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院学术活动还是多，用时髦说法，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平台”。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学术，或小班教学，在五院举行。门口有一告示牌，总贴满各种的通告，同学们有事没事会到这里看看，选择有兴趣的。即使是学界“大腕”要出场，告示也就是极普通的一张纸，说明何时何地之类，不会怎样的包装和张扬。也许名人太多，在五院要“制造”所谓“轰动效应”是比较难的。但这不妨碍学术影响。1995年，美国著名的理论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就曾在二楼东北角的现代文学教研室“设坛收徒”。一张油光蹭亮的厚木方桌，围坐十多位学生，用英文讲了一个学期，所谓“后现代主义”研究热潮，便从这里汹涌开去了。如今在美国当教授的唐小兵、张旭东、属虎的属相婚配表王心村等，名气不小了，当时都还是研究生，在这间房子里拜詹姆逊这个“洋教头”为师。类似的在五院不知有过多少，可惜北大中文系历来大大咧咧的，也没有个记载。
也有些老师不喜欢在教室上课，就把教研室当作教室。袁行霈教授给研究生开的“陶渊明研究”很叫座，得限定人数，好开展讨论，在五院会议室正合适。谢冕教授主持的“家周末”，隔一段就邀请一些作家、评论家来讨论热点问题，学生自然也是热心参与者，那是沙龙式的文坛“雅集”。“孑民学术论坛”是专为博士生开设的“名家讲坛”，汇集了学界各顶尖的角色，常可见到各种学术观点在五院的交锋。有些学生，包括以创作为主的“五四文学社”或偏爱古风的“北社”，也不时在五院某个角落精心谋划。特别是研究生的Semnimer、开题、资格考试等，如果人数不多，大都在教研室进行。大家对五院都有某种自然的归属感。有些老师住得远，课前课后还是要到五院歇歇脚。王理嘉、陈平原、周先慎等许多老师，好些天才来一次系里，拿到一大摞邮件就到教研室，可以先分拣处理。年轻教师住家一般比较窄小，有时也躲到教研室来，写字、看书或和学生谈话。
五院二层东侧原来有个资料室，藏书不多，是大货，并没有孤本珍本之类，却是访学的学者常去之地。来访学的老师很多，而北大居住条件艰苦，有的还被安排到近处的小旅馆里，吵杂不便，纷纷都到资料室来看书。资料室青灯棕案，有些暗，可是不像图书馆人多，非常安静，正好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这里的书越积越多，怕楼板承受不住，早几年就搬到外边去了。空出的房间稍加修整，改成学术报告厅。系里有专用的报告厅方便多了，虽然布置没有什么新奇，只有简朴的，八十多个座位。来访中文系的名家大腕总是络绎不解，每学期少说也有五、六十人，做报告一般就不用借教室了。不过这些年研究生、博士生多了，“考研族”、“旁听族”蹭课的也不少，报告厅常常坐不下。在外边找教室也不难，提前到教务部预约即可，大概由于五院的风味比较“学术”，老师们还是乐于在这里开讲。也有稍微麻烦的。记得有一回我邀请诗人余光中先生来，70多人的报告厅挤进近150多人，临时换教室来不及，许多人只好站在过道和旁边听。人多热气高，余先生大受，更是情怀激越，诗意盎然，直讲到满头大汗，大获成功。和报告厅相对的楼下，还有一间小会议室，主要供开会或者论文答辩用。许多从这里毕业的硕士、博士生可能终生忘不了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答辩通过后便在这里和老师拍照，从此翻开人生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