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读这篇文字的大多数读者一样，我在认识倪老师以前，也不认识这个饩字。这个字读x，和“戏”字同音，《辞海》上解释这个字有三个意思，一是“粮食或饲料”；二是“赠送”；三是“活的牲口”。
如果从一九四七年倪庆饩翻译发表希曼斯夫人的诗《春之呼声》算起，他的翻译生涯整整七十年了。那时的倪庆饩还是上海大学的一名学生。多年以后，倪老师曾对我不止一次说过，与其自己创作二流甚至三流的所谓作品，不如把世界一流的作品翻译过来，更有意义。
二○○二年八月，我在《羊城晚报》上写了一篇《倪庆饩》。现在，距离那篇文章发表，不经意间又是十五年过去了。按中国传统的算法，倪老师当年是七十五岁，今年已经九十岁了。十五年间，倪老师又有七部译作面世。最新的一部，就是赫胥黎的《水滴的音乐》，去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不少报刊都发了评介文章。今年，河南大学出版社也计划出版他的两部译稿，《英国近现代散文选》和华尔纳的《少年行》据我手头肯定是不完全的计数，这应该是倪庆饩的第二十三本和第二十四本译作。
一九九九年，我去看他，聊天中问起他的年龄。原来在我印象中，倪老师那一年大概六十七八岁。可是，他说，“我今年七十一岁了”。他的语气十分平常，毫无激越，也并无伤感与不平，但我听来，心中不免有些黯然神伤。但他接着说的一句话，同样平常的语气，却让我心头震动，现在回想起来，仍感慨唏嘘，不能自禁他说：“我今年七十一岁了，我们的师生缘也不长了。”
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个年头。秋天，学校开学，我们上英语精读课。那天，我们见到一位老者，步履缓慢，走进教室，。他中等身材不到，穿着十分朴素，大概就是“的卡”布的中山装，头发花白。他走慢，右腿往前迈时，会先有轻微的一顿，好像句子中不小心多了一个逗号。那步履的节奏，多少年都是那样，慢慢的，一步一顿。
那阵子，我的思绪尚未收拢，心儿好像还在别处。只是觉得这位老师讲课有点儿特别。一个“公外”(公共外语教学部)的老师教公共英语，却在课上不时地提起王国维、陈寅恪。他似乎对手上的课本并不十分在意，教这些东西，在他眼里好像只是小技，并非学习英文的大道与鹄的；而且，他经常眉头微皱，在那种些许的漫不经心之中，他的眼神和眉宇之中仿佛还有一丝忧愁与伤感。当年的研究生教室里总好像空空荡荡。老师的讲课，我有一阵子都不怎么听得进去，在课堂上经常心猿意马，只盼着何时下课，和当时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想着人生前途之类的大事。
课堂外和倪老师开始交往，是因为帮一个同学的忙。那个本科同级的同学是天津人，在环科系(科学系)。他要出国去，拟了一个推荐信，托我找倪老师在文辞上润色。我愣头愣脑就去了。倪老师认真改了后，我第二天又去拿，不免就多聊几句。他就知道我是中文系，然后就聊了中文系的一些他认识的老师，包括朱维之先生等。于是，似乎就这样熟悉起来了。
倪老师有两个漂亮女儿，倪桑和倪橙。回想起来，我和倪老师一家认识二十七年，居然和倪桑几乎没有说过话，只是在去倪老师家时，偶尔打过一两次招呼。小女儿倪橙则比较熟，那时她刚刚初中毕业，十五六岁，那一年没有考上普通高中，而她自己喜欢美术，所以暂时在家呆着，一边复习基本课业，一边再准备考一考美术类院校。倪老师于是就让我给倪橙补习语文。从此，我来倪老师家就变得比较频繁了。开始计划是一周两次，基本上都是晚上七点左右。我也没有什么上课的经验，就是陪着小姑娘朗诵课文，讲讲词意和文意，说点故事，好引起她学习的兴趣而已。倪橙微胖，长得很白，比较活泼。晚上补习的中间，杨希英都会给我热一杯牛奶，拿点儿点心给我吃。杨老师是天津人，在天津师大物理系任教。她喜欢和我聊天，总是关心我的生活，说着天津味儿的普通话，笑呵呵地问这问那。我一个远离家乡父母的小青年，现在却意外得到家庭般的温暖。
倪老师多年后能翻译英美那些大作家的作品，而且，对这个事情长年保持热情，与他当年在大学所受教育关系很大。当年的，从大学附中到大学，一水儿的外教。英语是英国老师教，日语是日本老师教，其他各语种也是由本国籍的老师任教。倪庆饩受古典英语熏陶多年。在英语系，他上得最多的是文学课，课程按专题设立，如莎士比亚专题课、英诗专题课、小说专题课等，这使倪庆饩系统、深入地了解了英语语言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
美籍教师也比较多，战乱时也有从中国北方的大学转到上海大学教书的著名教授，如王文显、司徒月兰等。王文显曾任大学代校长、外国文学系主任，是中国现代戏剧的重要之一，曾有学者认为当年曹禺从南开转学到，一半是冲着王文显的。而司徒月兰则是在教育界享有盛誉的英美文学家、南开大学英语系的奠基人。这应该是倪老师与南开最初的结缘吧。倪老师曾说过，“司徒月兰教过我的英语基础课，她的英语发音挺好听的，讲得地道而流利。王文显教的是莎士比亚专题课，他讲课不苟言笑，却有一种温文尔雅。而英诗、小说这些专题都是外籍教师教，他们的英语素养就不用说了，真是原汁原味”。
出于对文学尤其英国文学的深深喜爱，倪庆饩有一种愿望，通过翻译来检验自己的学习所得，并以此与天下人分享英国文学之魅力。于是译锋初试，《春之呼声》在上海《中央日报》副刊发表。
一九四九年大学毕业后，倪庆饩曾在呆过一段，短暂任职于某对外文化交流部门，后因患肺病而离职回湖南老家养病。一九五三年，他到湖南师范学院任教，开始是在中文系教外国文学。十余年的教学与研究，让他“打通”了欧洲文学史的“脉络”，这对文学翻译工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他当时在教学之余，也偶尔搞一些翻译，但他自称都是“零碎不成规模”。
倪老师重拾译笔，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调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之后。初到南开，他便开始在教课之余翻译一些作品，当然，只是“试探性的”，都是以零散的短篇为主。倪老师虽然很低调，但还是引起了同事的注意。经张镜潭教授介绍，他认识了柳无忌先生。柳无忌是柳亚子先生哲嗣，也是著名诗人、学者，曾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二十六岁的年龄任南开大学英文系教授，一年后任系主任，延聘多名留美人才来南开任教，彼时南开英文系阵容之强，可与国内任何一所一流大学匹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以后，柳无忌先生虽一直客居美国，然而一直心系南开。七十年代后他曾多次回国，专程来南开访旧。
柳无忌对倪老师的译才很重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当时主编的《英国浪漫派诗选》，其中《雪莱诗选》与《济慈诗选》，便由倪庆饩、周永启共同翻译。柳无忌先生深受英国浪漫派诗人(特别是雪莱)的影响，他在耶鲁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便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由倪庆饩来翻译雪莱，可见其对倪的赏识。我手头倪老师送我的书，最早的就是这本《英国浪漫派诗选》，是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二月出版，倪老师签名送我是这一年的十二月八日。
那几年，倪老师也引起时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朱维之先生的注意。他称赞倪庆饩是“年富力强的英文教授”，“有丰富的教学和翻译经验”，“译笔清新自然，足见”，多次为倪庆饩的译著作序。朱先生甚至提出把倪老师从“公外”调到中文系。但倪老师考虑再三，终于没有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散文热席卷全国。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领一时之。当年，他们出了两套大型散文丛书，一是中国的，叫“百花散文书系”，包括古代、现代和当代。还有一个是外国的，叫“外国名家散文丛书”，影响也很大。一九九一年时，就已推出第一辑十种，包括张守仁译的屠格涅夫，叶渭渠译的川端康成，叶廷芳译的卡夫卡，戴骢译的蒲宁，还有《聂鲁达散文选》《米什莱散文选》等，其中，《史蒂文生游记选》即为倪译。由此开始，“百花”每年推出十种中国散文，十种外国散文。“百花”主持此事的副总编谢大光，每年请倪老师翻译一本，连续若干年：第二辑《赫德逊散文选》，第三辑《小泉八云散文选》，第四辑《普里斯特利散文选》，而卢卡斯和高尔斯华绥两本，是在同一辑里一齐出版的，可见当年倪庆饩的工作热情与多产。
要知道，倪老师翻译这些作品，从选目开始，就很有讲究。他不是抓着什么译什么，而是研究文学史，专找那些有定评的大作家的作品，而且是没有中译本的。所以，几十年下来，把倪译作品集中放到一起看，就会看出其独特价值：一是系统性，二是名家经典，三是填补空白，四是质量高。他觉得，有那么多一流作品还没有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完全没必要扎堆去重复翻译那些大家熟知的作品，尽管那些作品会更卖钱。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倪庆饩的译介，许多英美一流作家的散文经典，一般中国读者至今都不会读到。
所以，倪译之书，是目标性很强的。选定书目后，倪老师会先到图书馆借。南开图书馆还是比较厉害，许多古典文学作品，都可以找到。南开找不到的，他就想办法到其他图书馆找。再找不到的，他就托朋友在国外买。
他的翻译，完全是手工。第一遍用铅笔或蓝色圆珠笔初译，写出草稿，会写得较乱，改得密密麻麻；然后誊清，对着原书，用红笔再修改一遍；然后再用钢笔誊清。如是，至少三遍。最后一遍字会比较工整，因为是要出手的东西了。一部十几万字的书，相当于他要至少抄写四五十万字。
正常状态下，第一遍初译，倪老师平均每天能译五百字。如果身体状态好，其他各方面又没有什么牵扯，原作又不是很难，那么，一部十五万字的书，两个月之内可以完成初稿。但多年以来，大多数时候，一部书的翻译时间要更长一些。
其中，对文字、语句的斟酌、推敲，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即使碰到《格拉斯米尔日记》这样“词浅意深”的作品，倪老师也从未敢掉以轻心。有些作品甚至近乎口语风格，其用词与句式看起来比书面语要普通平易，但要译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确非易事。倪老师说：“比如girl这个词，书面语可译作女郎，或通译为姑娘女孩，口语则可译成闺女妞妹子丫头姐儿等，但文学作品中的口语不完全等同于生活中的口语，是经过作家加工的口语，翻译如果在文体风格上也能跟原文吻合，就称得上是传神的，优秀的译作。”
这些还不是困难的全部。碰到赫德逊《鸟界探奇》这样的书，内容广涉自然，博物学、动物植物方面的专业名词很多，完全是陌生的领域。他一个老人，就跑图书馆，一个词一个词地查词典，找各种工具书来解决。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时间。
倪老师的书，后来大都是这个样子，他按自己的想法，选择了要翻译的书，就译；译好之后，再找出版社；而出版社往往不好找。于是，这样往往一拖就是好几年。说起来，这里面的故事可真不少。比如英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大作家威廉亨利赫德逊(18411922)的书。
1900年，赫德逊《鸟和人》出版。一九三五年，中国著名作家李广田在他的《画廊集》中，专文写到赫德逊和他的这本书(《何德森及其著书》)。五四新文化那一代作家，是与世界文学声气相通的。《画廊集》一九三六年三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属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之一。又过了六十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倪老师根据一九一五年第二版译出《鸟和人》。因为巧合，出版《李广田全集》的云南人民出版社，知道李广田很推崇这本书，就想找合适的来翻译。他们通过李广田的女儿李岫打听。那年已经七十多岁了，专门打电话给我说这件事。我说，不但有最合适的，而且此书早已经译好了。不是吗？那厚厚的手写的稿子一直寂寞地躺在的案头，在等待她的知音。二○一一年，《鸟和人》中文版终于出版。这部散文经典，经过几代人，跨越万里，穿越百年，汉语在东方世界出版，令人不禁感慨万端。
同年相伴问世的还有英国另外两位作家的散文集，威廉亨利戴维斯的《诗人漫游记文坛琐忆》和多萝西华兹华斯的《苏格兰旅游回忆》(均为倪庆饩译，云南人民出版社二○一一年七月出版)。其中《苏格兰旅游回忆》的姊妹篇《格拉斯米尔日记》则于二○一一年八月由广州的老牌文学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出版，作为“慢读译丛”的一种。加上《鸟和人》，我称之为二○一一年中国散文界或曰文学出版界“倪译四种”。
但是这样的运气来得并不多，而且往往很迟。比如赫胥黎的《水滴的音乐》，早在十好几年前就已译就，但那时散文热伴着纯文学一起冷寂下来，这本书已经找不到出版社愿意赔钱出了。到二○一一年，花城出版社和我们联系上，倪老师和我当然很高兴。但是，此时距离版权期的最后期限还有两年，所以此书直到去年才出版。
尽管倪老师在英国散文方面下的力气最大，但他的视野并不止散文。除了刚才说的英国诗歌，他还译过小说，比如史蒂文生的《巴兰特雷公子》(百花版，一九九五年)。这个史蒂文森，就是写过《金银岛》《诱拐》《博士》的那个史蒂文森。好像特别喜欢这个作家，翻译、出版了他的三本书。还有，赫德逊的长篇小说《绿厦》(东方版，二○○八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由奥黛丽赫本主演，得过奥斯卡最佳影片。也译过理论著作，柳无忌《中国文学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虽以英国散文为主，但也旁及美国(爱默生)、(杰克迈纳尔)。
长年的翻译，使得有很多独到的。倪老师觉得，对于翻译来说，“火候”十分重要，“读起来不能完全是洋文那样的味道，必须有中文的流畅凝练，但又不能完全地意译，要保留点洋味，这样才耐品这个分寸的把握是十分重要的，又是十分的难。”他认为好的翻译家必须具备很高的中文功底和文艺素养，诚如傅雷所言：“一个成功的除钻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为根本：无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著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
虽然倪老师所翻译的对象，都是自己所喜爱的作家的作品，但他并非对其一味赞美，对其得失，他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比如，他对卢卡斯的看法是：“他写得太多，有时近于滥，文字推敲不够，算不得文体家，但是当他写得最好的时候，在英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有一席地位是毫无疑问的。”而对于自己十分推崇的小泉八云(原名拉夫卡迪奥赫恩)，认为：“我并没有得出结论说赫恩的作品都是精华，他的作品往往不平衡，即使一篇之中也存在这种情况，由于他标榜搜奇猎异，因此极端，谈狐说鬼，信以，这样我就根据我自己的看法有所取舍。”他对作家的评价，都是从整个文学史着眼，把每个作家定位，三言两语，评价精当。比如他认为，史蒂文森“作为一个苏格兰人，他把英格兰与苏格兰关系上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他的历史小说的背景，在这方面，他的贡献堪与司各特相提并论。奠定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还有他的散文。他是英国散文的随笔大师之一，英国文学的研究者他是英国文学最杰出的文体家之一”。他为每部作品写的译后记，都是一篇精辟的文学评论，概括全面，持论，这个作家的最有价值的精华；语言简洁、优美。倪庆饩，不只是不为流俗所动的了不起的翻译家，还是一位有见识的文学史家。下面这段话，不仅为多萝西华兹华斯在文学史上标出了一个，我以为还可以作为英国散文史的一个高度概括，很有参考价值：
在英国文学史上散文的发展，相对来说，较诗歌、戏剧、小说滞后。如果英国的散文以16世纪培根的随笔在文学史上初露异彩，从而构成第一个里程碑；那么18世纪艾迪生与斯蒂尔的世态人情的幽默小品使散文的题材风格变，成为第二个里程碑；至19世纪初多萝西华兹华斯的自然风景散文风格又一变，开浪漫主义散文的先河；随后至19世纪中叶，兰姆的幽默抒情小品，赫兹利特的杂文，德昆西的抒情散文分别自成一家；此后大师迭出，加莱尔安诺德、罗斯金等向社会与文化方面发展，最后史蒂文森以游记为高峰，结束散文的浪漫主义运动阶段，是为第三个里程碑；至此，散文取得与诗歌、戏剧、小说同等的地位。(倪庆饩，《〈格拉斯米尔日记〉序》)
谦虚有很多种。大多数人谦虚，往往是因为心里真的虚，不知道自己行不行，此之可谓“虚谦”；还有一种谦虚，是谦虚者知道自己的分量，但他有更高的标准，比如倪庆饩。他的文章其实很好，立意高，视野宽广，有自己的见地，而且文字简洁、典雅，表达准确。但他之所以觉得自己做翻译比搞文学创作更有意义，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如果搞创作难以达到一流水平；而他之所以认为自己难以达到一流，只因为他心中的一流，是赫胥黎，是康拉德，是小泉八云、赫德逊、华兹华斯、爱默生和高尔斯华绥。
倪老师翻译了几十种名著，收获的是清贫。清贫就是给他的回报。倪老师译书，早期还可以，那会儿钱还值钱。可后来多少年下来，稿费还是千字二十元。就这二十元，还未必能及时收到。倪老师夫妇都是穷教师，他们也不出去讲课，平常的生活开支确实是个问题。但即使如此，一九九八年安徽闹时，倪老师居然把他最好的一套呢子衣服捐了。
因为倪老师过于专注于自己的翻译，他对两个女儿的学业确实管得比较少。对此，他也曾对我表示过后悔。可是，什么事情不需要时间啊!管孩子需要时间，上课备课需要时间，翻译也需要时间，看电影、逛街也需要时间。倪老师不过是把我们平看电影、下围棋的时间，都用在了翻译上。
倪老师同样不是好名的人。以他翻译的成就，他的名气应该远远不止现在的知名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有旧文人的，喜欢用笔名。他常用的笔名，一是“孟修”，二是“林荇”，据说都是从古书中来的典故。这样，本来就寡淡的名气，再被“孟修”和“林荇”两个人一分，就更少了。
大约是《绿厦》出版了那年，我回天津看倪老师，中午请他出来吃饭。我叫了三四个同辈的朋友一起作陪。进了吃饭的房间，我替倪老师拿帽子，准备挂到衣帽架上。这时，我发现，有蟑螂从那个呢子帽的里边爬出来，吓了我一跳。更令我瞠目的是，蟑螂不止一只，而是十几、二十几只。我当时头皮一阵发麻，赶紧把帽子丢给服务员，让他们拿到院子里烧掉。回到后，我又买了两顶帽子寄给倪老师。
倪老师这些年，的最大不幸是家人的病故。先是杨老师病逝，没过几年，小女儿居然也得病去世。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两次都是倪老师打电话来告诉我的，我当时听着电话，就掉泪了。我真的不敢想象他如何面对这样的不幸。
倪老师最近两年，已经得了比较严重的健忘症，也可以说是老年痴呆症(我一直避讳用这个词，总觉得对老人有一种不尊敬的意思)。说不了几分钟话，他就又会问我，“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工作啊，还在《日报》吗？”原来他房间里书架上，有一排专门摆放他翻译的书，整整齐齐。早几年，他有时还会高兴地指着那排书对我说，你看，这都是我翻译的。可是最近这次我去看他，发现那一排，已经零落不堪，只剩下六七本，完全没有队形，没有建制了。倪老师还指着书对我说，你看，这都是我翻译的书。我说，您翻译的不止这些，还有好多呢!他说，还有好多？是吗？
倪老师没有什么嗜好，烟酒一概不沾，也不爱喝茶；棋牌也不摸，他觉得那些都很无聊。他工作是翻译，爱好也是翻译；休息就是看书，看林语堂、钱钟书；他喜欢穆旦，推崇傅雷、冯至。他的运动就是一步一顿地去图书馆。可是现在老了，图书馆也去不了了。
早在好几年前，我去看他，那时他的头脑还比较，也显然还有正常的思考能力。聊天中，自然又说到他不久前新近在云南出版的三种书，还有在花城出版的《格拉斯米尔日记》，我很为他高兴。可是，他却突然冒出一句：“我不想再翻译了。这些都没有什么意义。”
是啊，与生命本身相比，我们所做的这些文字工作，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过去我们总是说，文字会传之长远，是我们生命的一种延续。真的是这样吗？
史蒂文森曾说：“生活是畸形的，漫际的，乱七八糟的，的，锋利的；相形之下，艺术创作则是简洁的，有范围的，本身是完备的，合乎的，流畅的和经过修整的。”倪老师九十年人生和七十年翻译生涯，可以说从生活与文学两个方面，都为史蒂文森的话做了注脚。只是这些注脚是如此丰富广阔，注入了他的一生，牵涉到那么多的伟大作家，多少还是值得我们记住吧。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史蒂文森的话也可以让我部分地理解，为什么会被那个遥远的文学世界那么强烈地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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