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龙心，大学历史学博士，专攻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学术思想史、文化史。现任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
摘要书评是在近代报刊兴起后才逐渐在中国出现的一种新兴文类，在学科发展渐次迈入稳定的1930年代前后，史学类书评亦开始大量涌现在各种不同形式的学术期刊和之中。从学术专业化的角度而论，史学类书评的出现或多或少说明了学人们在一个公开园地里发表文章、表述自己的观点并取得一定客观公评的价值之余，更希望透过某种对话形式，交换彼此的和取得客观论辩的机会。本文即以1930年代报刊中的史学类书评为对象，探讨书评在现代中国史学专业化、客观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书评、期刊与现代学术社群网络间的关系，并由此分析现代学人如何藉著书评起更大的对话圈，从而建立起史学这门学科的基本纪律和学科正当性。
从制的角度讨论近代中国史学专业化的过程，学院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然而从学院放射出去，同样以学科分类为组成原则的研究机构、社群组织、学术报刊等，也是不可忽略的面向。特别是学术刊物、的出现，大幅改变了传统知识的途径。从社群组织的角度来看，20世纪学科组成之间的交流，不必然要靠着传统的师承关系或同侪之间的书信往返来维系，持有相同或近似观点、方法和取径的学人，往往透过各种新形态的学术媒介取得更大的联系，而学术期刊、，也因此成为20世纪学人共同讨论与对话的重要知识场域( intellectual field)。
在这个性的知识场域里，除了有愈来愈多符合现代学术格律的论文之外，也有为数不少的书评(book review)出现，尽管这类评论性的文字在整体报刊中所占的篇幅不大，但是就社群网络关系而言，书评或带有更强烈的对线世纪中国的期刊，书评此一栏目，也渐渐从一个陪衬性的角色，跃居与论文平分秋色的，到了二三十年代甚至有专职评论的刊物出现。这一现象在许多专门研究书评的著作中不乏讨论，但其关注焦点大多仍集中在文学性书评上，对于本文所欲讨论的史学类书评，着墨并不算多。
当然，学界对此问题的忽略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在整体数量上，文艺式的书评确实比史学性书评来得多；其次，在专业性学术期刊的发展过程中，史学类期刊的出现，本又比综合性或文学性期刊来得晚许多，因此无论在数量和时间上都不能和文学性书评相提并论。然而，这并不表示史学类的书评不重要。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书评快速成长的1930年代，正是现代史学迈向专业化的重要阶段，而客观标准的建立又是史学专业化的重要指标之一，史学类书评的大量出现，或多或少说明了学人们在一个公开园地里发表文章、表述自己观点，以取得一定客观公评的价值之余，更希望透过某种对话形式，交换彼此的与客观论辩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书评在现代中国史学专业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值得玩味。刊登书评的载体，一般又可分为纯学术性的期刊和具有通俗大众化倾向的副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刊物在选择书评的内容和标准上究竟有何异同，他们与现代学术网络的关系又是如何，则是本文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因此本文即以书评蓬勃发展的1930年代为背景，由社群网络的角度，观察史学类书评与现代中国史学专业化、客观化之间的关系，并讨论此一特殊的文类在史学这门学科确立其正当性的过程中，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
萧乾在1935年出版的《书评研究》开头，曾经引用美国学者都伏思(R. L. Duffus)的一项调查统计，认为书评是联系读者与作者之间最重要的媒介，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广告、友人的介绍和作者的声望等因素。萧乾认为这个现象代表了书评即将渐渐成为“现代文化里的一个新”。当然，这是针对美国市场所做的调查，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书评在日益蓬勃发展的出版界也确是一股新兴的力量。当读者徘徊于琳琅满目的书肆，或是被出版商的广告扰得无所适从的时候，书评似乎提供了某种可以依循的标准。然而书评在中国毕竟是一种新兴的文体，它是在近代报刊兴起之后才引人中国的新事物、新概念和新语汇。传统中国虽然也有一些相近似的文类，如史部中的史评、集部中的诗文评等等，但是这一类作品或以评论史事、考辨史体为主，或以穷究文体源流、泛论作品艺术理论和艺术风格为目的，其评论对象大多不像现代书评是针对某一部书而发的。至于大量收录在文人别集中的序、跋、笔记、书后、诗话，或是史部目录类中具有介绍、解释、评能的叙录、解题、提要等，则是形式比较接近现代书评的文体；可是这类评论性文字，由于绝大部分收在个人文集里，或因公私藏书校雠而作，流传的广度以及评论动机则与现代书评大不相同。
新式书评是一种附属在、报刊中的文类，它的出现与成长因与、期刊的销有密切的关系，多少带有一些“新闻性”，像是最早刊载在中文上的书评，便多半是以“新书介绍”的姿态出现。美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在1857年所办的《六合丛谈》上就有“新出书籍的栏目，专门介绍新出版的书籍；著名的《时务报》上，也有梁启超写的《西书提要》、《读日本书目志书后》等评介新书的文章，其他像《东籍月旦》、《书目表序例》等也都是类似“译书经眼录”一类的文字。以后，《新青年》里设有“书报介绍”、“书籍”的专栏，《新潮》里亦不乏“名著介绍专号”、“出版界评”一类介绍新书的栏目。《新潮》一卷二号里的《新青年》一文，还把《新青年》整份当成的对象。书评在近代中国最初出现时，有着为数众多的译著和新书介绍，跟渴求新学的风气可说不无关系。
在此之后，各类刊物的末尾几乎不可免地都有书评一栏，刊载书评于是渐渐蔚为风气。1920年代最有名的几种文学性刊物，如《新月》、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等莫不有此一类文体，出版界也开始出现一些经常著笔为文的书评家，闻一多、朱自清、梁实秋等盛享文名，和他们多产的文字不能说绝无相关。
虽然，书评一类的文体在传统中国经常被划分在目录学的范围当中，视为启后学之读书门径的一种文类，新书介绍更具有读者某书当读、某书不当读的意思；但是在新式书评里，“新书介绍”一类的文字却常常不被认为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书评，因为这类文字即使在出版界，也常常跟报刊上的新书广告混为一气，只论某书的好，却刻意避谈某书的缺点，具有浓厚的商业气息。然而由于书评开始出现在中国报刊上时，多带有一种引介、汲取新知的性质，这一性质多少了一些商业宣传的味道，即便是到了二三十年代，新书评介一类的文字仍然占中国书评界极大的份量，因此本文并不把这类文字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这点我们会在下面有所说明。
除了新书介绍之外，以后的报刊也渐有一种名之为“故书新评”（或称“古书新评”）的栏目，像是《新潮》一卷一号里即有几篇傅斯年评清代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三十六卷》和宋朝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一百卷》的文章，傅斯年表示：
平情言之，故书亦未尝不可读。要必以科学方法为之条理，近代为之宰要，手段为之术御。人有常言：“凡眼观真，无真不凡，真眼观凡，无凡不真。”果其以我主，而读故书，故书何不可读之有。若忘其，为故书所用，则索我于中矣。今所评者虽故书，而所以评之者非故法也。
故书新评不像一般性的书评，评的是强调带有新闻性的新书，这类书评可谓以来书评的另一种典型，其数量甚至与评介新书者不相上下。撰写此类书评者的动机和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像是上述《新潮》的编者便认为故书并非全不可读，只要有新方法和新眼光，就能发掘并赋予某些旧书以“近代”，否则只是“凡眼观真，无真不凡”，了无新意而已。此类书评的出现，和以来整理旧学、提倡国故研究的风气可说有绝对的关系，因此其所评之书不在年代的远近，而在观点的新旧。所评的对象有重编再刊的旧籍，以及评者以为可以发掘新观点的故书，其性质虽与评介新书不同，但是在与“古人”对话的背后，其实饱含与“今人”论学的意味。除此之外，另有不少故书新评之作，和传统文人的“笔记”、“书后”等文章较为接近，带有一种读后或笔记的味道，并不以、介绍为主要。这类书评在形式上较少对话性质，反而比较接近专题式的论文，如南京高等师范大学史地研究会所出《史地学报》里的“故书新评”即较接近此一形式。
实际上一篇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式书评，绝不能只像新书介绍(List of new books)一样，徒有介绍之名，而无评论之实，也不能像某些故书新评之作，只是重理旧书之后的而已。弌纯在《书评的研究》一文中曾经表示，一个完善的书评应该有叙述格、解题格和格三大项，从书的外在形式到内容介绍以及评者的见解都涵括在内。此外，霍怀恕引社会学者许士廉的看法说：
霍怀恕认为书评之难作，不在文字，而在有没有“卓识”。根据他的观察，1930年代以后“现代出版物上——无论是，是什志，是书籍——载著书评的，非常普遍”，可是要论及“卓识”恐怕就没有这么简单了。这当中虽然也有“一针见血”的文字，但是大部分“实无什么精彩”之处，“稍好一点的，总不过将书中一二小节，提出来谈谈，不管是否曾搔着痒处，只是敷衍塞责，以求聊充刊物的篇幅而已”。
除了体例周备之外，评论者有没有卓识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但究竟什么是“卓识”呢?萧乾的看法或者可以提供参考。他说：
做书评的人应有清晰的史的概念，对于作家应有亲切的认识，对于文章应有透彻的见解。……他不但要有正确的议论，并须能以活泼明显的言语传给大众；他不但注意内容和意识，同时也不装帧的美观。在主观的理想成分之外，还要顾及物质的功利的部分。
换句话说，书评家评的不光是书，还有人。把作者和书籍放在一个“历史的脉络下，才能准确地评价一部书，“因为了解是一切评价的基础”，任何作品皆是时代的产物，作者之见往往很难超越时代，没有把所评之书与所评之人放在历史脉络下写出来的书评，只是苛评。萧乾做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比喻，他说书评家要“像个小学教员，他懂得的很多，却能用和机智管住自己。解释而不命令，陈述而不”。所以在萧乾的观念里，“史的概念”是一切同情了解的基础，也是建立卓识的必备条件，因此“故书新评”一类的文字根本算不上是书评，因为他认为“从书橱底层抽出一本十八世纪末叶的杰作，在百余年内多少聪明人的评论上，再申述自己更聪明的意见”，这种“风雅”的事“书评家是没份的”。姑不论故书新评与现代学术史的关系，萧乾的看法很能反映1930年代愈来愈重视书评格律与写法的新一代学人对书评的要求，旧书新评只是一种缺乏历史脉络的，充其量只能凸显评论者的“后见之明”而已。
事实上我并无意在此讨论书评的写法和格律，只是想呈现1930年代以前中国新式书评——特别是史学类书评出现之初的几种类型。当然，如果按照1930年代以后学人的看法，新书介绍、旧书新评一类的文字都不能当做严谨的书评看待，但是在新式书评逐渐崛起的1920年代，这两种类型的文字仍然占有一定的比例。个人以为如果从知识的社会意义上来看，这两种类型的文字还是有它的功能。至于格律完整、评介深入的专业书评，在1930年代以前毕竟还算是少数，为什么呢？我认为除了与专业性的史学期刊出现较晚有关之外，以来新旧思想对立的情况严重也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
1930年代以前，专业性的史学期刊除了学报之外可说少之又少，大部分的史学类文章多刊载在综合性的报刊中。然而民初以来派系之间对立的情形非常明显，在许多长期观察书评发展的学人眼里，民初以降以至1920年代中国学术界思想对垒的情况严重，连带地也影响了书评的表现形式。霍怀恕就曾经说道：
我国的学术界已经走到思想斗争的时代了，各有各的主张，各有各的立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真正学者不能说没有，可是很少。
霍怀恕认为在“国学”界，致力阐扬国学的人不是食古不化，就是墨守旧章；稍微新进一点的，或是懂得一点国学皮毛的人，动辄就自称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国故。在整理国故盛行的1920年代，几乎任何一种学术型的刊物都少不了几篇讨论国故的文章，然而其间对于如何整理国故以及国故的内容究竟为何，言人人殊。加上以来思想界新旧对立的态势十分明显，不同观点、不同派别的学人各拥阵地，以各式报刊为其发声的管道，因此刊物与刊物之间往往积不相能，极难接纳与其观点相左的文字。在这样对立的情况下，要发展出客观的书评无疑十分困难。
即以发刊甚早的《学衡》为例，它是一份横跨1920~1930年代的水平极高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但是在为数不多的书评里，撇开“旧书新评”一类的书评不论，只要所评之书是市场上新出版的书籍，评论者大多选择所谓“新派人物”的作品来，因此在这些评论中充满了从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出发的辩诘，像是缪凤林的《评胡氏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作者甚至不以“书”为评介对象，讨论的只是胡适在《太平洋》所写的《九流出于王官说之谬》的文章，缪氏此作旨在辩驳，而非评介，实为一篇“商榷”型的文字。其他像是胡先啸的《评尝试集》、《评尝试集（续）》，以及柳诒徵的《梁氏佛教史评》等文章，都不免从“新派人物”的立场出发，对于所评之书，不但没有介绍它们的外部形式和内容，也极少书中引用资料的优缺点，更遑论从作品的背景出发，把所评之书放在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脉络下去谈。
新旧思想对立的，显然有碍学术界建立一套客观公评的价值，综观整个1920年代，大概也只有1928年发刊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稍能提供各方学人一个相对公开而能产生对话机制的园地。主编吴宓在《文学副刊》创刊之初即将这份刊物的主要内容分成四大类：一、通论及书评，二、新书介绍，三、文学创造，四、读者之通信、问答及辩难。吴宓强调《文学副刊》中的“文学”采取的是一种广义的定义，也就是“包含、艺术、社会、生活及国民凡百思想感情之表现”，因此整份刊物包罗的层面是很广泛的。其中书评、新书介绍几乎每期都有，而读者通信和问答也开了一个刊物提供对话空间的先例，尤能反映《文学副刊》的中立价值。吴宓表示：
本报之旨为大公，立论不偏不倚，取公开态度，愿以本报为国中有心人公共讨论研究之地。此旨即《文学副刊》之旨。《文学副刊》之言论及，力求无偏，毫无党派及个人之成见。其立论，以文学中之全部真理为标准，以绝对之真善美为归宿。……重真理而不重事实，论大体而不论枝节，评其书而不评其人。……即对于文学、新旧道理、文言白话之体，浪漫写实各派，以及其他凡百分别，亦一例平视，毫无畛域之见，偏袒之私，惟美为归，惟真是求，惟善是从。
平情而论，《大公报·文学副刊》和《学衡》两份刊物，吴宓都是主要的编辑者，但是这两份刊物无论在立场和性质上显然有所不同，《文学副刊》虽然也是由吴宓主动找了他瞩意的几个编辑群，像浦江清、赵万里、张荫麟和王庸等人，但这份刊物显然是一个对外的刊物，一如吴宓所言，《文学副刊》的旨与态度“为纯然大公”的，而且特重“的”。因此它与1920年代初期以捍卫国学立场出发的《学衡》有很大的差异。
实际上《学衡》和《大公报·文学副刊》在时间上是有所重迭的，1927年大公报主持人张季鸾找吴宓开办《文学副刊》的时候，《学衡》仍定期出刊，只是已处在“勉力维持”的状态。《吴宓日记》里曾经记载，1926年11月，陈寅恪劝吴宓停办《学衡》，因为他认为《学衡》对社会已无影响力。一年以后，同为《学衡》编辑群的胡先啸也以《学衡》太过“抱残守缺”，“为新式讲国学者所不喜”，吴宓停刊，以便改组为另一型态的刊物。这些记录说明了1920年代末期学术的变化，连原本处于保守阵营的陈寅恪、胡先啸都觉察出五四以来那种新旧分庭抗礼的时代已经过去，新思想、新浪潮袭卷了思想界，而《学衡》这种以捍卫传统文化为旨的刊物，已不太容易为人所接受。然而《学衡》仍然在吴宓的下，苦撑至1933年。也许我们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以证明吴宓为什么会在张季鸾找他的时候，愿意出来办一份性质截然不同的刊物，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1920年代后期新旧思想的消融，以及客观论辩的逐渐成熟，多少影响了吴宓的决心。
在《文学副刊》里，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前面提及的新式书评、新书介绍两种栏目，至于旧书新评之作反而是比较少的。在新书介绍方面，《文学副刊》强调该刊是仿“欧美各大日报之文学副刊，每期必有最近一星期中所出版的新书书目，分类汇列，而详记其书名、作者，及出版书局，发售价目。择尤撮叙内容，并加评断。新出及小说，亦在其中”。但是由于中国当时的交通不便，难以尽收各地最新的出版资讯，所以“仅能就本报同人所见及所得知者，为读者介绍”。由此可见《文学副刊》编辑群基本上把新书介绍当成一种资讯流通的管道。这类书讯除了着重介绍书的外部形式和内容之外，有的时候也会加进一些编者的评论在其中。例如第三期介绍了罗振玉刚刚主持编纂的《安初集》，编者在文中还简短地该书并未把王国维早年的文字收录在集子中，如《静安文集》和《教育世界》中介绍西洋哲学和解析红楼梦等文章，因而推断罗振玉是以“考据学者”的心态来编这本书，所以只把传统考订经史、阐字、校勘版本、著录金石当成是“正问”，其他的只是“野狐禅”，“不足为作者荣”。编者并不讳言对该书的编纂者提出，同时也清楚地表现出编辑者的史学见地。第19期里还有一篇报导刘师培《左盒集》重新刻印出版的消息，副刊编辑先屡述刘氏一生的重要代表作，叙述其遗稿散落的原委，同时概述了刘师培在古文和校雠学上的贡献，最后还比较了历来出现的有关《左盒集》的版本，言简意赅，提供给读者清晰的图书源流面貌。其他如介绍陈垣的《新刻元典章校补》以及日本学者盐谷温选辑的《三国志平话》等，几乎都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刊介了书市或学界的最新讯息。
另外还有一种新书介绍的类型在《文学副刊》里非常普遍，就是一般社群的或各大学的期刊、学报，如《燕京学报》、《史学与地学》、《新月》、《一般》等，有些是新刊，有些是各期的简介，这类期刊介绍都会把当期刊物中的主要文章做个五六百字的摘要，不但具有提供书讯的功能，而且等于报道了学界目前最新的研究课题。
在书评方面，《文学副刊》也屡有精彩的内容，以下我举几个比较重要的例子。其一是有关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几组文字。《文学副刊》里有好几篇书评都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有关，例如陈寅恪的《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和《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书》、张荫麟的《中国哲学史(上卷)》、胡适的《致冯友兰》以及冯友兰的答辩《中国哲学史中的几个问题——答适之先生及素痴先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卷于1931年出版后，很快引起学界的注意，陈寅恪的审查报告原不是为书评而作，但是经过《文学副刊》转载后，接着引发了张荫麟、胡适等人的评论，而冯友兰也有一篇回应的文字。这几篇论题相同的书评，非常一致地把问题集中在《中国哲学史》的材料和观点上。陈寅恪的评论以一种高屋建瓴之势，从方的角度切入，他认为冯著在材料的运用上颇具“通识”，善于审定和运用各种不同的材料说明时代与思想的关系，同时对中国古代哲学能有一种了解的“同情”，避免了时人常犯的以今度古的错误。
陈氏的评论出现在上之后，《文学副刊》陆续接到了远在美国的张荫麟所写的长评以及胡适的书信，于是编者抱持着“学术以讨论而益多发明”的态度，分期刊载了张、胡二文，同时也把冯友兰的回应一并收入，以启读者兴味。张荫麟的长评主要是放在历史方面，他认为冯著对于先秦诸子和经传都有很深的了解，但是缺点在于他的“历史意识”太过薄弱，因此对于书中涉及的人物生卒年没有深人考究，以致影响了作者对先秦社会背景和思想的理解。而胡适的《致冯友兰书》与其说是书评，不如说是一篇读者通信，胡适坦承他并没有来得及看完全书，但是他对于冯友兰把《》这部书归到战国时代，表示不能苟同。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了，从梁启超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开始，生卒年的问题就已经引起了学界不少辩论。胡适在此也只是藉著报端一角重申他对老孔先后的看法。
这几篇论题集中的书评，呈现出几个值得注意的面向：第一，评论者几乎不约而同地把焦点放在史料上，如何看待史料、运用史料以及讨论因诠释史料角度的差别而引发的历史解释。带金字旁的女孩名字观点容或有异，但是都是就事论事之评，不带有什么意气之争。其次，陈、张二文甚至表明他们的评论是放在同类型的著作下比较而得的，因此评论中所提及的问题同时带动了一种观点上的对话，而这一对话不但在评论者与作者之间，也包含了读者与作者的互动。像张荫麟在评论冯友兰“年代问题”时，虽然不同意冯氏的看法，但是也表示这个问题应该已经到了可以“结算”的时候了，所以张氏讨论此一问题时，直接略过了将近十年前的梁胡之争，反而去讨论孟子和老庄的先后问题，这样的看法等于间接否定了胡适长期“先于孔子”的观点，故而胡适再商榷的文字也算是一并回应了冯、张的说法。而冯友兰在答辩里，为了要说明他的看法，也把傅斯年和顾颉刚的观点引进来，形成了一种更大的对话圈，各种不同的主张在这里得以交流。
当然，刊物之所以能形成这样的对话圈，多少也是编辑刻意经营的结果。《文学副刊》非但安排了读者通信与问答的栏目，也提供了者彼此论辩的机会。一部作品、一篇文章一旦发表，就不再是作者的自说自话，他必须接受来自各方的公评，也必须准备随时应战。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上卷自1923年出版后，由于被视为可以和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相抗衡而引起各方关注，其后中下卷陆续出版，同样研究近代史的陈恭禄在下卷出版时，特意为文撰写书评至《文学副刊》，洋洋洒洒条举十例错误，并萧一山“于各种史料，多未能利用，或未曾一读”，不但未曾翻阅《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等原料，且多抄袭稻叶君山、李泰棻等“普通书籍”，引述薛福成《庸盦笔记》和各种裨史时，亦“从不问其所言来自何方”，最后更说：
其不能为萧君恕者，处兹二十世纪，犹用旧史敷衍成书，既不利用本国印行之档案，又未参看外国学者著之史书，令读书深为失望。
陈恭禄的已经涉及根本的“学术纪律问题，就如他自己所说，“近时著书立说，莫不重视原料”。他认为萧一山连这点基本的学术纪律都没有遵守，不问来源，直接抄袭引用，更是严厉的指陈。
面对这样的，萧一山当然不甘示弱，立即为文置辩反驳。萧氏表示陈恭禄拿了他在1927年编印大学讲义的旧稿来他未用《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等原料，在时间上是错置的，因为当时《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根本尚未刊行。而陈氏的诸多也只是透露其自身的“浅薄”，他认为陈恭禄非但“未取各书与愚书对照，即愚书亦未能尽读”，“以后来所发现之一二史料，”，“又不审历史之属性，不明史学之范围，根据其一二耳食之，即妄称全称肯定之”，“不观前后之文，不明史料之原，捕风捉影，望文生义，强入人罪，漫无常识，此则不能为恕矣”。
这两篇来往论辩的文字透露出萧陈双方都非常在意著书立说时的学术纪律问题。不能引用原料，甚至抄袭成说，几乎已经成为20世纪学史的大忌。陈恭禄执此以萧书，萧一山也以此反击陈氏不懂稗官野史、私家笔记的史料价值，说他没有读书更是令人难以的，于是萧氏甚至于文末反开列了一连串有关外交史的基本原料和次料，陈氏回家细读。书评在这里提供了一种巩固基本学术纪律的功能，任何人一旦了这套客观的价值标准，都有可能引发，报刊书评在此一方面成为学人客观论辩的场域，一方面也成了监督学人是否纪律的学术。
萧一山的回应之文刊登之后，陈恭禄仍有余言未了，于是再度《文学副刊》，举证书中错谬不当之处，并论史家应有的态度。此时萧一山已出国，待其发现此文时，《文学副刊》已经停办，于是战火继续延烧到《大公报·图书副刊》上，萧一山以连登四期的长文再答陈恭禄所举之错误，同时为了证明自己决非陈氏所言“参看之书太少”，还要求《图书副刊》影印他所搜集的史料影本以兹为证，并声言回应到此为止，之后“无论如何感想，或老羞成怒，或从善如流，弟决不再置一辞矣”。但是《图书副刊》为求公平起见，又再登了陈恭禄一篇回应之文，才声明双方论辩已“流于支节”，容易为读者所厌，即使再有不同的看法，“本刊恕不”了。
书评写到这种地步，已经成了一种“论战”了。双方毛举细故，各就中国近代史上的问题一一置辩，编者原意以为这样的来往论辩应该可以引得“治史者先睹为快”的乐趣；但是到了后来，问题愈辩愈细，站在读者的立场，确实很容易引人生厌，而且看得懂的读者势必愈来愈少，也会影响市场的销。
对副刊编辑者而言，报刊虽然只是一个提供各方对话的场所，每篇文章的文责应该是作者自己负担的；但是编辑者面对论辩双方相持不下、愈演愈烈的时候，似乎也不能完全袖手旁观，毕竟这些文字都是经过编者审阅后决定刊登的。特别是近代中国的，自晚清以来直就有一种文人办报的传统，文人学者没有一点儿理想性，是不会出来办报的。就拿《大公报·文学副刊》来说，当初张季鸾委交吴宓办理时，就说好是一种“包办”性质，也就是大公报每月给吴宓两百元，由吴宓自己去找编辑群，负责副刊内所有的文字（不论内稿、外稿），包括稿酬、编辑群和吴宓自己的薪资全都包含在内。因此编辑必须每周定期出刊，不能脱刊。稿源不足的时候，编者当然必须自己动手写，其压力是相当大的，一如浦江清在负责编辑《文学副刊》的这段时间里，就常常觉得为了凑足版面字数熬夜写作。尤其1929年元月以后，大公报版面加宽，每期必须凑足九千字，而《文学副刊》里四位编辑每位一个月至少要分配到七千多字方能对付。因此如果偶有像萧一山、陈恭禄这类来往辩论的稿子，当然省了编者不少事，可是编者在决定每篇文章刊登与否的过程中，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特别是这类“包办”性质的刊物，编辑群恐怕必须负担绝大部分的文字。因此吴宓在担任《文学副刊》编辑期间，他的父亲就常常来信他必须小心谨慎，千万不要得罪人，因为“一门最引人注目。词气声口，宜格外和婉含蓄，切忌率直，以免结怨，要紧要紧”。
话说回来，文人办报有其理想性，就像吴宓想让《大公报·文学副刊》成为一个学人“超越党派”的发表园地，但是中国社会传统不喜与人针锋相对，语多委婉、温良恭俭才是美德，所以像《文学副刊》这种专以刊载书评、书讯为旨的刊物，既要考虑稿源充足与否，又要担心登出来的文章不能太过火，其寿命自然不能长久。《文学副刊》靠着吴宓等人的热情，出了三百多期，在同类型的刊物里算是办得久的，1930年代南京国立编译馆所出的《图书评论》甚至办了不到两年就夭亡了。这种现象多少说明了这类刊物在书评并不盛行的年代里所到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