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衣凌教授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主要开创者，杰出的明清史学家。《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一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主要学术成就。
傅衣凌先生出生于1911年，193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1935年东渡日本，进法政大学研究院攻读社会学，1937年回国后，从事农村经济史的研究。他求学的这段时间，恰好是中国学术界展开中国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的时期。
他具有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学术素养，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史有着独特视野。有鉴于论战之中的诸多中国历史的种种谬说以及一般论说流于空泛的弊端，他立志写作中国农民论、中国农村经济史、中国商业资本史。
《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共分五卷，卷一是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卷二是农业、手工业，卷三是商业、贸易与市镇，卷四是财政、金融，卷五是阶级、。
其中卷一、卷二和卷三，基本上是围绕着傅衣凌先生的第一个研究构架而展开的，即从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及市场等各个方面，论述明清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停滞，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阶段其内部新、旧两种因素的矛盾与变化。
明清时期最能反映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标志当然就是新的经济因素即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傅衣凌先生在综合考察了农业、商业、市场等各个领域的状况之后，对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提出了如下的基本看法：
第二，我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过程与欧洲国家有所不同，而具有中国的历史特点。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的发展规律是：从山区发展到平原，从经济作物发展到稻田生产。
明清时期新、旧两种因素的矛盾与变化，当然不仅仅体现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形成、发展与夭折的过程中，而是贯穿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个晚期阶段。对此，傅衣凌先生是如此归纳明清时期的发展进程的：
近年来，在我的脑海里又盘旋着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清以前原是先进的中国到了十五、六世纪以后变成落后的中国呢？为什么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长期处于被侵略的地位呢？我认为其关键所在，如果穷本探源，当在十五、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之间进行探讨。
明清时期的历史地位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它正处于东变化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明清以前的中国，也就是十四世纪以前的中国，生产力是走界前头的，创造了灿烂的科学文化，在工业技艺方面，有许多重大的发明、创造，如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起了伟大作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曾说火药、罗盘锁和印刷术的发明，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先决条件。恩格斯也指出由于火药的输入欧洲，改变了中世纪的战术，冲破了封建领主的坚固堡垒，改交了城市的性质。可是这些创造、发明，在它的祖国却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作用，那是为什么呢？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明清两代是出现有不少新东西，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到意识形态等都有许多新东西、新因素。……可是引人注意的，就是这些新东西在明清时代虽有发现，并不能得到顺利的滋长，在强大旧下，却大半被、夭折、中断下去。《论明清社会的发展与迟滞》，见本书卷一。
本书卷四的财政与金融部分，共收进三篇论文，这个研究领域并不是傅衣凌先生一生中的学术兴趣的重点，可以说是偶然涉及。尽管如此，在这三篇论文中，仍然可以看到他在这一领域的分析，依然是围绕着新旧两种因素交织矛盾的主要研究构架而展开的。
在封建社会里，中国商品生产早就有较大的发展，土地可以买卖，货币经济颇为繁荣，白银流通很为广泛，银纳地租与力役地租、实物地租三者同时并存。和欧洲封建社会相比，中国在封建时代就出现了大统一的国家，农民也有相对的离土、不那么严格地隶属在土地。
可是这些新东西都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中国的大统一是由地主阶级来实现的，而不是资产阶级，因而这个统一国家的前途，只能是和，而不是科学和。中国的土地虽然可以买卖，却不是很的，还受着乡族的。
农民一方面有相对的离土，其另一方面，则人身依附关系仍十分严重。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早已产生，然长期以来，始终未能达到成熟的阶段，影响到中国封建社会里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都发展得不够成熟，无论是资产阶级或的前辈都没有形成为的阶级力量。
其在货币经济方面，亦是如此。界货币史上，中国是首先使用纸币的国家，货币的铸造与流通也有悠久的历史。
金银和奢侈品有亲密的关系，绝大多数的人们还过着物物交换的生活。中国货币经济因为缺乏的生产交换基础，时在变动中，有前进，有倒退，也有中断。
我们还要注意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既早熟又不成熟，由于国家的控制，宝钞发行量和社会生产是毫不相涉的，每每造成通货膨胀；而这些白银也和当时生产界没有发生直接联系，发挥货币信用的作用，推动生产的发展，只作为地主猎取土地的工具或大量窑藏而已。
我们考察明代前期通货流通的变化过程，从使用白银，发行宝钞，终又解除金银，正符合中国封建经济的迟滞性和货币经济的不成熟，值得我们认真考虑。见本书卷四。
本书的卷五，是围绕着傅衣凌先生的第二个研究构架而展开的，即是把社会经济构成和社会阶级的构成、联系起来考察。这诚如美国学者郑培凯先生所说：“有人以为傅先生对明清时期的研究仅限于明末奴变、佃变、抗租之类，系他研究明清社会结构的副产品，并非他真正兴趣所在。其实不然，傅先生对农民战争所导致的巨大社会变革一直都有很强烈的研究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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