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是一定历史时期经济的反映,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更肩负着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从“郭敬明现象”与文学
的倒掉我们可以看到，文学产业化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是传统文学在当代能够得到更好发展、改善国民阅读生态状况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也是关于中国文学产业化问题探索的一个新的方向。
大众文化是以大众媒介（主要是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业规律去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并融入其生活方式之中的日常文化形态。[1]大众文化在现代社会里面的具体形态各式各样：畅销书、卖座的电影和电视剧、流行音乐、时尚的服装鞋帽、动漫、创意十足的广告、网络游戏等等。当代社会是一个物质生产和创造相互融合的文化产业时代。作为大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在这个新媒介时代，仍然具有极高的价值。那么，文学如何在现代社会里除了保留其审美化的价值，又能在现代化生产中形成新的文学产业生产价值链，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
2008年中国作家富豪榜近日发布，郭敬明以1300万元的版税收入蝉联中国作家富豪榜冠军，紧随郭敬明之后，郑渊洁以1100万元、杨红樱以980万元的版税收入分列二、三[2]。具体榜单如下：
一是读者年龄呈低龄化趋势。在2006年的榜单上，余秋雨、二月河、苏童、唐浩明、王蒙等成名作家排名靠前，在前25名中只寥寥穿插韩寒、郭敬明等几位新锐作家。成名作家写的是帝王将相传记、家族变迁史诗、个历程，无论是通俗小说还是严肃文学，其读者多以成年读者为主。到了2007年，“老作家”的上榜数量和名次大幅下降，“百家讲坛”的主讲于丹、易中天等人异军突起，写言情小说的郭敬明占据了榜首之位，饶雪漫、杨红樱等少年文学写手纷纷上位。而今年，郭敬明、郑渊洁、杨红樱、饶雪漫居前四位，写儿童文学和青少年言情小说的作家在前十名中占了六席。
第二个特征是“沉重型”读物逐渐失宠，“轻量级”阅读地位上升。榜上多为专为未成年读者服务的作家，写的是童话故事、武侠小说、玄幻小说、动漫读物、言情小说，以趣味和悬念开，而不包括艰深晦涩的道理和知识。可见，未成年人在繁重的课业之余，看书主要是为放松神经、娱乐身心。成年人看书也是为了闲暇、抒解生活的压力。
近日，一则关于《报告文学》收取版面费的消息在网上引发热议。引起轩然大波的这则消息称：“只需要交钱就可以在《报告文学》上刊登大篇幅的文章，明码标价。该刊编辑称，会根据字数来确定的费用，一般2万字要交3万元钱，包括五六幅图片。如果要社派记者写，还要先付定金，并且多付5000元稿酬。”[3]《报告文学》创刊于2000年，前身是《当代作家》，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主办，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协办。《报告文学》执行主编称近几年间《报告文学》一直亏损。于是参考国内期刊“以文养文”的做法——为一些有需求的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提供少量版面做宣传，也就是“软广告”性质的报告文学——在内容质量的前提下，收取一定费用，用于补贴刊物运行资金。
报告文学曾经是令我们热血沸腾的一种文学体裁。而《报告文学》这面旗帜的颓然倒下，不仅仅使我们看到的威力，更使我们亲眼目睹了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挣扎与困顿。实际上，目前中国当代文学期刊收取“版面费”的状况比比皆是。随着快餐式消费社会的来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热衷于网络阅读而放弃了纸质刊物的阅读，许多文学刊物面临着无广告收入、发行量下降的困境。
一边是靠文字而成了富翁，一边是靠版面费来维持生计。这样强烈的反差折射出来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在现代社会中逐渐的被边缘化。
从作家富豪榜上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群体的两极分化正在加剧。而造成作家分化的直接原因就是作家的版税收入。我们看到，进入榜单前十名的作家中以郭敬明为首的青春小说作家就占了6位。在上榜的25位作家中，青春读物占据了财富的60％，体现出青少年是图书消费的主力这一特点。青春少年文学的蓬勃发展，许多青春小说如郭敬明的《小时代》、饶雪漫的《离歌》、明晓溪的《旋风少女》等成为了青少年群体中间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且这些畅销书的作者无一例外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势的作家品牌，无论作品质量如何，光是作者就足以引起青少年的疯狂追捧。
对比作家富豪榜和实力榜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张榜单上的作家排名大有不同，反映出在当代社会里面，作家的文学实力与其收入并不成正比，由此直接造成了作家群体分化日益加剧。
我们还能从作家富豪榜和作家实力榜中看到中国当代社会的国民阅读生态状况。就整个世界而言，因一部畅销书或“常销书”而一劳永逸甚至富可敌国并不是稀罕事：J?K罗琳创作的《哈利波特》系列在全球刮起了魔幻风潮，并为其带来了每年3亿美元的版税收入；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系列小说的总印数已达到4亿册；美国畅销书作家诺拉?罗伯茨则创下每分钟售出34本书的骄人纪录；年仅37岁的美国作家斯蒂芬?金已迈入亿万富豪之列……一个作家通过其作品创造出来的财富虽不能证明一个作家的写作价值，却毫无疑问是衡量作家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因而，作家富豪榜在某种程度上是国民阅读的直观显示，当我们的作家越穷，其背后的国民阅读生态就越不容乐观。
世界畅销书动辄发行几千万册甚至上亿册，而在我国，一本书能卖5万册就堪称畅销书了，这显然与人口大国所对应的市场规模不成比例。国外畅销书作家的成功，除了有一套成熟高效的发行运作机制外，归根结底还在于市场的承接和消化力度，换言之，是得益于这些国家崇尚阅读的良好土壤。
我国青春文学的火爆和青春文学作家的富裕，反射出了读者年龄低龄化趋势。然而正是这些低龄化的并没有收入来源的青少年读者，创造出了郭敬明这样的成为文学首富的。而成年人阅读率的下降，文学经典读物的失宠，传统文学期刊经营困难，也是从市场反馈和读者角度反映出了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文学在当今社会无法形成自己的文化话语系统，从而产生不出能够引起一个民族共鸣的文学经典，无法形成一个广泛的阅读经典的读者市场。由此产生了郭敬明这样的倾向于“软阅读”型的作家高居作家富豪榜榜首并遥遥领先于当代其他作家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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