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rl:以“西南交大痛摘曝出抄袭丑闻的副校长博士帽”为由头，中青报特别报道做了一期反思当下高校学术生态的专题，刊登了一封来信颇引人深思，这个名叫龚平研究生的表达了如今一直纠缠着自己的困惑和焦虑，我到底要不要花钱买版面发论文：自己知道花钱买版面发论文意味着什么，但不这样做的话，就拿不到奖学金，就会在诸种评比中被挤出局，身边人都这样做也让自己不甘不平。但道德准则又不能容忍自己这样做，违背自己的良心，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这封来信被网络转载后引起极大的共鸣。研究生的诉说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一个人的困惑，击中了多数中国人心中的焦虑，触及了一个转型社会的制度痛感，搅动起深藏在他们内心的茫然、迷惑和难以自解的心灵冲突。
这不是一个人的困惑，而是纠结在许多中国人心中难以驱除和消弭的困惑。我们这些人也许没有发论文之忧，但每天心中都纠缠着许多类似的艰难与痛苦选择：考试，许多人都在作弊，我要不要也作弊？工作，许多人都在托人找各种关系，我还要不要凭自己的才能去竞争？晋升，许多人都在向领导行贿，我要不要也去送点礼？做生意，许多人都在靠不正当手段和向权力行贿，我要不要遵守法律诚实经营？
这种困惑和选择的迷茫已经融入了许多日常生活细节中：别人都在闯红灯，我要不要傻傻地等绿灯亮时才迈开脚步；别人都在乱扔垃圾，我要不要傻傻地提着垃圾袋走很远的路；坐公交车时别人都在插队和推挤，我要不要老老实实地排队……
由于制度缺乏规范，权力未被驯服，法律尚末健全，规则未得到公众——尤其是权力的尊重，规则常被掌握着资源的强者所打破和践踏，潜规则、反规则、歪规则大行其道，劣币驱逐良币成为常态，违反规则者不仅未被惩罚反而获益，类似“要不要买版面发论文”、“要不要行贿”、“要不要作弊”的困惑和焦虑普遍存在，几乎每个人每天都会遇到这样选择的煎熬。人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对规则正义的渴求，与残酷的现实相遇，产生了一种中国式、制度性的焦虑。
一个朋友也跟我谈过她和她孩子的困惑。她儿子是靠“裸考”而考上名牌大学的，所谓裸考，就是不靠任何形式的加分，而完全凭自己的能力和高考成绩的裸分——可他的许多同学并不是裸考，那是临高考前的一个月，有一天老师突然宣布了班上同学的加分状况，竟有20多个同学可以享受各种形式的加分。朋友至今对此仍不能释怀，说孩子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痛苦，回家后一声不吭，整整在家躺了两天。她理解孩子那种无以名状的痛苦，自己也处于深深的煎熬和自责中，为什么没有想办法也给孩子争取个加分机会呢？当然了，如今她感觉很坦荡，孩子也很骄傲于当年的“裸考”。
当你听过了这个故事，理解了一个母亲的这种焦虑，也许就能理解重庆当年那个倒霉的高考状元何川洋，即使他成绩那样好，父母还是画蛇添足地给他争取到了一个最终断送了他前途的加分机会。从何家的表现来看，他们并非大恶和钻营之人，修改民族成分时他们一定也经过了激烈的心灵冲突和充满困惑的权衡，最终自私的父爱占了上风。
如何消解这些焦虑，如果回答那个年轻人“要不要买版面发论文”的困惑？答案好像很悲观：无解。实际上，现实生活中并非每个人都在行贿，甚至多数人都是循规蹈矩的，可公众已经形成了“其他人都在行贿”的刻板想象，很多人都坚信“遵守规则会吃亏”。社会文化中，不少人把“遵守规则”当成“没用”的表现，把“能超越规则”、“走后门”当成“有能力有本事”。企业家王石宣称万科绝不行贿，但多数人都不相信他不行贿。一次企业家论坛上，王石和一位嘉宾先后发言。王石讲自己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另一位讲他行贿的时候，下面掌声雷动。
在这种文化和价值认知下已经形成了无法突围的囚徒困境，不是靠个人可以走出这个恶性循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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