶层设计和有前瞻性的理论引导，把握住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如“左联”的工作规划具有远景目标，这从它设置的“新的任务”“大众化问题的意义”“创作问题——题材、方法及形式”“理论斗争和”中可见一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开辟了一个时代，而且长时间引领了文艺发展方向。在20世纪80年代，中央宣传部部长再次注意到文艺发展方向的设计问题，提出文艺领导部门“要帮助作家搞规划设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习总在文化问题上再次强调“做好顶层设计”。由此可见，由内行领导并引导文艺发展的重要性。
文艺家往往生性、个性极强，其间的人和事一般很难处理。文艺界有声望的人如出现矛盾，中央高层领导都会直接出面解决问题。20世纪30年代，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处理创造社文艺家与鲁迅的矛盾即是一例；20世纪40年代，较好地处理了萧军与周扬的关系。萧军对延安一些机关部门存在的不、现象，尤其是对周扬“别人而不许别人反”的“派主义行帮作风”，要离开解放区回到国统区。为此，与萧军深谈后，又专门给他写信。在接受萧军对文艺界意见的同时，又指出他存在的性格缺陷。的这一做法非常难得，也取得了很好效果。后来，萧军不但没离开延安，还诚意赞成制定的“文艺政策”，积极投身解放区的文艺管理工作。
中国在领导文艺工作的过程中，在实践领域有一个重要的艺术举措就是集体创作。写作是一种个体性、性极强的活动，集体进行创作从常理的角度似乎不可思议，这种写作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破天荒之举。1934年，瞿秋白到江西中央苏区主管宣传和教育工作，他借鉴苏联集体主义文艺，在苏区率先推行“集体创作”方法，并把它变成一种制措施：“剧团工作人员除每次表演前后的会议讨论具体的分工及检查该次成绩外，应定期召集全体大会，在主任及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讨论检查并总结一定期间的工作，将决议及报告书送交教育人民委员部审定。”《苏维埃剧团的组织法》，这一新生模式在中央苏区成功以后，很快全国，并于1936年在文坛上兴起集体创作的文艺热潮。延安解放区在集体创作方面最为杰出的作品就是歌剧《白毛女》，该剧由延安鲁迅文艺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瞿维、焕之、向隅、陈紫等作曲。《白毛女》的巨大成功为解放区文艺界的集体创作提供了样板，集体创作方式因而得以在解放区大力推行。“十七年”文学时期，在周扬、郭沫若、茅盾、邵荃麟、张光年等文艺界领导推动下，集体创作继续得到推广并获得巨大成功。戏剧作品如李承祥、蒋祖慧、王希贤共同编导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出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红色小说经典《红岩》由罗广斌、杨益言共同创作，其叙事基调与叙事风格却是两位作者与委、重庆文联、出版社编辑等共同商议、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结果。
集体创作的社会价值与伦理意义在其兴起之初就引起界关注，有家指出，集体创作能够改变文艺家的“个人主义”思维与倾向，“作家，使他获到新的世界观”，“新的世界观”即集体主义的伦理观念。集体创作之所以能让文艺家获得一种新的世界观，是因为这种活动蕴含着多重价值和意义。集体创作的伦理价值在于，它能让创作者在合作过程中增进友谊和阶级感情，培养起合作意识和团队，并在此基础上强化自身的集体认同和集体归属感。集体创作的价值在于，它让普通个体参与文艺创作的活动，这从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艺术属于人民”、阶级兄弟人人平等的思想，这也是家孜孜以求的文艺大众化理想。集体创作的美学价值在于，它并不否定个体的才华，它使每一个个体的创造力都得到发挥，使其才有所用，在写作的经验层面实现“人尽其才”的价值理想，从文艺主体论角度验证了马克思“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观点。不唯如此，相关合作者不但要考虑集体意志的，也要考虑其他合作个体之间的意志，因而自然形成了一种下的、哲学层面上的主体间性关系。
中国领导文艺有其自身的秘诀，这是任何政党都难以比拟的。中国本位有助于深深扎根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避免盲目外国和食而不化；打造平台使文艺走出狭小的圈子，真正融入社会、自然、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基层，有利于为人民创作；内行领导使领导、作家、读者融为一体，克服外行和居高临下的瞎指挥及官僚主义；集体创作充分发挥集思广益、人民创造、民间智慧作用，将文艺变成汪洋大海一样的伟力。
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曙光在前，这对文艺发展提出更高要求。正如习总所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为此，文艺领导部门应当在过去百年文艺领导经验的基础上，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做好文艺发展的顶层设计，充分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广大人民群众一道，重铸新的文艺辉煌。
“‘双百’方针”和“艺术”是“十七年”文艺时期、分别提出的保障文艺繁荣发展的两个基本方针，这在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来，中国在文艺领导问题上一直这两个方针，新时期文艺才有了新的勃兴与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总一再强调文艺界在文艺领导问题上要与发扬这两个方针。在2014年10月15日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总要求文艺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艺术，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互鉴”。在2016年11月30日的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总又指出：“要用符合文艺规律的方式领导文艺事业，充分发扬学术和艺术，好文艺工作者积极性和创造性。”
中国的领导人，从、到习，之所以反复强调“双百”方针、艺术，与他们全面总结党在领导文艺的成功经验和汲取挫折教训是分不开的。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文艺领导经验不足，也出现一些不足，这包括不尊重艺术，忽略文艺自身的规律和特征，阻碍和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导致文艺工作受到一定的损失，这方面的教训十分深刻。从此意义上，就容易理解习总为什么高度重视和大力“艺术”。
从领导实践的角度看，“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是中国的群众线在文艺领域的实际运用和具体体现。从创作主体的角度看，“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是在思想上对文艺工作者的信任，在人格上对文艺工作者的尊重，是繁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条件。从创作效果来看，只有实行“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才能够文艺界的清规、防止创作上的简单化和整齐划一，避免文艺题材、形式、风格的单调，文艺工作者才能放开手脚、解放思想，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题材、形式、手法、风格上做到百舸争流、百花齐放。
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实行艺术、繁荣文艺创作，就必须从多个方面给文艺家创作提供的平台和空间。在领导方法上，文艺领导部门要优化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文艺励评选机制，在文艺引导方面正气。在领导目标上，制定高峰作品战略规划，在发表文艺作品或进行文艺演出方面，提供精良的硬件，使文艺工作者能在创作目标上向高峰作品迈进。在领导径上，在文艺工作者与生活之间、文艺工作者交流之间搭桥铺，尤其是要给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提供充分的社会条件与物质保障。在文艺上，要尊重文艺市场发展规律，给文艺工作者发表作品、进行演出提供广阔平台，拓展巨大空间，如利用专项资金扶持文艺高峰创作计划，以十年磨一剑的打造文艺精品等。在文艺通讯上，注意利用新实现电子化管理、、服务、互动，让文艺活动快捷化、资讯化的现代化发展之。
中国执政后在文艺领域的历史经验表明：文艺管理主体与文艺创作主体在文艺发展过程中同等重要。如管理科学，文艺就会获得繁荣发展；若管理不善，文艺就会受限甚至造成巨大损失。在文艺内容信息化、时间瞬息化、渠道多元化、平台多样化的时代，宣传领导部门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习总指出：“对传统文艺创作生产和，我们有一套相对成熟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措施，而对新的文艺形态，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这方面，我们必须跟上节拍，下功夫研究解决。”文艺领导部门的工作者如果要解决新时代文艺面临的诸多复杂问题，就必须认真履行习总的这一，在“双百”方针和艺术的前提下，对新时代文艺的生产和状况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从管理主体和管理制度机制上下功夫，否则就无法在文艺发展的新时空有效开展领导工作。
文艺领导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注意这一事实：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新时代，文艺活动已发展到“互联网+”时代——从线下到线上、从图书到图像、从音频到视频、从单维到、从平面到立体、从传统媒介到新媒介和全媒介，从个体独赏到发送共享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线下与线上共存的方式，其间网络与手机APP等电子媒介目前已成为文艺的主要空间。与传统印刷相比，文艺电子的特点是瞬时传递、类型灵活、反应多样、导向迅速，在这种新的空间、态势以及相应的问题面前，传统文艺管理者对此难以应对甚至会感到束手无策。
全、信息化、数字化带界的多元、生活常变而日新：网络和手机迅速普及，人人皆可拥有自己的博客、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自账号，人人都能借助不同类型的电子平台记录生活、表现、抒发情感、表达认识。在这样的情况下，文艺领导者必须转变观念，重塑文艺领导主体，打破传统的思维界限，改变原有的工作思和工作习惯，重新厘定新时代文艺存在的生态空间，建构新的文艺管理特别是治理模式，制定出新的文艺治理策略方案。在工作流程、处理机制上升级换代，从以统辖、管制、操盘方式的化、层级化、命令化管理模式向分权化、化、专业化的治理模式转换，从层级化管理向扁平化治理，让处理问题的措施与文艺的实际情况相适应，比如将线下与线上、旧传媒与新结合起来进行融合式治理。反之，如果循表夜涉、刻舟求剑，以老经验对付新问题，工作效果势必大打折扣，甚至会出现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风险不断的危局，给党的文艺带来难以的损失。
文艺能否繁荣发展，与文艺管理有很大关系。在文艺管理工作中，部门主管领导以及对口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与专业水平的高低决定着部门工作结果的好坏，能否用对人、用是文艺管理工作成败的关键，也是文艺工作者能否保持好的创作状态的关键。文艺管理部门在用人方面有两个层面，一是领导干部，二是专业人才。
用好部门工作的领导干部对一个部门来说至关重要。中国在干部任免上一贯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就是因为领导干部如果德行有问题或胸襟狭小，就会影响一个部门或单位工作的大局和工作的开展。上级领导部门在考察、任用下级文艺主管部门的领导时，一定要先看其是否大度、有容量。文艺工作者由于职业原因，往往比较、秉性多疑、脆弱，与他人难以相处。部门领导无容人之量，就会与之产生矛盾，影响文艺工作开展。内行领导真懂艺术，对艺术中存在的问题比较，能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处理。还有，内行领导开展工作时，容易赢得信任、取得共识、获得共鸣，得到在文艺工作上的积极响应与配合。
在文艺管理工作中，还要注意用好专业人才，具体地说，就是用好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与专业文艺人才。习总指出：“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培养和用好文艺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原因。从文艺主体来说，文艺创作和表演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生产，对文艺工作者在工作中直接发号施令，不但起不到应有作用，还会适得其反，专业同行之间沟通容易，效果也会好得多。从文艺客体来说，文艺对象（作品、表演等）是意识形态的特殊载体，在文艺对象中，思想、信息、娱乐、艺术、审美、认知、倾向、立场、态度等因素水乳交融、难解难分，很难对之进行功能切割，如果对之进行单一定性或硬性管理，就会取消文艺对象的存在，也取消了社会主义文化与文艺。
用好专业文艺人才，才能实现文艺内部的治理，减轻文艺领导部门的负担。具体来说，就是引导文艺专业的学者、家在传统的文艺和研究之外，介入新、“融”下的文艺生产链。目前，文艺的状况是学院为主。学院当然有其长处，但局限在于：对象都是文艺史上已成的作家、艺术家及其代表性作品，由此形成专业小圈子互捧、小众化交流甚至自说自话的弊端。自和网络上流行的文艺作品，无论是以文字还是图像、音频、视频等形态存在，基本进入不了学院家视野，往往只在“微信”疯转或“微博”热搜后，才会引发学院派学者与家关注，这势必逸出文艺领导与监督范围，引发文艺领导、学者研究、艺术的失范。因此，不论从当下还是长远来看，党领导文艺都要考虑跟上时代文艺发展步伐，特别是培养和用好党领导文艺的管理人才。
文艺导向意识就是意识。在现实生活中，个别文艺工作者对表现出忽视冷漠甚至反感恶感，这在创作、研究和的非化、去化等倾向中都有所体现。这里的原因当然比较复杂，但认识误区可能是主要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可能在无的社会，文艺不可能完全与无关，作为人学的文艺想完全脱离根本是不可能的。再者，从社会关怀角度看，在文艺史上具有深刻影响力的经典作品，其主题大都与发展、社会兴衰密切相关，文艺工作者如想创作出藏之名山的不朽作品，也就不可能不关注和关心。
中国的性质就是，其艺术归根结底是艺术属于人民，文艺是中国领导文艺的一贯旨，这在新时代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习总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特别强调“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文艺创作必须“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全民教育水平与文化水平已普遍提高、人民对文艺作品水平和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普通文艺作品已很难让人民满意，习总适时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上提高艺术水平，“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即体现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的真善美的文艺作品。按习总的说法，优秀作品的艺术标准就是那些超越“高原”（一般优秀）作品的“高峰”（优秀）性质的文艺作品。
“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即伟大的、具有史诗性质的高峰作品。根据习总在不同场合对文艺问题的论述，其标准可概括为如下几点：其一，站在时代前沿，精准理解和把握当下中国的时代。这一标准具体说来就是，能“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勇于回答时代课题……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作品。其二，立足于民族形式，摹写中国。中华文化、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根脉，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其间所蕴含的成分具有人类的共同价值，判断一个文艺工作者是否优秀，就看他能否将这些成分中的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能否把其间“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其三，立足于世界格局，描绘人类命运。伟大的文艺作品必是境界上有大格局、追求人类共同价值的作品。作品表现的对象以及由此对象体现的境界，是个人还是社会、个体小我还是人类大我，其境界、器量大不相同。在此意义上，伟大作品必是“不仅中国人民，而且世界人民”的。要创造出这类精品，文艺工作者必须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大局”意识的文化人类学基础就是习在多个国际场合提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其四，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人类命运的忧思。伟大的文艺作品必是对整个人类充满命运关切，在思想上具有广度、深度、厚度，超越了经验局限、跨越时代和民族、对生命本身充满终极关怀的作品。这类作品以其文化和审美心理上的超越性而能获得人类普遍的心灵共鸣。从这一角度看，文艺作品是否具有“高峰”性质，就要看其是否具有终极关怀意识，是否对“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这一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具有思想考量与艺术表现。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没有民族特色的作品，必会被人轻视。中国文艺要自立于世界之林，就必须坚守民族文化本位，决不能界文艺交流中迷失、唯“洋”是从。正是在此意义上，习总要求文艺工作者通过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这是中国文化立场的总体基调和价值趋向。
文艺如何才能讲好“中国故事”？当然是靠艺术创新。“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没有艺术创新，就永远不可能产生高峰性质的文艺作品。习总在谈及文艺、文化发展时，一再强调创新发展的问题。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殷切嘱托文艺工作者要有“创新”，鼓励文艺工作者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深度创新”。这种关于“创新”和“深度创新”的理解认识值得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党的文艺领导干部深思。
“不日新者必日退”。如果文艺工作者不能根据变化了的生活进行观念、方法、形式方面的创新，而是以外来的艺术观念、创作手法、表现形式为新，就不可能在创造上有所推进，必将成为新时代文艺领域的落伍者，并因此为时代所弃。广大文艺工作者如想创造出令人民满意的伟大作品，就必须跟上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体现时代，在思维方式、艺术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加强创造，让文艺跟着人民群众的需要不断发展进步，而不是削足适履、让人民群众的需要跟着艺术家旧有的观念、形式、风格、写法走。从生活现实出发并从中汲取艺术灵感，通过大胆探索、创新、发展，并进行深度的艺术创造，文艺才不至于新时代赋予的伟大历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