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9日，当2022年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博士论文答辩的答辩委员会宣布委员会老师们一致同意通过我广西三线建设研究的博士论文时，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彻底放了下来。尽管自己深刻地认识到论文还有很多值得改进和可以完善的地方，正如委员老师们给我提出的意见那样。
答辩结束后，我首先是向四年来一直关心、帮助和培养我的导师祝彦教授表达了感谢，感谢祝老师对我学术上的悉心指导和人生道上的耐心，老师的谆谆让我深受，受益一生。之后，我也把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消息告诉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徐老师是我踏入三线建设学习研究的引人，他对我的帮助为我学位论文的最终完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听闻我论文答辩通过的消息，徐老师很是为我高兴，并饶有兴味地和我聊起了我涉足和从事三线建设学习研究的初步经过。话尾徐老师让我写一段自己三线建设学习与研究经历的回忆，虽然我感觉自己的经历微不足道，但我还是应承下来，以给徐老师一个交待，并纪念这段难忘的人生旅程。
我的三线建设学习研究的缘起看似源于一场与徐老师的“偶遇”，当然，作为晚辈的我，用“偶遇”两字定是不当与。但徐老师的为人，他根本不会去计较这些小节。2018年8月，我通过统一招考进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攻读中史专业博士学位。我与徐老师的认识，便是从徐老师来中央党校作的一场关于小三线建设研究的学术开始。
其实，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之前，我从2017年9月始就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访学。受浓厚的学术氛围影响，学习期间，我形成了一个到各高校和研究院所“蹭听”和学术报告的“习惯”。一年下来，我大约听了各类学术已逾百场。来到中央党校学习，尽管学业任务很重，只要一有时间，我还是喜欢到处“蹭听”。
记得是在2018年10月31日上午，受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董洁教授的邀请，徐老师在党史教研部会议室给我们硕博士研究生们作了一场生动的小三线建设研究学术报告。徐老师深厚的学术功底和随和幽默的个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报告会一直持续到过了午饭饭点才结束，在徐老师去赴午宴的上，我和几位同学一直跟随着并抓住机会和徐老师进行各种交流，在分别时刻，我趁机加到了徐老师的微信，徐老师还向我推送了“小三线今昔”的微信号。这是我和徐老师的初次见面，感觉徐老师是一位很容易接近、有着深厚学识并善于把艰辛的学术研究当做乐趣乐事来做的乐观豁达的老师。
加了微信的我起初并没有和徐老师再有更进一步的交流交往，因为我不敢在自己对小三线建设还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贸然与徐老师联系。之后，我曾经到中央党校图书馆把所有的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的图书搜了个遍，并借了几本。很遗憾，最重要的几本已经被不知哪位同学捷足先登了。因为繁重的学业和课程考试任务的缘故，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淡忘了徐老师和他的小三线建设研究事业。
直到2019年5月中旬，随着我们一年来紧张的博士课程学习行将结束，6月份进入课程考试考核阶段，我们博士论文的选题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经过与导师祝彦教授的多次商量，鉴于我是来自广西的博士生，而且当初考入中央党校读博时选择的是定向类型，当时学校对我们定向生有一个“做博士论文期间不继续提供住宿”的政策，这样一来想要继续在完成博士论文，从经济的角度我们个人是难以承受的。为此，我把博士论文的选题范围大大进行了缩小，从查资料方便出发，把范围仅限在了广西地方问题上。经过多次与导师的反复斟酌和取舍，最后我选题确定为“桂北小三线建设研究”且得到了祝老师的鼎力支持。实际上，之前我虽然在加了徐有威老师的微信之后和他鲜有联络，但学习之余我还一直关注着徐老师以及他的小三线建设研究动态。
2019年5月19日，我通过微信尝试着联系徐老师，想就广西小三线建设研究问题请教于他。很快，徐老师就给我回复，并把一些广西小三线厂矿名单发给了我。之后，在徐老师的帮助下我加入了全国三线建设研究学者群，并联系上了对广西三线建设已有研究的广西自治区党史办李艺老师。同时，还与徐老师约好在6月江西南昌召开的全国三线建设研讨会上相见。
6月21日，我从赶赴南昌的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第一次参加了三线建设研讨会，并与徐老师见了面。会议期间，在徐老师的引荐下我还拜会了许多小三线建设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教授们。南昌之行，让我深受震撼与。震撼的是，在徐老师的引领下，全国小三线建设研究竟然能开展得如此之好，掀起这么大的热潮。的是，对于我这么个以前从未谋面的初学者，三线建设研究领域早已声名鹊起的知名专家前辈们却能没有任何傲慢与地包容我、接纳我。这是怎样的一种胸怀！这是怎样的一种气度！这是怎样的一种人格魅力！徐老师就是这种人格风范的代表者！
南昌之行与徐老师的聚首，更加坚定了我选择广西小三线建设研究的信心。回到之后，我开始高强度地搜集各类三线建设研究的文献和，尤其是重点关注全国小三线建设和广西三线建设研究的。一个月来，整天在学校、地铁、国家图书馆来回穿梭的我，不知不觉中积累搜集了众多三线建设文献资料和已有研究。基于这些资料，我很快梳理出来了三线建设研究的学术史综述，为我年底的开题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时光飞逝，转眼2019年的暑假即至。受限于中央党校不再提供宿舍的政策，我悻悻然回到了桂林的工作单位。一回来，单位即派我出去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八月，我才开始了三线建设档案资料查阅的工作。
回广西之前，我开好了几份盖有中央党校相关部门印戳的查档介绍信，为的是方便自己在查阅档案资料时使用。我先后三次来到桂林市档案馆，令人失望的是，第一次到档案馆，馆里老师首先就一口回绝了我的查档请求，理由是档案馆没有我要的有关三线建设档案，也没有企业档案。不论我如何再三央求，也无济于事。隔了几天，我第二次来时，档案馆老师说因为档案馆要搬家，馆里的档案都已经打好包了，不可能给我查阅，让我等3-4个月之后再来。其实按照他们的说法，4个月之后我去了第三次，档案馆老师仍然没让我调阅档案，他们不是说三线建设档案还没解密，就是说没有我要查阅的档案资料。
桂林不行，我便调整思，计划去南宁看看。不久，我来到广西自治区档案馆。第一次接待我的是一位年轻女老师，她的回答几乎与桂林档案馆老师的回复大同小异，而且在我出示中央党校的查档介绍信时，还不忘奚落了我一番。我有点生气起来，为了平息我与那位老师的争执，档案馆另一位中年老师便答应给我搜搜看，说如果是涉密的还是不能给我看。我便平和了语气，央求着那位老师说哪怕是给我看两份也好，也免得我此次专程从400多公里外赶来查档没有白来。在我的央求下，那位老师好不容易答应帮我找找。大约一刻钟之后，中年老师便让我办好手续，说有几份档案可以调给我看，我喜出望外很快登记好证件，便在阅档电脑前地仔细阅读起来，尽管这几份少得可怜的档案与广西三线建设相关度极其有限，但我还是摘抄了些内容。离开之前，馆里的老师告诉我，可以三个月后再来，因为那时候他们会解密一批档案。于是，我后来还曾三次再到自治区档案馆，但因为各种阻力和障碍，收获非常有限，至于档案馆老师说的“会解密一批档案”也无从谈起，没有了下文。
档案馆不行，我打起了三线企事业单位的主意。通过熟人介绍，我联系上了桂林本地仍然还存在的一家三线科研事业单位。但是结果一样，还是吃了闭门羹，哪怕是我通过努力找到了一位仍健在的从该三线事业单位退休的老领导也无济于事。稍微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位老领导的帮助下，我做了一次有关桂林三线建设的初步史采访。
桂林档案馆的碰壁，自治区档案馆的失望，三线企事业单位的拒之门外，让我顿时感觉做点研究真是太难了。失望之余，我开始反思自己查阅档案的方法和搜集资料的途径。甚至有时候，我开始迷茫，还开始责怪自己当初为何没有充分考虑到查阅档案资料的种种困难……
档案馆的折戟，并没有让我放弃。迷茫之余，我没有，我拨通了导师祝彦教授的电话，跟他诉说着查档过程中遇到的种种，祝老师耐心地安慰我，我，并介绍我去自治区史志办找找他认识的熟人。同时，我也联系了徐老师，他很能理解和同情我，一定程度上说，徐老师实际上都料到了我查档会遇到的这些困难与挫折。更重要的是，在此次与徐老师的交流中，他给了我另外一条档案资料搜集径的。徐老师给我发了几页外省档案馆三线建设档案的目录索引和一本广西国防工业志的封面，并引导我可以从企业档案入手，我如获至宝、大受启益。此后，我通过各种渠道逐渐搜集了一些企业史、广西地方工业志和所有研究广西三线建设的已有。但是，由于单位正逢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主题教育活动，我被调到主题教育办公室，工作愈发忙碌起来，我只能一边上班一边大致关照着自己的研究和博士论文开题之事。
工作与学习研究的频繁切换之间，转眼到了2019年年底，12月22日是我们学位论文开题答辩的日子。虽然我深知，我的开题工作做得还多么的不扎实，连广西三线建设的核心档案资料都几乎没有碰过，但是我还是对开题报告经过了一番认真的修改完善和精心准备后，便向单位请了假，惴惴然回到久违的母校。
那是一个周日，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主楼西附楼四楼会议室里，我们每一位2018级的中史专业的博士生们都在认真地准备陈述自己学位论文选题的意义与价值、思与结构、可行性与创新性……
终于轮到我了，我根据自己的开题报告，鼓起勇气在导师们面前比较流畅地做完了相应陈述。接下来是老师们提意见和提问环节，刚开始是柳教授，他肯定了我的选题，并和风细雨地帮我找寻着论文框架的不足，同时提醒着我论文重点章节的把握。接着是齐教授、卢教授和罗教授，三位教授就没那么温和，而是毫不留情面地指出了我选题的缺点和框架结构的不足，大有之势。现在想来，老师们尖锐的意见才是促使我们快速成长的剂和营养剂。
三位教授众多意见中，有一条是共同的，那就是担心我的材料不够、史料来源不够，不足以支撑一篇博士论。齐老师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非常担心你的资料，因为三线企业很多是军工，军工又涉密，你通过什么方法去拿资料？”“以方志为主要资料，能写出什么样的论文来？！”罗老师和卢老师也都指出，“非常担心你的材料”，“目前看你广西的材料不够，材料要撑得住！”
开题答辩会上老师们对我选题的质疑意见表明，他们对我的博士论文能否做下来可能是最没信心的。此时此刻，我心急如焚。老师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我前面遇到的查档困难不就是最好说明吗？开题会上的打击犹如雪上加霜，我也开始怀疑自己，并琢磨着是否要与导师商量换题目。但是，回想起不久前南昌之行徐老师对我的谆谆与鼓励，我心有不甘。
开完题后，我顺带代表单位在参加完一个会议便匆匆回到了桂林。之后，我联系上徐老师，把我开题答辩的情况向徐老师作了汇报。电话中徐老师在查档方面给予了我一些针对性，我仔细作了记录，并计划着在即将到来的寒假里做一番“大展身手”的努力。
可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我所有的规划。由于疫情的速度和病亡概率风险前所未有，全国上下几乎无处不封城，“封省、封市、封县、封镇甚至封村、封街道、封社区”乱成一片。混乱之余，国家指导下的疫情防控措施很快出台，止住了疫情防控下的地方政策乱象。但是，各地要求人们居家办公21天，进行隔离的措施普遍采用。如此，我试图利用寒假继续去档案馆和三线企事业单位进行档案资料查阅的计划便泡了汤。所有的档案馆、图书馆、三线旧厂矿给予我的回答都一样：疫情期间，恕不接待！
无奈之中，我只好在家大量阅读已有的一些资料，并有如闭门造车般地尽量梳理着广西三线建设的“编年史”。复学复产之后，单位繁重的行政工作和教学任务仍然让我无法抽出时间去进行档案查阅与搜集。好不容易又快到了暑假，我又开始筹划查档之事，并告诉了徐老师。2020年7月7日，徐老师突然给我电话，说他有一个亲戚是广西河池一家三线企业改制后的公司高管，徐老师计划特意和他的亲戚一起去河池，帮助我联系一下查档事宜。我惊喜之余，赶紧向单位请好假，准备随时赶赴河池与徐老师汇合。几天之后，我与徐老师在广西河池市如约而遇。
7月12日，徐老师带着我去了河池市档案馆、地方志办公室、工信委等单位，分别与上述这些单位的领导们见面、认识。第二天，徐老师又带着我去了两家河池三线企业。在其中一家的档案室里，我惊喜交加，因为我看到了前所未见的大量三线企业档案，在一大屋子里面，足有75个铁皮箱！
因为是初次接触，我们只是先搭上关系，并在该单位的允许之下带回来了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复印的珍贵档案资料。而之前在河池市档案馆，尽管在河池市办公室一位领导的陪同下，河池市档案馆的一名副馆长也仍然回绝了我们查阅档案的要求。但起码我们建立了初步的联系，为我后来的档案查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两天后，我又随同徐老师从河池来到南宁，与南宁市人员和广西区党史办老师进行了联络，为方便我日后的资料查阅做了些前期铺垫。随后，徐老师便匆匆从南宁飞回了上海。
这是我在徐老师帮助下的第一次河池之行，却得到了莫大的收获。一是让我首次接触到了大量的三线企业档案资料，我们还在三线厂矿单位进行了实地探访，这给我做好三线建设研究以极大的信心。二是我开始逐渐认识了一些地方档案馆、党史办、史志办的老师们，为后来能顺利接触三线档案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三是在实地探访三线厂矿的过程中，我通过交流沟通，又开始意外地了解到一些其他三线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四是给了我在三线建设研究的史料来源上一定的，至少我开始有了突破口。
大概十天之后，7月27日我第二次来到广西河池，这次我有备而来,还带了几位学生助手。在征得三线企业留守领导的同意后，我带着助手们开始了在档案室里忙碌地工作，可以拍照的拍照，不可以拍的就复印或者摘抄。大概七八天左右，除了吃饭时间，我们白天一直在档案室呆着，不知疲倦地找寻、翻阅、摘抄、拍照、重新排序、二次归档……拼着命地加快速度，手机满了立马倒腾进电脑，手掌累了休息片刻又立即投入“战斗”。几天高强度的工作下来，我手指关节、腰椎颈椎都疼痛得了也没敢停下。日后才发现自己腰椎病、腱鞘炎的发病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因为我一直担心着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的搜集资料行动会立马被厂方叫停。傍晚我们与留守工厂的办公室人员一起下班，晚上就住在工厂的招待所。这次河池之行收获颇丰，我还抽时间第二次去了一次河池市档案馆。
一周之后的8月11日，我第三次来到河池，又呆了四五天，补充搜集了企业档案。同时，我再次来到了河池市档案馆，这次我在这里遇到了除了徐有威老师之外另一位对我帮助极大的老师——肖虹老师。
肖老师是我在河池档案馆申请查档时，一位工作人员在向她请示时注意到我的，她留意到我几次三番从两三百公里外的桂林来到河池查档，可一次也没看到相关档案，于是就特意看了我的介绍信，并发现我和她过去的一位邻居家孩子是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便问我是否认识她，我喜出望外，心里想着看来这是一个机会，而碰巧肖老师的这位邻居家孩子和我正是在同一个单位的同一个部门，而且我们关系还很好。凭着这层关系和机会，我和肖老师聊了很久，闲聊之间便熟络起来，逐渐地档案馆的其他老师们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不再那么拒我于千里之外了，她们开始热心地帮我检索一些三线建设的档案资料。在肖虹老师的帮助之下，我开始接触和阅览了一些河池地区的三线建设档案，甚至一些没有涉密的档案，肖老师也同意我复印回去。此次，我非常庆幸地认识了肖老师，我心想她如徐老师一样，都是我遇到的贵人。
之后的半年中，我又先后三次来到河池，除了继续查阅相关三线建设档案以外，我还做了一些退休老干部和工人的史采访。并在肖老师的帮助下，自驾到河池市下面的一些区县档案馆查阅档案。更令人的是，在多次的交往和相处中，肖老师早已把我像亲人般对待，还几次请我在她们河池市委机关食堂吃饭。
后来，我又来过两次河池市，又走访了一些还健在的三线职工和还存在的三线厂矿，补充搜集了许多宝贵的资料，这些资料为我后来博士论文的完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徐老师的引领和指导之下，我先后八次的河池之行，收获之大让我完全没有料到。八次河池之行，因为疫情和经费的缘故，自己和学生助理们省吃俭用，每次要么来回驱车六百多公里，要么坐火车挤公交往来于城乡之间，要么住破旧的酒店，要么在厂区食堂就餐或者是在附近大排档解决，不可谓不风尘仆仆、风餐露宿。记得有几次我一个人的田野调查，为了节约开支，我在网上定了很便宜的酒店，住下之后才发现吵闹得厉害，自己几天都睡不好，吃饭要么在楼下快餐铺解决，要么在美团点廉价便当了事。但为了自己的研究，也只好撑着。而八赴河池查档过程中，我给学生们的劳务费也仅有区区的每人每天一百元，但同学们都非常支持我帮助我。回想起这些难忘的经历，我总是感慨万千。
每当我一次次陷入档案资料查阅的迷茫和彷徨之时，是徐老师及时的帮助给我力量，让我走出困境。而在进一步查阅档案时，肖老师给了我无穷的关怀与支持，她不辞艰辛地陪我在档案室翻阅一张张发黄的文件，又不厌其烦地帮我复印一页页允许复印的文档，还强忍着晕车的不适随我长途跋涉来到遥远的小县城和偏僻的穷乡僻壤里搜集能采集到的企业档案……我我所遇见的徐老师、肖老师、李艺老师、黄必林老师、谭宏高主任等等所有好心人。我在河池所经历的所有这一切，与我在桂林和南宁的比较起来，让我为之动容！所有这一切，与我一年前在开题报告会上自己的担心比较起来，让我信心陡增！尤其是让我看到了柳暗花明之后广西三线建设研究的前景！
经过近两年的资料搜集和论文撰写，2021年底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基本完成。我的导师祝彦教授对我的论文提出了进一步修改的，遵照祝老师的意见，我又进行了修改完善。之后在2022年1月7日，我参加了预答辩并顺利通过，尽管老师们对我的论文提出了很多改进的意见，但也得到了他们的肯定，这与两年前老师们对我的担心截然两异。
预答辩老师们的认可给了我极大的信心，预答辩结束后，我一边工作一边继续修改完善论文，尤其是在我的导师祝彦教授和上海大学徐老师的指点之下，我又小幅调整了论文结构、参考文献和史实录，这对规范我的论文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此外，我在河池市档案馆肖老师的帮助下，又补充了些档案史料，还跟进了一些史采访。
测你前世死因
3月，我的论文以5%的极低重复率顺利通过查重。4月，又以五份良好的结果顺利通过盲审。当我把结果告诉我的导师和徐老师时，他们都为我感到高兴。徐老师开玩笑说：“这是黎明破晓的，‘’成功指日可待！”
5月29日，正式答辩开始，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在线上举行。我是安排在第二个进行答辩的，答辩秘书简单介绍和我的陈述之后，是答辩委员会老师们的意见和提问环节。老师们看问题的眼光的确独到，一眼便看出我论文的最大不足，纷纷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我的论文提出看法和改进，并相继提出了要我回答的问题，我虚心地聆听着并尽可能地做着记录。到了回答问题环节，我依据两年多来的资料查阅和研究积累，还算是比较流畅地回答好了答辩委员会老师们的提问。最后是答辩委员会老师们投票和答辩结果的时刻，我忐忑地等待着，十几分钟之后，我终于迎来了如文章开头时所描述的一幕……
这是我初涉三线建设学习与研究的一段旅程，旅程之中我深感做历史研究的不易，尤其是做现时代条件下的三线建设历史研究的学人不易。历史不能假设，但却可以试想，在我的这段难忘的旅程之中，我常常试想如果我不是遇见徐老师，我还能选择和完成这篇“广西三线建设研究”的学位论文吗？还有，如果我没有在河池遇见肖老师、谭宏高主任等一批善良的人们并获得他们的帮助，我还能顺利地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吗？答案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