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二大的决议，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按照惯例，四大将于1924年召开。1924年8月，中央以“钟英”的代号发出《关于召开四大致各地党组织的信》，要求各地同志对于一年来党的政策及实际活动的意见写成报告汇寄中央局；9月，“钟英”又向各地方委员会发出《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明确指出四大定于当年11月开会，并分配了代表名额，要求各地方党组织提交议案，后来会议由于种种原因被推迟到1925年1月。
1925年1月11日-22日，上海一条逼仄的弄堂内，四大正在秘密举行。为了会议的安全，宣传干事张伯简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这个租界与华界的“管”地界，租借了一栋石库门房子。他还将二楼的会场布置成英文补习班课堂的样子，有黑板、和课桌课椅，每人有英文课本。
寒风呼啸的11日午后，大会的向导郑超麟陆续将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李维汉、彭述之、李立三等20名代表带入会场。在三张八仙桌拼接成的会议桌旁，陈独秀端坐正中，用铿锵有力的语调做了第三届中央执委会的工作报告。他虽然只有46岁，但由于一直担任的，被们私下称为“老”。彭述之向大会作了关于国际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的报告。他是旅莫支部推选的代表，也是国际的人员。所以未经选举便直接参会，并且当选中央宣传部主任。国际派遣维经斯基带来了两项议决案，并由瞿秋白译成中文。这次会议上，博学多才的瞿秋白第一次当选中央局委员。
大会上几个朝气蓬勃的面孔也颇为引人注目。担任了大会，这位27岁的年轻人，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10月份便担任了黄埔军校的部主任。初次主持会议的，明敏干练，应付自如，对大会上的许多问题给予很好的总结提炼，充分表现出一位出色的行政人才的本领，给与会代表留下深刻印象。湖南代表李维汉不苟言笑，每遇争论时，先不说话，到最后才站起来斩钉截铁地总结，因此被张太雷戏称为“实力派”。
酝酿已久的这次大会，没有出现前几次代表大会中激烈争论的场面，整个会议过程非常平静，犹如当时严寒冬日的肃静。以至会议的记录员郑超麟，虽然做了大部分会议记录，也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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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应该指导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等问题在探讨与争鸣中取得共识。对民族运动的领导权，人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中国的民族运动，必须最的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取得胜利。”这份凝聚全党智慧结晶的《民族运动之决议案》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
这次秘密会议通过了14项文件，大会还首创性地提出多个理论：第一次提出了要掌握运动的领导权；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有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个支部”，至今，支部、基本组织等概念仍在沿用。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为“总”，各级党的领导人称为“”，这一称呼沿袭至今。
1925年在的领导下，工农运动风起云涌般发展起来。上海掀起的五卅运动的狂飙迅疾席卷全国，仅一两个星期里就有600多个城镇、1700多万群众奋起。五卅运动后，领导的工会已达16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1925年6月，广州和爆发了规模宏大、时间最长的省港大。1925年，返回湖南的创办了韶山农民夜校；广东省第一次全省农民大会召开，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一年后，国共合作开展的北伐运动席卷江南半壁河山。1927年，中央和上海区委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建立了由选举产生的上海特别市临时市。
在工农运动的熊熊烈火中，中国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1925年四大召开时，员共有994名，至年底人数达到1万人，到1927年五大召开时，人数已发展至5.79万名。中国已经从一个宣传性的小团体发展为群众性的大党。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弄堂里召开的四大，为新主义理论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使中国真正意义上走出书斋，迈向更广阔的历史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