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的辞位诏书说:“今全国人理多倾向，南中各省既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所向，可知……”就这样被全国上下接受了。
当年秋天，中华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向身边的英文秘书顾维钧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意味着什么?”
几个月前，年轻的顾维钧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他主修国际外交，副修和行、政治学，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外国对中国的要求》。
当他应唐绍仪之召回国，第一眼看到袁世凯，其人留给他的印象是“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个野心勃勃、果断、天生的人物”。
国源出于很久以前的罗马，罗马很重视他们的和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罗马作为国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种思想在中世纪有所抬头，中产阶级在所谓城邦中的兴起便是政治的。
城邦比较小，人口不多，然而，这种和政治的思想却在人们头脑中生了根。这种思想逐渐，在十三世纪成为英国政治的基础。虽然英国表面上是君主立宪，但政事是的。这要追溯到十三世纪的《大宪章》。
此后，美国人(原为英国的移民)经历了几世纪的殖民之后，经过建立了国。他们容易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热爱，并具有以法律为依据的与的观念。
美国人的思想在欧洲、拉丁美洲广为，近年来又到亚洲。诚如总统所说，中国情况大不相同，特别是国土这样大，人口这样多。不过，要教育人民认识政治的基本原则，也只是需要时间而已。
袁对此颇有疑惑，中国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打扫屋子时，把垃圾堆到大街上，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则不管。
他回答:“那是由于他们。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样爱好，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那就应由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制度的发展。”
这次谈话让顾维钧意识到:“袁世凯不懂得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不只是不了解国需要什么或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或的愿望。”
事实上，袁世凯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袁世凯之问，真的无比沉重，相隔一百多年还能感受得到它的分量。
袁确实完全不懂国的性质，他只是以帝国时代丰富的从政阅历来思考问题，而又有几人真正明白到底是什么。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在帝制的循环中打转，一代代的哲人圣贤都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当中华诞生之时，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迅速推出的小学教科书，为时代的需要，才开始出现大量关于的课文。
商务印书馆1912年4月推出的教科书干脆就叫《国教科书》，《国教科书新国文》初小第四册即有课文《大总统》，第七册有《国》《》《平等》等课文，第八册有《国庆日》《选举权》《法律》《司法》《行政》等课文。《国》一课简明扼要，将的原则说得清清爽爽:
虽然，一国之人数至多，欲人人与闻政事，为事势所不能，于是有选举之法，选举者，由多数人选举少数人，使之代理政务也。
国以总统组织，以议员组织，总统议员，由人民公举，其职权、任期，皆有，故无专擅之弊。
在《国教科书新修身》初小第八册也有《选举》《》《平等》《》《好国民》等相关课文。
《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第一册有《国体与政体》《成立始末》《政体》等课文，第二册有《人民之义务》，第三册有《国家》《国民》，第四册有《地方自治》《国之模范》《政治之》《临时约法》，第六册有《政党》等课文。
《政治之》以平等、、来概括政治的。《国教科书新修身》高小第二册有《》，第四册有《》，第六册有《》等课文。
组织社会，，选举议员，举吾学识之所及，皆得发布于外，以求有益于人类。此之对于者。
，营业，生命，财产，意志所在，即所在，非他人所得。此之属于个人者……
与同步诞生的中华书局抢先推出适用于新时代的教科书，抢了商务印书馆的先机，得到了部分教科书市场。在《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中，孩子们也可以读到《大总统》《中华成立记》《国体之别》《政体之别》《国民之自治》《国民之责任》《政治》等课文。
仅商务印书馆的《国教科书》(初小)每年的发行数都在七百几十万以上。正是透过这些教科书，观念悄悄地渗透到千千万万少年的心中，与报刊等媒介中盛行的话语，及标榜、的政党一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浪潮。
对于在皇权意识中浸渍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人，“”完全是个陌生的观念，有之，也不过是古老的“周召”。1903年，少年邹容的小《军》中出现了“国”这个新概念，但很少有人追究到底什么是，是不是就是“周召”的那个“”。
而辛亥造就的时势，却是一边倒的呼声。1915年10月2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与袁世凯谈起当年的选择，还充满无奈:
当时华民醉于、非不可，是满清之得力口号，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习惯，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前驻京美使柔克义，亦屡言之。南北讨论之时，唐少仪因一时之，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不可谓非失策矣。
唐绍仪骨子里是个主义者，他的倾向并非一时。袁世凯之接受确是时势造成，并非出于对的理解，他的宣誓也只是照本宣科。是什么?是什么?他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陌生。
原来主张君主立宪的立宪派张謇，为大势所趋转向之际，在《建立政体之理由书》中提出:“国民程度由一国之政治制度而成……有政治，然后有程度之国民。”
国民程度不足，不宜实行，是当时包括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在内许多人的看法。不过张謇很快发现国民程度确实不足，有些学生误以为就是，不要秩序。
1912年2月21日，他在《申报》发表文章这一现象，指出欧美养成国民，“惟以重公德、爱秩序为唯一之方法。”
1913年12月2日，一位叫章遽骏的人对袁世凯解散、议员席深感不满，他认为:“我们已经走到只好不顾一切接受议会政体的地步，尽管亿万人民还远远没有达到实行代议制的程度。”
对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增加人民的政治知识，并使他们关心政治从而引导他们用切合实际的方式过问政治。
他知道莫理循受袁世凯的器重，希望将这些意见转达给袁。然而，这是袁不会做，也不愿做的。让国人关心政治，懂得政治知识，也就是张謇所说的养成国民，这与袁的经验和认识距离太大了，他要做的恰好相反。
所以，我们只看到他改教科书，删除“”、“平等”等课文，像“元年元旦南京设临时，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这样的内容都要被删去。商务印书馆将《国教科书》更名为《普通教科书》。
2月12日本是清廷退位、南北统一的纪念日，北大照例要放假一天，而1916年，这一纪念日被废止了，学校照常上课。(1917年又恢复了这个纪念日。)毫无疑问，这些带有记号的课文、日子，都与袁世凯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