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市的第四期《收获》上，读者看到了一位与长篇写作久违的作家迟子建推出了新作《烟火漫卷》。
回看迟子建的几部长篇作品，都相隔了四五年时间，上一部长篇《群山之巅》出版于2015年，这已然成为了迟子建的写作规律，长篇、中篇、散文、长篇......新作《烟火漫卷》，迟子建从群山河岸走到了城中，小说开始于主人公刘建国年轻时弄丢了好友于大卫不满周岁的儿子，此事改变了他一生，他把全部精力用于寻找孩子，一找就找了四十年。而这座城市里各色人等的生活，也透过一个丢失的孩子，纠缠在了一起。
今天夜读，来自迟子建回顾自己写作历程的“文学课”，刊发于本报“新·作家眼”栏目。这篇长文是深入了解迟子建创作资源与文学的一个入口，也是阅读她新作前一趟富有自然神秘气息的文学之旅。
我的故乡是大兴安岭，中国最北的地方北极村，就是我出生的小村子。它每年有半年的时间是在飘雪，到十一月，那里已披上冰雪的铠甲了。冬天时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讲故事。烧着炉子，喝着花茶，有时我们围在火炉旁，从地窖里拿出几个土豆，切成片儿，一边烤土豆片一边喝茶，围炉听老人们讲故事。我还记得土豆片儿被烤后，因为淀粉沉积，就像给炉盖做了一次美容，在炉盖留下一圈一圈的白白的淀粉。我那时候很小，在外婆家，我就在大人堆里听故事。他们讲的故事其实就是小说，因为故事是小说的核。当然了，我们也知道有些小说不要这样的核，但那样的小说大多成了软柿子，虽然甜，但很寡淡，没有嚼头。我听的故事多半都是民间传说，为什么呢？东北人很多是东过去的，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全是东时来到大兴安岭的。齐鲁之地，大家知道一部《聊斋志异》，那里面的故事实在是影响深远；这些老一辈的人，很自然地把神线年生人，大概我都十来岁了，北极村还没通电，也不像现在有什么电视之类的，只有一个我姥爷称之为“戏匣子”的半导体收音机，我姥爷那时候整天守着“戏匣子”找京剧来听，那时候那就是“一大件”。你想在那样一个荒凉的地方，这些民间传说故事，可以说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
在大兴安岭生活的还有这样两个少数民族，一个就是我作品里常常写的鄂伦春，他们是游牧民族，骑马，在山上生活、狩猎，住在桦皮围子里，也有的是兽皮围子。还有一个就是我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里写到的鄂温克部落。鄂伦春和鄂温克都是狩猎民族，住着同样的“房子”（其实就是林间的“撮罗子”和“西愣柱”，叫法不同而已），教也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是骑在马上，一个是骑在驯鹿上。这两个少数民族有灵，在他们眼里，花、石头、树木等都是有灵魂的。
我小的时候，一个是外婆他们讲的故事，一个是当地少数民族原始的教，对我影响很深。直到如今，我觉得这些朴素的教观和自然观还在影响着我。举一个例子，写《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时候，我去当地采访了，在这之前也听说了那一带很多神异的故事。下面我要说到的一个故事，有一年在的一所大学驻校时也讲过的：一个猎人，比如说他叫张三，前提是他是无儿无女的一个人，常年在山中打猎。有一天他打猎时，看见一只怀孕的狐狸，他举起枪就要打，因为狐狸的皮毛是很值钱的。可是这个时候这只狐狸忽然抬起了两只前爪 ，像人一样立起来，叫着这个人的名字，比如说：“张三，求求你——”，因为它是只怀孕的母狐狸嘛。当这个狐狸说出人话，向他求饶的时候，猎人特别的害怕，他就放下猎枪给这个狐狸磕了一个头，从此再不打猎了。奇异的事情在后面，猎人一生未娶，无儿无女。可等他终老，村人为他举行葬礼的时候，葬礼上却突然出现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一身素服，说是他的干女儿，来为他送葬，一直把猎人送到墓地，然后这两个女儿就消失了。像这种故事，在当地是广为流传的。
我作品里面的一些原始教的气息哪里来？就是这两个方面吧，一个是老一辈人从齐鲁之地带来、流传下来的故事；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种少数民族带给我的原始教。
也许是童年所听的鬼怪故事对我的影响比较深吧，我一直觉得在之外，有另外的生命存在。那些离去的人，也许去了一个我们并不知道的空间，他们在以另外的方式与我们沟通，谁敢说不是这样呢？因为死去的人，也会托梦给你，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太多了。那么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一直在想，人没了以后，是不是真在另外的空间存在呢？所以每当有消息称发现了第几空间，或者说灵魂有重量的时候，我总是无限好奇；我想如果能经过科学的证明，真有人以外的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灵魂真的有及其微弱重量的话，那将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
我的小说偏于现实主义的作品很多，可能这也是我的一些读者比较喜欢的作品，像我刚才谈到的《白雪的墓园》《亲亲土豆》《伪满洲国》《白银那》等等。但我也写了一些超验的作品，我这里想到的有《向着白夜旅行》。还有就是《精灵》《朋友们来看雪吧》《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旅人》等。我在这里以一篇小说为例，来谈我为什么会写超验的东西。
2000年的时候，我们经由去挪威访问，当时是王蒙作为团长，也曾来你们这儿驻校的王安忆女士也同行，还有冯骥才、刘恒等一批作家。我们到挪威去了卑尔根。卑尔根大家都知道，这是挪威最著名的作曲家格里格的故乡，格里格改编了易卜生的《培尔·金特》，组曲中比较著名的是《晨景》。我们去格里格的故居访问，他的故居面朝大海。接待方给我们代表团请来了一个钢琴演奏者，演奏类似于《培尔·金特》组曲里一些比较经典的《晨景》《索尔维格之歌》等曲子。钢琴演奏是在厅里进行的，它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露台，这个露台面朝大海。露台是没人的，那天又没很大的风，可是在演奏的时候，我看到厅里通向露台的那个门，一会儿就“吱吱”地在响，然后就开了。门开了我就很好奇，我悄悄过去看，唉，并没有人啊。我就把门关上，可是关上以后，不一会儿它又慢慢地开了，好像背后有个重要人物要出场一样。我对冯骥才说，我怎么觉得是格里格想听他自己的曲子，所以他才从露台推门而入呢。门开了，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但我相信他来了。这种感觉真是很奇妙，我有一种创作的冲动，冯骥才也鼓励我，所以回来后我就写了《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
我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现实的作品，但这里面也有超验的东西。比如说我写到了那个萨满，她每救别人一个孩子，她自己就要失去一个孩子，你说这个是不是很？这是不是超验的东西？大家可以去看，这是情节是真实的。我还记得《百年孤独》里写的有些情节也是超验的，在一个部落，那些没见过磁铁的人们，突然有一天发现谁拖着一块磁铁在走——马尔克斯描写得太精彩了，他写磁铁所经之处，家里的锅呀什么的铁器，都跟在后面“嗖嗖”地走，平时那些针之类的找不到的可以被磁铁吸引的东西，突然全都现身了。这些东西在跟着一块磁铁走。你能相信这样的细节吗？它在科学上是对的，但也运用了超验的艺术手法。对于文学来讲，无论是现实还是超验，这都是一个作家真实心灵的写照，其实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写照。谁能说现实生活就一定是日升月落，而没有灵魂出窍的时刻呢？它一定在静悄悄着我们。
我参加过一个关于我作品的研讨会，有一些家到场，其中有家在谈我作品时候说，迟子建的作品虽然好，但是女性色彩不足，写个人化的东西太少。我是尊重所有善意的的，因为好的，对作家的写作确实是一种及时的提醒，是一种有力的鞭策。但是对这个，我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我十七八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女性观》，其中的一些观点，我至今未变。我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月亮的关系，紧密衔接，各有各的，各自不同的天空。不可能谁取代谁，也别指望谁谁。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女性与男性最大的区别，大多数的女性是生育的，她们在生育过程中获得了对生命最直接、最鲜活的认知，所以从爱生活的角度、从包容的角度来讲，女性可能更浓烈一些。
我个人不喜欢给作家做性别划分，因为任何的性别划分，都带着某种傲慢与，而任何的写作，其实都是个人化的写作。男作家的写作难道不是个人化的写作吗？你说曹雪芹、蒲松龄、冯梦龙的写作，哪一个不是个人化的写作呢？韩少功、张炜、阿来、苏童、格非、毕飞宇，他们的写作太不一样了，是不是？苏童和毕飞宇还同在南京，可是他们的作品，是不是各具风采？也正是这些差异，他们才成就了自己。还有，为什么家喜欢在“女”字上做文章？强调男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强调女作家的“女性意识”，其实还是有封建的那些东西，似乎女性就是被“看”的。所以我是不喜欢给女作家定义的，也不喜欢贴性别标签。比如说王安忆、铁凝、方方，这些优秀的女作家，如果隐去她们作品的署名，你能看出它们一定就出自女作家之手吗？
女作家写女性的东西，应该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有一些女性色彩强烈的小说，特别个人化的东西，也有精彩之作。因为个人毕竟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但如果为迎合潮流，有意为之，那就是看轻自己，为自己制造了。这就需要女性有思想的深度，有心灵上真正的，这样才能有上真正的。当然社会也应为女性发展，提供更多的与男人同处的平等空间。
从自然属性来说，女性有善良、隐忍的性别特征，而且热爱大自然，对充满的事物有着先天的直觉。所以女性成为作家——虽然我强调不要去给女性作家做标签，但我也承认，女性成为作家，确实有着一些比较先天的条件，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女巫多，男巫少。而很多优秀作品，是有“巫气”的。
这些年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看到一些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我有时真是失望，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无灵魂和操守。前天我给本科生上课谈到了元曲，关汉卿的戏剧，比如说《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包括马致远写昭君出塞的《汉宫秋》，这些名剧都赋予女性至高的。她们尽管在生活当中受到了爱情的，她们最后的选择都是遵从自己的内心生活，而没有那么物质地于这些剧里的。再比如说像《红楼梦》里面，曹雪芹写的那些女性，尤三姐、晴雯，甚至黛玉——你看黛玉那么决绝地焚诗稿，这些女性形象，带着那个时代女性的，虽然不排除有封建的因素，但一种女性天性当中的高贵和美好，一直存在。
可能有很多人都喜欢梅丽尔·斯特里普演绎的那出著名的电影《苏菲的选择》，苏菲面临的选择是什么？在中，让她交出两个孩子，只能存活一个。苏菲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个情节大家都知道，她后来把女孩送出去了，让她赴死，把男孩留下了；战后她特别地痛苦，剧里写到她与一个犹太知识痛苦的情感纠葛。现在很多人把它分析为“苏菲要把女孩儿献出去，是因为男尊女卑”。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苏菲身为女性，她把女儿献出去，更主要的是她知道，女性是真正富有的，她很自然地把女儿献出去了，而不是觉得女性是低贱的。我认为是苏菲天性里的，让她认为她的女儿应该也是这样的。从这个角度理解，我觉得这种女性人物形象太伟大了。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科技大学的刘剑梅教授，我很喜欢她的一些文章。她有两部著作，我觉得做的人，尤其是对女性文学研究感兴趣的人，可以去读一下，一个是《狂欢的》，一个是《彷徨的娜拉》，娜拉就是易卜生的名剧里出走的那个。《狂欢的》里面，她就写了世界上很多优秀的女艺术家，其中包括著名的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洛，一个那么不屈的女性，我去墨西哥的时候参观过弗里达·卡洛的画室，就是蓝屋。刘剑梅教授认为在当代，当代女性的物质化会妨碍她们上的成长，影响她们的高度。
回到这个问题开头的话题，我当时特别想跟提出问题的家说，我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里面的萨满，明知道救别人一个孩子，我的泼辣女老板要死一个自己的孩子，她不断地救，不断地自己的孩子，这种女性像圣母一样，这不是女性意识吗？我还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逝川》，写一个接生婆，一个老女人，孤苦一生守着一条江，也是那么坚强的一个女性。我还有一个短篇《亲亲土豆》，写丈夫得了癌症以后，夫妻之间的生离死别，最后她给丈夫搭了一个土豆坟，她离开那座坟的时候，一个土豆骨碌碌地滚下来，这个寡妇往前走的时候，还回头说了一句“还跟我的脚呀？”，当然还有《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女主人公，这些女性的伤痛，这种自尊，难道不是女性吗？一个作家的和她笔下的人物共融了，只不过她不歇斯底里，就缺乏女性意识吗？我觉得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说，狭隘地定义女性的形象不好。但我同时也要强调，文学史上确实也有女作家写“私小说”，完全写个人经历和情怀的，也有写得很棒的，但它的比例是极少的。
对于我这样写作来者来说，我走过的现实的“取经”，就是我刚才回顾的，我是从大兴安岭开始到，又到了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不管经历了多少山川河流，最爱的还是故乡的山水；但我写作的“求经之”，起起伏伏的。因为在我眼里，没有完美的写作，写作也是没有尽头的。这也就意味着，写作的求经之无限漫长，而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壮阔所在。这样的具有无与伦比的性，是之，同时也是灿烂之。对于一个生长在极北之地的人，一个在雪地里打滚，经历了几十年严寒摧打的人，一个开始不断生长白发的50多岁的人，筋骨还算强健吧！我愿意在这样的上倾听风雨，迎接未知的暴风雪，继续我文学的“求经之”。
原标题：《作家迟子建推出长篇新作，和她的文学课一起“倾听风雨，迎接未知的暴风雪” 此刻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