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本和美国都把他们的学前教育课程作为使未来劳动力更具有竞争力的理由，但是，三个国家在早期教育做法的方向上常不同的。中国所持的观点是，为新的全球经济准备，因此认为早期教育课程应以儿童为中心，鼓励创新性和主动性；日本所持的观点是，为信息化经济培养具有创新和灵活性的劳动力，因此认为教育不应再是的，而应有更多一些。最近日本在国际的教育成就测验上表现出成绩下降，又有呼声说要跟随美国，在中小学强调学业成绩和绩效。（ & Tsuneyoshi 2005; Takayama 2007）。然而至今这种呼吁仍没有改变日本大多数幼儿园中建构主义的、以游戏为导向的课程；美国所持的观点是，培养专业素质的劳动者，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强调早期教育从建构主义向学业准备转变，同时还呼吁基于标准的课程、有科学支持的教学、更高水平的绩效、系统的学习评价、更经常性的评估和基于科学的实践支持。
中国和美国的早期儿童教育的目标和实践存在着戏剧性的不同。起初，中国的模式侧重于和纪律，而美国侧重于游戏和选择；二十年后，中国早期儿童教育目标已经转向儿童发起的活动和创造性的培养，而美国却向着相反方向转变，变得更加侧重于学业和教师的作用。这可以作为一些推崇全球化的学者所断言的文化趋同的。但是，美国的学前教育已变得更加注重学业而中国则更加以游戏为导向，这个事实不能说明这两种教育模式正在趋向共同的终点，相反，它们恰似黑夜里各自航行的两条船，有着各自的目标和航向。
日本幼儿园课程的价值取向是让日本儿童保持日本人的品质特征。日本学前教育工作的核构特征的作用是在教育中支持幼童在日本传统价值观方面的发展，如omoiyari（同理心）、kejime（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的能力）以及Sbudan sbugi（社会意识）。这些价值观在其他国家的文化中有对等的词，但它们不是同样的内涵，不能在别的文化中得到平等的重视。日本早期儿童教育的做法深植于文化，这也使其很少从外面借鉴。日本把它的学前教育作为文化传承而不是文化改变的一个途径。幼儿园虽然不是日本的传统文化机构，但日本希望它能够成为，使成长在后现代社会的儿童接受传统的价值观。这也就是日本的幼儿园在近二十年里变化的最少的原因之一。但是，随着日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他们社会的变化，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全球化，日本学前教育保持现状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早期儿童教育的全球化并非在时空的长河中一帆风顺。相反，在每个国家，向外来思想的时期和向内转变的时期总是交替更迭（Schriewer，2000；Steiner-Khamsi 2000;2004）。90年代是美国早期儿童教育的外向时代，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意大利城市瑞吉欧艾米利亚的学前教育。今天的美国，教师和管理者们抱怨道，幼儿园在服从的和专业组织的标准下有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的课程、教室布置、学习效果都要符合标准，所有的教师和管理者都要从正规的机构获得早期教育证书。以游戏为中心的课程，读写的全语言教，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这些在二三十年前当我们首次做研究时，被认为是好做法，现在却被一部分人评价为过时的、受意识形态的、不科学的方法。
在1985年和2003年，中国的幼儿园改变了许多，日本的幼儿园变化不大，美国的在某种程度上居于中间，那么三个国家幼儿教育体系中所发生的是否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是相关联的？
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政策已然影响到了中国的早期教育，经济带来了合资、外资产业和民族企业的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和其他国外连锁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开办一些幼儿园推广双语（汉语和英语）教育，24小时制（寄宿学校的回归），和其他一些科技技术辅助的课程。中国的许多新公司纷纷加入了这个私有化进程所创造的市场空间，与国外企业相互竞争。在过去的十年里，公立幼儿园的数量骤减而私立幼儿园的数量迅速增多。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决定加入世界经济体系，而这种新的经济形势需要新的。对幼儿教育的新方法显然是培养这类的重要策略。依照这种逻辑，中国幼儿教育快速地、义无反顾地朝着更加注重建构主义的、以游戏为主的和儿童自发的活动方向发展，并且从国家借入了大量的、先进的思想观点。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出于经济的考虑和使社会机构（包括教育）化的必要性，着美国的早期教育发生改变。在过去的一个年代中，面对生活的开销工人阶层和中等阶层的收入、支付能力在下降，更多的幼儿母亲加入到了劳动力的队伍中，需要有更多的幼儿园来照顾孩子。福利开始于克林顿，小布什继续施行，使得那些贫穷幼儿的母亲参与培训项目或在家庭之外工作，这样就增加了对早期和教育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工商界采取支持早期教育的立场认为，投资在教育幼儿是在未来社区劳动力方面好有的投资。评估显示，投资在早期教育中的每一个美元都会产生显著的经济和社会回报。美国采用的是要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推动着早期教育从建构主义向强调学业准备转变，同时还呼吁更高水平的绩效、更经常性的评估和基于科学的实践。当前美国的教育要求的是基于标准的课程，有科学支持的教学，有专业素质的劳动者，系统的学习评价，学校的绩效，支持和接纳落后的学校。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经济繁荣后的经济衰退，使日本幼儿园的经营状况益显飘摇。经济的衰退以直接或间接地方式影响着幼儿园，降低了他们的持有的土地的价值，了他们提高学费的比率，并且改变了妇女们的工作模式。机会出生率的下降幼儿园以竞争来保持他们教室的儿童数量，并园内各项事务能继续进行。为了吸引顾客，幼儿园延长时间；服务多样化；增加像英语对话和网球这样的附加服务；有一些园为了在市场中立足走到极端，强调他们严格的学业准备和能以高的比率把孩子送进有声望的小学，他们有独特的教育哲学。当“泡沫破裂”、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直线年代遭受到了严峻的经济危机，虽然不是直接地，但却在一些方面对整个国民情绪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充满着一种悲观、责备和反控制的氛围，例如，由于观察到了当前一代孩子们的性格特点，教师和家长彼此责备。在日本，有些是指向教育的，日本幼儿园被要求传递给幼儿当代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所需的那些重要的价值观、立场及社会技能。同时，又被要求有一种固有的保存传统的功能，能孩子们远离（后）现代化的消极影响。
评论家和全球化的者们认为，随着商品、思想及人才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交换，各个国家越来越趋于一致，文化差异也越来越不明显。全球化的世界体系论认为，随着世界逐渐演变成一个体系，实力最强大的文化输出国的思想（包括）将支配其他国家的思想文化。这同样也是全球化的现代化/化论的预言，预言指出：按照社会主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最最有效的教育模式得到普及，取代受传统的本土模式，而这种本土模式并非因其合和功能性得到人们的信赖，结果就会产生并不断加剧教育实践与的全球化趋同。
尽管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存在，中国、日本和美国的早期儿童教育在核心方法和上并不比上一代更加相似。更确切地说，这些模式已经逐渐在一些方面更加相似而在其他方面更加不同。《新三种文化下的学前教育》的研究显示：虽然一些文化行为已被外来的做法取代，但另外一些文化行为在与席卷全球的思想的碰撞中保持着原貌，还有一些文化行为演变为混合形式，同时，一些新的文化行为应运而生。在中国早期儿童教育实践中遵循隐性文化逻辑的，包括对掌握与的强调（Paine 1990）。虽然中国早期儿童教育经历了剧烈的、有时甚至是痛苦曲折的过程，强调掌握与的传统、对榜样力量的、对的应用和对共同社会活动的投入，均为隐性的、不明显的、平凡的观念和做法，因此也无需进行争论。
在美国，尽管争论的核心是对教育的供给（如号召提供普遍的，公立的，早期儿童项目的议案）和范式之战，即对于发展适宜性教学和读写算直接教学这两个派别，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进行的范式之争，但美国幼儿园中其他的很多做法是不明显的，反映了核心的文化，它存在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哲学和意识形态中：包括强调选择、表达以及教师与其班上的每个孩子之间的双向关系的质量。共同的文化的力量会产生影响。
a型血人的性格特点
在日本，有关早期儿童教育的不明显的、隐性的文化观念和实践包括mimamoru（观望与等待）、老师在孩童打架前不去干预的策略；强调移情（omoiyari）和情感（特别是孤独感和悲伤感）的发展与培养，认为儿童的“孩子气”是有价值的（kodomo rasbii kodomo）；以及年龄大的儿童与年龄小的儿童游戏、照顾较小儿童。根据美国标准，在日本幼儿园发现的较大的生师比（按美国的标准），一个老师对应二十、三十名学生，是隐性文化逻辑的一种特殊情况。换句线的学生/老师比是日本早期儿童教育的一个显著、明确的特征，但与该比率相关联的、受该比率支持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实践却是基于隐性的文化逻辑。该假设高学生/老师比率比美国幼儿园典型的10/1的学生/老师比率能更好地支持社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