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著名科技图书出版集团施普林格发布撤稿通告，其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刊登的107篇文章遭撤，作者均为华人。其中38篇标记了资助方：有27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专项、1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专项，此外还有卫计委、教育部等部门以及各省市的科技专项。
2017年4月20日，国际著名科技图书出版集团施普林格（Springer）发布一份撤稿通告，其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刊登的107篇文章遭撤，作者均为华人。原因是“这些论文的作者提供虚假的审稿意见。部分冒用本领域专家的姓名申请邮件地址，并在该专家不知情的情况下，从虚假邮箱向期刊提供正面夸赞论文的审稿意见”。
截至4月26日，这篇通告的下载量已达11.6万次。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学术与科研诚信，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
《财经》记者统计这批论文发现，107篇撤稿文章中，共有38篇标记了资助方。其中，有27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专项、1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专项，此外还有国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等部门以及各省市的科技专项。
共524名学者遭撤稿。国内学者中，有5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人担任过“973”计划专项的首席科学家，至少10人担任医院的院长或副院长职务， 2人担任研究机构的所长或副所长职务。此外，不乏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学术新人”等项或人才计划的获得者。
中国医学界可谓既失荣耀，又损经费。学风、科技工作者的学术、出版方的流程控制、第三方公司的逐利介入、医生的职称与晋升评定制度、科研主管部门的监管与引导等，皆被轮番过堂。
在施普林格官网上，仍然挂着被“撤”的107篇论文，并以高价在出售，每篇论文20欧元到40欧元不等，有的论文下载量已经过万。
作为其中一篇论文的作者之一，湖北一位大学教授林佳（化名）“日常生活都受到很大影响”，林佳对所有有关撤稿的询问、关心都小心翼翼。
他对《财经》记者回忆，自己的时间实在不够用，在完成论文的中文写作后，他想到可以找第三方服务公司进行翻译。
经百度搜索，很容易找到了一家论文翻译公司。“本来只想让他们把文章翻译成英文，结果他们说有内部关系，可以包上国外期刊，就答应了。”原本这篇文章只打算投“低端一点”的期刊，“翻译公司”画出一个SCI“大饼”。
SCI是一个世界著名的期刊文献检索工具，SCI收录的文献能够全面覆盖世界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
林佳被打动了，交费之后，果然就“中”了。当得知论文被刊登在《肿瘤生物学》，林佳也有点惊讶。林佳透露第三方公司的名称与收费金额，但他告诉《财经》记者，“我们的做法肯定是有问题的”。
《肿瘤生物学》是一本SCI核心期刊，属于国际肿瘤及生物标记物学会的会刊，在全球213个肿瘤学期刊中排名第104，属于中等期刊。
此次撤稿不是施普林格的第一次。在2015年—2016年，施普林格多次对旗下的多家期刊进行过核查。仅2016一年，就有58篇论文因违规操作被撤下，其中25篇来自《肿瘤生物学》。
施普林格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称，此次撤稿事件是2015年撤稿事件的延续。《肿瘤生物学》利用2015年撤稿事件掌握的虚假同行评审信息，反查了2012年至2016年发表的所有论文，从而发现这批“违规”论文。
被撤的107篇论文，涉及524名作者，除了美国威斯康辛州血液中心、大学、日本爱知医科大学、大学的7名学者外，余者皆来自中国。
据公开报道统计，施普林格如今撤稿总数量已经达到450多篇。频繁出现大规模撤稿事件，施普林格内部也存在审稿流程漏洞。4月18日，中国科协就撤稿事件与施普林格出版集团会谈时指出，出版集团和期刊编辑存在内控机制不完善、审核把关不严格等问题。
2016年12月，SAGE出版公司接手《肿瘤生物学》的出版事宜。在与国际肿瘤及生物标记物学会签约时，SAGE承诺重组编辑团队，的同行评议流程也将进行调整完善。
这次被撤的107篇论文，正是在同行评议这一环节“栽了跟头”：人与第三方公司根据真实的同行专家姓名，伪造了电子邮箱并提交给期刊；在来回的修改中，期刊编辑与人推荐的“假专家”进行沟通，并最终刊发。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方唯硕，曾为该审稿，他出于科研的谨慎，只从社连连发来的审稿邀请中选了一篇审，可编辑部此后还是源源不断地发来其它领域论文，“于是我只好给编辑去信，请他们不要再找我审稿。当时我觉得这个有点不负责任，不愿意再和他们合作。”方唯硕说。
一名科技类出版社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选择审稿专家时，完全选择人推荐的专家，起初可能是因为自身的专家库有限，但如果一直这样做，是一种偷懒行为，或故意而为之。
“的期刊通常是由主编选择审稿人。”该人士表示，著名科学期刊《自然》《细胞》的审稿人是由主编决定的，《科学》则是兼有作者推荐制与主编决定制。
《财经》记者统计，被撤的107篇论文，共有38篇标记了资助方。按关，如果学者将发表论文作为课题的一部分，需要在文后标注研究资助方。
在这38篇标注资助方的论文中，其中有2篇获得“973”计划资助，1篇由“863”计划项目，27项/次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此外，还有1项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1项国家卫生计生委项目、1项教育部项目，以及25项省级、2项市级、6项其他科技项目资助了相关论文。
从资助资金看，其中一项“973”计划项目的资助总金额高达2900万元。27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资助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一篇文章出问题、被撤稿，并不能否定一个科技项目整体的完成，但是一旦完成对撤稿文章本身学术价值的评估，资助项目主管部门是可以估算出经费损失的。”一位大学医学部教授对《财经》记者分析，梳理出项目资助方与金额，至少可以让看到哪些机构要参与撤稿的后续调查，“目前来看，基金委、科技部、卫生计生委、教育部，以及一些地方的科技部门，是有调查的和义务的”。
在欧美国家，如果科学家出现学术不端的行为，一般视情节处理，轻者撤稿、在该期刊，资助基金停止拨款、追缴拨款；处罚重的，会终身申请科研项目，，解聘；更重者，会追究刑事责任。
2014年6月，旅美韩国科研人员韩东杓因伪造研究数据、提交不实报告以获得资助等联邦项重罪被起诉，最终获刑57月，罚款720万美元，出狱后还要接受3年的管制。
在中国，鲜闻学者因为研究数据造假、同行评议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获刑，即便是被的也极为少见。2015年颁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与2007年开始施行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并未涉及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
2015年1月30日，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中科院、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印发《发表学术论文“准”》通知。印发该通知的起因，正是当年发生多起论文被撤稿事件。
“准”具体指：不准由“第三方”代写论文；不准由“第三方”代投论文；不准由“第三方”对论文内容进行修改；不准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人信息；不准违反论文署名规范。
该通知要求，“各单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被撤稿作者开展调查，对违反‘准’的行为视情节作出严肃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方唯硕曾撰文称，在追责学术不端的问题上，雷声大雨点小似乎已经是“标配”。其实在撤稿事件上管理者要想有所作为，就是增加追责学术不端者的意志和行动力。“很多时候无非是因为难做就不做罢了，也有根本不想做的情况”。
其实，针对2015年3月开始的撤稿事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已经有所行动。2016年底发通告称，对于2015年的4批、117篇集中撤稿，基金委对其中涉及科学基金项目的28篇被撤论文展开集中调查。对13项处于评审状态的申请项目终止评审程序，对52位相关责任人和1个依托单位作出严肃处理，并追回了相关基金。
这次施普林格撤稿事件，有六名涉事的作者所在机构——武汉大学已经启动了调查程序。“我们只能等着结果，我估计肯定有处罚。”林佳说。
107篇撤稿均来自医学界，文章的作者绝大多数就职于医院或医学院附属医院。大面积的学术造假，源自于国内医疗学术界对登上国外期刊的饥渴，而这份饥渴背后，“论文至上”的职称评审机制影影绰绰。
让拿手术刀的医生抽身做科研、文，这源自中国的职称评审和晋升制度。南通大学副校长兼附属医院院长高建林在评价此次撤稿事件时认为，撤稿跟职称晋升制度有关系。
林佳将自己被卷入撤稿风波，就归咎于职称评审的压力。“按照现在医生职称评审制度要求，我们恨不得天天写论文，哪有时间做手术啊？”林佳说，“写文章的医生和做临床应用的本来就不是一样的方向，现在都混一起了。”
全国的医疗系统将论文作为评职评定的硬标准。论文，不但决定晋升之，且与医务人员的收入紧密相连，因为随着职称的上升，收入也随之增长。
2015年2月，丁香园网在约2000名三甲医院医生中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26.87% 的医生表示，在中级职称的评定中需要1篇核心期刊的论文；23.55%的医生表示，需要2篇核心期刊。
在副高级职称的评定中，对论文要求再上一个台阶。31.54%的医生表示需要2篇核心期刊；23.08%的医生表示需要3篇核心期刊，而18.41%医生表示必须发表SCI论文。高级职称对论文的要求更加严苛，多数机构必须发表2篇以上的核心期刊论文。
“我是一个一线医生，不是大学教授，评定我工作的标准应该是临床判断水平、手术实施水平、危急病人的数量吧？但实际上，论文才是命脉。”广州某大学附属医院的一位陈姓医生向《财经》记者抱怨“身份尴尬”。
临床型、以科研为目标的医生，发表论文是天经地义。可在医疗领域，教学医院和非教学医院划分非常模糊，对这两类角色的医生职称评定要求也没有明确区分。工作侧重方向的含糊，加上职称评定的论文“死标准”鞭打，非教学医院的医生也在这个死循环中奔跑。
“对于一个临床型一线医生来说，合理的职称评审标准有两个：执刀手术数量与患者综合评价”。林佳说。
与林佳不同，南通大学医学院教授张一心并没有太多的职称评审压力，他参与的一篇论文也在107篇中。1983年毕业于南通医学院医疗系的张一心，目前是南通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南通市医学重点人才，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小组首席专家。“我算是到头了，我该评的都评了。”张一心说，“虽然我本身没压力，但我认识的不搞科研的医生们，论文压力实在太大了。”
《财经》记者查询涉事的524名作者简历发现，有近百名作者是副主任医师，很多论文的署名作者搭配是，一个主任医师、配上若干个副主任医师。
职称评审制度对于医生来说像一道，而职位的晋升、好医生的评价，不完全看医术，主要看论文数量与影响因子；而在美国，“一个医生医术的高低，主要是从他的患者转诊量评判”。上述大学医学部教授告诉《财经》记者.
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人社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的指导意见》，不再将论文作为基层医护人员职称评审的必须条件。
虽已有明确规则，但是现实中并没有严格的执行。“（职称晋升制度）近年来有所改进，但尚未到位：不论医院等级，不论医生特长，过于追求 SCI。其实国内对医院、学科、学术、人才的评价体系与制度都是如此，真正能量化评价、予以采信的大都是科研指标。”高建林说。
一名乡镇医生，现在是普通医师，他告诉《财经》记者，如果要升级职称，他必须得发两篇论文才有机会。
质疑医生的职称与晋升制度，甚至认为制度本身存在“”的现象，但仍有不同声音的存在。“制度永远都会有漏洞，但也不是一无是处，关键是人们在制度下如何行动。”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接受《财经》采访时说，“其实并不是，而是逼得现形。”
尽管为身边的同事抱不平，张一心仍然认为传统的医生职称评定有一定道理，“论文、科研和执行项目三方面缺一不可，但非教学型的医生，论文要求可以放松点”。
那么，如何划分非教学型和教学型医生，对非教学型医生论文要求放松到什么程度，这还需要学界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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