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是十几年前，我在报栏前看《南方周末》，看到了一句话。好像是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的，“比你能成为什么人更重要的，首先是你想成为什么人”。可能是我附会了，后来也没找到出处。不过那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句话给我了显著的影响，让我有了胜利法。显然，这种胜利法在此亦有所体现：写好一篇论文的第一个关键，在于你想不想写一篇优良的论文。
或是当今时代已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感染，或是我的胜利法使用过头，我感觉目前很多学生智力很好，但是写出的论文多不让人满意。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学生期许太低。期许低，格局就不高；格局不高，付出就不够；付出不够，论文质量就没保障。所以我说，博士论文（学位论文）写作，第一个应该树立的是期许。
写博士论文，不外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今后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自己也没想着通过这篇论文怎样提高自己水平，就是混个文凭；二是虽然今后不想从事研究，但是还是想通过论文写作提高自己水平，三是今后要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确实需要好好写博士论文。属于后两种情况的朋友，从论文写作时起，就应当给自己树立一个较高的期许——要写作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
当我读博士时，前面已经吃了种种的苦，也坚定了要从事学术研究的想法。众所周知，要从事学术研究，博士论文至关重要。博士入学后，我就暗暗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要写好博士论文。我的论文最终还算差强人意，这种期许起到了很大的鼓励推动作用。说到这里，就需要简要说说我博士论文的写作经历了。
我的论文原本写的比较顺利，不过思、立意都是比较常规的史学史著作模样。到2010年寒假前，初稿已经写完大半，洋洋洒洒二十几万字。记得很清楚，2011年1月17日下午如期进行预答辩。各位老师都按照惯例和颜悦色地说了说鼓励的话，提了提修改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虽然觉得自己论文写的太常规、平实，但是也觉得就这样了。预答辩临近结束之际，导师王学典老师有些低沉地说，“这篇论文，对于一个想拿学位的人来说绰绰有余，但对于一个有志于在学术上有所作为的人来说远远不够”。当时心头一紧，并未多说什么。
预答辩顺利结束，准予答辩。可是对我而言，心头不是放松，而是紧张。导师的话不停在脑海中盘旋！从本科二年级起，导师就关心我的学习，了解我的学术潜力和学术志向，也最为我伤神费心。他这句话，说出了他的失望，也戳中了我的要害。不安，辗转反侧，一夜无眠。天将拂晓，决文推倒重来。即使延期毕业，也不能以这篇让导师不满意的论文去答辩！这个决定，可以说主要是“期许”产生的力量，导师的期许，自己的期许。现在想，如果当初没有这种较高的期许，我就真不会再去重写我的博士论文。当然，我的博士论文也就要平庸的多。
作为学术史研究者，阅读学人比较多。我的感觉，大凡学术创见能够穿越时空的学人，都有很高的期许。朋友们看到这句话，说不定会嘲笑我表明希望自己的学术创见能穿越时空。我当然不会掩饰自己的这种期许。任何一个学术工作者，都应该有这样的期许。如果没有这样的期许，就是学术吃饭者，而不是学术研究者。对于正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朋友来说，高期许是高动力，也是高要求！有一定比没有强，高一些一定比低一些强。这种较高的期许，往往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产生意想不到的动力，自己去更勇敢地尝试。
读硕士期间，就曾聆听过导师《治学的与见识》的（此文2007年刊发于《文史知识》），对我此后的学术训练影响比较大。大意是，一流的学术，需要与见识兼具，二流的学术，与见识至少有一，和见识都没有的，不是学术。而且，除了天才，大多数人的见识是要以为基础的。这些观点对我影响很深，从读硕士时起，我就比较注重的淬炼。我将清末民初这个现代中国的原生期定为我的“老营盘”，读的书，写的文，大多在这一范畴。可是由于缺少系统性，总是感觉自己不够。自觉不够，再加上看的不如忘的多，一直缺少基本的学术自信。
2008年博士入学后，导师给了我一个明确的任务，而且是不小的一个任务——编撰《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前五十年部分。《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已经启动了多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稿。前半部分虽然有一个底子，但是尚未成形，既不是依据一手文献，又没有整理排列。我接手以后，首先是对原来的底子进行整理，然后从头增补。虽然以前读书也算下功夫，但是从接手编年工作以后，才是系统的下功夫。当时我对一些图书室图书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管理员，只要告诉我书刊名，基本上可以直奔存放架位。除了馆藏图书，数据库等资源也日益熟悉。
2009年暑假，借了图书馆很多书，堆放在儒学中心的会议室，我请一个师妹协助我，全力开工。经过一个暑假的奋战，稿子初见成效。系统地编纂编年条目工作，一直持续到2010年读博三之后，而此稿的修改，一直持续到2013年。当时的辛劳，最近还有记忆。什么是“鼠标手”，2009年暑假有了深刻感受。学术研究有多么不易，那时候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有付出就有回报。我在读博士期间，编纂编年的工作是重心，写论文则用了较短的时间，尽管我发表了五篇小论文，又差不多写了两篇博士论文。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编纂编年使我初步完成了“”的。虽然不敢说1900-1949年间的大多数历史学文献我都浏览过，但是说浏览了很多1900-1949年间的历史学文献，还是比较接近真实的。
正是有了这个“”，后来我重写博士论文时，文献方面基本未再费力寻找、阅读，大多是顺手拈来，写作速度很快，三个多月的时间，写了近三十万字。当然，这三个多月，真是无丝毫懈怠，过年也仅仅浪费了不到两天的时间。论文最后赶在截止期前写了出来，导师和答辩老师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文献供给上，还体现在见识产生上。如果不是当初编纂编年下功夫浏览了很多文献，我也不会在情急之下，想到研究“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的关系怎样”这个问题。
见识之于文章的重要性，古人早就有很好的阐发。《文心雕龙》就曾讲：“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见识是个的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管怎样，大家都认为，文章总要有“一家之言”或“一得之见”。所以，评判一篇文章良劣与否，之外的考量因素，首推见识。学术界有一句比较流行的话——追求有思想的学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要在基础之上追求见识。
见识是个好东西，但是她的产生也颇令人苦恼。有的时候，非逼到墙角不行。当初我决定重写论文时，对面临的情况进行了一个较细致的分析。首先，已有论文的问题是问题意识不明确，所以论文写的平实常规；其次，生活窘迫，时间紧张，要力争不延期，必须在自己非常熟悉的领域重写，如果能吸收旧稿最好；再次，必须跳出旧有的思维和框架，寻找到有价值的学术问题；最后，不能像旧稿一样平铺，要力求深度和高度。这些大的方向确立后，从哪里入手呢？急的我团团转。着急了一两天，觉得这样恐慌式的着急也不是办法，必须干点儿什么实际的事，让自己思维真正动起来。这个时候，导师的再次起到了作用。王老师曾经多次说过，史学必须向社会科学学习，借鉴社会科学的观念、方法等。我既然要跳出传统史学史的窠臼，也就需要向社会科学学习。此刻既然没有灵感，何不看看社会科学的书？看看社会科学在讨论什么？研究什么？于是我去翻了翻社会学的书，翻了翻民族学的书，翻了翻人类学的书，我发现中国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点——族群。马戎等学者已经指出来了，族群意识的建构与历史书写有着直接紧密的关系。但是，感觉好像还没人结合中国的历史文本，认真论证这一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当我意识到这一问题时，恐慌式的着急立即变成了不住的喜悦。我意识到，我的“见识”产生了，我找到了统领论文的“问题”！
随后我静下心来，对自己过去的学思历程进行了一番梳理。我发现，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的关系怎样，可以说是我此前多年隐隐约约一直关注思考的问题，但是从来未能产生清晰系统的认识。在编纂编年时，已经注意到了两个现象：清末民初历史文本，尤其是历史教科书，开篇都要谈“民族起源”，但是差异很大；这一时期很多人都在写史，写史取向又往往和取向紧密相关。此前我对“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争论就有所关注、也对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等文章击节赞叹。如今在高压之下，“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的关系怎样”这一问题竟然凝聚起来了！此前浏览过的很多材料、文章都活了起来，思考的片段也都连缀起来。我随即给李扬眉师姐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师姐也肯定了我的新想法，还帮我一块拟定了新的题目：《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后来论文出版时，仍然使用的是这个题目。因为就这个问题来说，再也想不出比这个更准确的题目了。
现在想来，当时高压之下想到“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的关系怎样”这个问题，既有偶然，也有必然。偶然是当时去翻阅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书，怎么就翻出了“族群”，必然是看了很多文献，历史学“参校异同”的基本方法已经让我注意了这些现象，且平素也多关注历史争议问题。在最关键的时候产生了这样的认识，了我。有了问题导引以后，思想活跃，意识清楚，原来做编年时看的材料，自动归队，写作就进入了一个高产期，最快的时候，一天能写五六千字。现在想来，都觉得有些梦幻，此后再未有这样的写作体验。
为什么说见识是论文写作的关键？没有问题意识，没有见识，材料都是无意义的方块字，散如沙子，形成不了意义。有了问题意识，有了见识，材料就都变成了有价值的学术方砖，组合成新的意义。
有了期许，有了，有了见识，文章还不一定写得好。如果说期许、和见识是“道”的话，那么写文章的章法就是“术”。没有“术”，“道”则无以展现。文章千百种，章法各不同。不过会写文章的人，在以下两点应该没有分歧：1、写文章要讲究章法，2、章法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如果说让我列举几件对我从事学术研究影响比较大的三件事，其中之一应该是导师王学典老师手把手教我写论文。我属于写论文比较早熟的那一类学生，读本科时就写出了像模像样的论文，其中一篇发表在2004年发表在《东岳论丛》上。读硕士时也是笔耕不辍，有论文发表。但是真正开始注意到写文章的“章法”，还是源自导师的。
读硕士时，王老师就总是我们如何写作。但是，“耳提”总不及“面命”。所以，真正让我受益匪浅的，是王老师手把手教了我三篇论文。这三篇论文分别是《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现代史学视野下的胡适——从唐德刚相关言论出发的讨论》。王老师会先告诉我，他怎样注意到的这些问题，已经有了哪些思考，篇章布局如何设置，该从什么地方找材料等。然后让我去找材料，感觉材料搜寻和阅读得差不多了，让我尝试着草拟稿子。由于、见识以及写文章的章法都很欠缺，这类大文章实在驾驭不了，前两篇文章我只能草拟出第一节，后面都无法下笔。王老师就对我草拟的部分进行修改，然后自己写下去。第三篇文章，我终于能拟出全文，但常不成熟。王老师每次都让我打出来，他在批注怎样修改，我看到意见后修改，再打出来给他看，他再修改，如此改了多次。后来王老师让我单独发表了。
在王老师手把手教我写文章的过程中，结合王老师的指导，我逐渐出了写文章要有“章法”。大到如何运思，小到如何措辞，都是有讲究的。一篇文章一旦定下题目，就一定有一个最恰当的写法，就看你能不能找到。王老师传授的经验有三点对我的写作影响较大：一是运思要充分，运思充分才能一气呵成，一气呵成的文章才连贯通顺；二、写文章要凝练概括，“以论带史”（注意不是“以论代史”）颇有可取之处；三是文章写完要读，不通顺处必是应修改处。
关于第三点，在《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修改定稿时，有着非常深的体会。2011年8月中旬开始，王老师将留校的师姐师兄等人聚集在一起，逐条讨论编年稿子。先一人读，然后大家讨论，如何概括总结，如何措辞，都要经过讨论才能定稿。虽然读得口干舌燥，但是真的有用。所以我现在指导学生写论文，感觉写的差不多了，就会要求学生把文章打印出来，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朗读一遍，最好是请别人朗读一遍，凡是舌头打弯处，都要进行修改，直至通顺。
以上在写博士论文之前就积累的“章法”，对于后来快速写博士论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运思好了，写作就会有的放矢，有的放矢，就会写得凝练概括，写得凝练概括，就会通顺有力。当然，这并不是说我的论文没有问题。
生活从来都是沉重的，学术也如此。或许只有经历沉重的生活，才能产生厚重的学术。不然司马迁也不会在《太史公自序》里絮絮叨叨写出“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那一段话。这是一段饱含着生活苦痛的话，也是一段高度期许的话，其中可见太史公的、见识和章法。
所以，对于正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朋友们来说，即使不能昂扬奋进，也得人生。没有救世主，也无乌托邦，无论是追求纯粹学术，还是希望借助学术研究改变自己命运，都绕不开的是付出汗水与心力，写出一篇优良的博士论文。只有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写出了优良篇章，才能去谱写说得过去的人生。漫漫兮其修远兮，所能做的只有：！努力！奋斗！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