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的报告文学全方位地记述了苏州太湖生态岛的建设，体现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作品体现了作者在生态领域的许多思考，探讨了当下乡村振兴的许多现实问题。既是一部成功的生态文学作品，又给乡土题材写作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在创作上，作者将生态作为方法，融入了多种文体表现手法，为报告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做出了独特的审美尝试。
房伟将近三十五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太湖生》发来后，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一个人的创造力竟能如此之旺盛！现在已经很难定义房伟了，他是学者还是作家？即使从作家这一行当来说也是如此，至少到如今，他已经在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传记文学和报告文学等多个领地插上了自己的旗帜。如果说前几种文体的创作多多少少还可以在书斋进行的话，《太湖生》这部以苏州太湖生态岛为书写对象的作品是不可能在书房内靠查阅资料写出来的，从该书的后记和房伟接受的中可以得知，这部作品从采访调研到成书前后数年，采访对象“有各级官员，检察官、、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隐居太湖的雅士和文史工作者，也有基层干部、退休老干部。更多是返乡创业大学生、民宿老板、电商、小商户、出租车司机、老师、学生、安保、渔民、养殖户、茶农、果农，还有热衷鸟类、树、石与各项公益事业的志愿者……”1，行走五百千米，仅动手写作就耗时五个多月。难怪房伟也这样说：“完成这样一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次巨大。”这是一部报告文学的创作，是房伟文学生涯的一次扩张，更是作者文学与生活之间关系径的大调整。至少目前来看，它对房伟的影响是深刻的，他说这次文学行为让他这个久在书斋的老师大开眼界，甚至说它改变了他未来的写作。他的创作计划中就有一组反映当下太湖生态环保建设中的人和事的中短篇小说“太湖故事”2。这是房伟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点，他总是能将某种题材的文学效能发挥到最大化。他能从学术研究中发现文学的可能，也可以从中发现虚构的转向，在同一内容或题材上进行衍生开发，呈现创作的长尾与边际效应。仅就这一点说，房伟堪称题材成本的管理高手。
《太湖生》是一部以苏州太湖生态岛的建设为总体叙事的作品，所以，应该首先将其放在生态文学发展的历史链条上进行解读。在我看来，它是一部有着新的生态的生态文学作品。生态文学有一个发展过程，它的前生是宽泛意义上的自然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从《诗经》开始的古典自然文学。古典自然文学，以人为主，把自然作为表达人文意义的一个载体。自然是一个形象，是一个载体，是一个喻体。它表现的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人的思想。所谓托物言志、借物抒情，这是古典的自然文学。接着是现代自然文学，主张把自然还给自然，把自然交给自然，不是把自然看成是人的镜像，而是把自然看成是自然本身，去呈现自然本身的真实状态，比如法布尔的《昆虫记》、梭罗的《瓦尔登湖》等。古典自然文学与现代自然文学在工业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便是生态文学的兴起。生态文学既是自然文学的延续与发展，又与自然文学有很大的区别。自然文学是以自然为表现对象的文学，而在生态文学中，自然依然是主体，但是，它的重点却是表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关注的是在人类行动中自然的状况与命运，有着强烈的自然伦理主义色彩。它在主张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下展现生态建设的成就与经验，反思人类对自然的不当行为，具有明显的介入性。在生态文学中，自然虽然有比在自然文学中更高的地位，但它有时并不是叙述与描写的内容，而是一种前提，一种本原性主体，它不是话语的中心，但一切话语由它而生。所以，从自然文学到生态文学是一个飞跃，它标明人类对自然有了新的看法，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新理解，同时，也对以自然作为表现对象、为文学主体的文学的意义与功能有了新的要求。人类已经开始考虑，人类要跟自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要以反思的、科学的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生态文学的诞生，也是自然文学的发展与本质性变化。
所以，相比起文学史上众多的文学类型，生态文学呈现出快速发展与多元叠加的复杂状态。因为生态文学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产物，是随着第一次工业诞生的、富于现代性的文学类型。与人类生态状况同步发展，它的思想资源是人类不断更新的生态思想，它的表现内容是错综复杂的共时性的社会生态景观。所以，为什么生态文学之初占据主导的是反思型与型？同时，它们又为什么产生在生产力相对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正是因为现代科学技术推动了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催生出了现代生态思想。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没有哪个阶段表现出自工业以来巨大而激烈的二律背反，一方面社会财富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在增加，一方面伴随财富增加的是日益糟糕的自然灾难与人类状况。因此，生态文学与自然文学体现出了既具有连续性又有发展性的特点，这一特点呈现出现代科学与人文及其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反思上。
因为生态文学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所以，它也与社会发展共时性地体现出发展上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一方面是它与社会的对话和鲜明的介入意识，比如欧美生态文学的经典作品与社会现实的强烈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乃至现实化为个人与组织的环保行动。另一方面，由于科学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的生态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状况，以致在经济不发达地区不但不能生发出本土性的生态思想，相反，却呈现出对现代生态思想的抵制。其实，这样的矛盾状况即使在发达地区也依然存在，乃至使得生态思想与生态治理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与色彩。这一点在房伟的《太湖生》中也有集中的体现。房伟真实地反映了苏州太湖地区生态治理的过程，它不是对当态治理的结果性总结，而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特别是几十年的大背景下，对苏州太湖从生态的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性书写。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品虽然是一部地区生态的文学表达，却因为这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而具有了中国生态发展的典型性意义。它以生动的案例展现了中国生态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十年代，农村经济使得人们对经济的发展和对财富的渴望在几十年的压抑后得到了暴发性的，太湖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以水产、山石、水果等为支柱，催生了遍地开花的形式与性质多样的村镇企业和经济体，在乡镇经济发展与农民生活日益改善的同时，是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与生态状况的严重恶化。作品引用西山金庭镇文体中心负责人邹永明回忆说：“90年代初，西山集体经济是苏州最富有的几个地方，有上千条船停在码头上，拿现金来提石灰石原料。‘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开采石料的炮声，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频发的、的安全事故。比如，风景秀丽的大鼉山，为太湖72峰之一，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除了太湖采石公司这样的国营单位，秉常村淘渣厂这样的村企业也常年驻岛开采，大鼉‘鳞片’撕裂，碎石飞溅，让人好不痛惜”，与采石同等生态灾级的是太湖水产养殖。这样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太湖的网围养殖上，超大范围的网围养殖，加上太湖沿岸雨后春笋般兴起的企业和人口集聚而产生的工业与生活污水，使得太湖的水质严重下降，大面积蓝藻暴发的频率愈来愈高。第二个阶段大概从1990年代末开始，针对山体、水体污染与植被退化等生态灾难，不断出台政策和地方法规，比如苏州在1999年就制定了《苏州市开山采石条例》。2010年前后，为了扼制太湖蓝藻的频繁暴发，又开始对太湖网围的拆除。一方面是治标性的单项行动，另一方面这种失之单一粗疏的方式因为未能对治理的愈后设计预案，从而造成反复和反弹，利益驱动形成了当时常见的污染游击战形态。只有到了第三阶段，当生态治理综合，当制、化，当生态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战略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后，生态建设才迎来了跨越式发展。这是房伟对苏州生态岛生态建设过程的全方位叙述，更是他在理论上的建设与生态岛的田野考察后的文学表达，也是生态文学呼应当代中国发展呼应现实生态发展状况的现实主义体现。
表面上看，生态岛的建设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其实本质上是人的转变，是人的的转变，是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转变。生态建设必然给原先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获取带来影响。还以采石业为例，当年小小的西山岛采石企业就有一百多家，采石颁布后，有的人家五六口，西山的人数一千五百多人，“形成了不稳定的因素，镇上的税收又大大减少，进入了转型期的阵痛”。与此相近似的还有网围养殖，“虽然养殖非常辛苦，但收入同样很高，当这种比较富足的生活被突然叫停，必然会引起所有人的反对”。太湖禁捕对世代生活在水上的渔民来说造成的影响是别人怎么也难以体会的。上岸后的渔民，很多人不适应。作品写到一位沈姓渔民，“老沈习惯穿行在水面，船身摇摆的感觉，似乎在摇摇晃晃之中，身体才能怡然自乐。如今上了岸，他经常莫名其妙地跌跤，头发晕，脚下仿佛缠了棉花，总感觉脚下的大地，上上下下乱动。在船上住了大半辈子，浑身老是鱼腥味，岸上的人闻了，直皱眉头，有的小孩更直接做出讨厌的表情”。渔民上了岸，本来以采石为生的村民，其谋生方式也改变了，一个村子几乎都成了“”村，即村民大都成了保洁、保姆和保安。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实际上，是世代传统的终结。
如果将《太湖生》同时放在中国乡土文学的背景上考察会发现许多新质。中国乡土文学是以漫长的农业文明为文化基因的，它的叙事径基本上依赖于中国传统血缘关系的家族与家庭结构，而话语则生长于乡村自治的“小传统”。因此，中国的乡村变革是缓慢的，也是自下而上的。但是，当生态也成为中国乡村的治理行为时，它不但不能依赖于小传统，相反，它改变的恰恰是中国乡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这样的格局不可能是自下而上的，乡村断裂式的变革只能是自上而下。房伟触及了中国乡村现代化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当下中国乡村治理转型的问题。如果追根溯源，可能要接续到1920—1930年代的乡村建设与“归农”运动。中国的农村长期是乡村自治模式，所谓政不下县。但是，20世纪初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开始打破这一传统模式，农村必须跟上现代化的步伐。而在现代社会体制下，农村不可能再在封闭的中运行，现代工业体制农村改变生产与经营方式，城乡功能也必须在现代生产方式上进行分工。不管是费孝通等社会经济学家的研究与考察，还是茅盾等人的乡土小说书写都关注到农村必然要进行的这种变革。这也是如定县等乡村建设实验试图解决的问题之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打破乡村的自理模式，使农村与农民现代化，而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像传统那样依靠农村生产，而要从外部输入，这就是当时一大批知识乡村建设的背景，也是当时强烈呼吁归农的原因，即促使从农村走出去的知识回到乡村，参与乡村治理，改变乡土文化。这种归农不是传统的官僚归隐与反哺，传统的归田与返乡虽然看上去也是文化资源的注入，但这种文化在本质上是与乡村文化同质同构的。而乡村建设与归农则是异质的，是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替代。这些乡村实践虽然最后都未能延续，它们的乡村现代建设模式虽然成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结构，但长期以来依然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乡村的小传统依然在发挥潜在的作用。这也是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乡土文学依旧以小传统作为叙述结构的深层次原因。
而在房伟的思考中，乡村的生态治理这样的现代化实践与传统乡村不管是观念还是行为都存在巨大的差别。《太湖生》没有回避这一严峻的事实，更没有回避村民们的困惑以及他们面对新实践的抵触，特别是他们转型时付出的经济、生活、心理与情感的代价，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这样的代价是这代人乃至几代人要付出的。所以，在房伟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开始于1980年代，到了1990年代，生态问题逐渐凸显。但是，自科学发展观提出后，生态治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逐步健康的道。之后，特别是两山理论的提出，社会的整体生态意识不断强化，制度设计不断科学，执行力度不断加大，工业生产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转型。中国不仅加快了自身的生态治理，同时向世界作出了碳中和的庄严承诺。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生态建设已经进入常态化。这种常态化建设在农村治理中是外部的推进，类似于当年乡村建设与归农，知识下乡意味越来越浓。主导的生态岛规划整体设计与多种经济形式的引进，科研院所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深度介入都使得生态岛的建设迥异于传统乡村根性生长的方式，它彰显出现代管理与国家制度的强大力量与先进性的优势，正是这种哪怕是外科手术一样的方式，正在塑造新的农村与村民。当然，这种外部力量总要得到地方的认同，并内化为基层的与情感。沈姓渔民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也有人和一湖之隔的湖州攀比，想多要两个补偿款。老沈没说啥，默默地擦干眼泪，搬到了岸上。作为一个渔民，他也亲眼看到这些年太湖水质的变化。过度捕捞，过度养殖，蓝藻泛滥，都让美丽的太湖，浑身，病弱不堪。太湖要休养生息，就必须渔业。这也是生态转型付出的代价。”这样的认知是生态建设的基础，也是乡村书写今后如何刻画新人时的社会心理径与审美方略。如何处理现代乡村治理中的内外关系，如何在这种张力中塑造人物形象，又如何安置传统文化和世故人情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它们可能催生出新的乡土文学类型。
与一般的单一性生态题材创作不同，房伟的《太湖生》虽然是以苏州太湖生态岛的建设为中心的地方性写作，但是，贯穿其中的却是综合的、全方位的。这涉及作者对生态概念的认识，着作者在生态上的先进性。在房伟这里，生态已经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性的概念，以生态作为目标与方法，它所追求与调节的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社会各种资源的合理配制，是人、自然、社会三方面要素的和谐共生。所以，作品虽然以人与自然作为苏州太湖生态岛的主要观察视角，但是，它的叙述内容却远远大于此。
生态经济是生态岛建设的重中之重，它是生态建设的物质基础，也是生态治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岛是一个样本，房伟力图通过它展示中国生态建设的发展道。不管是传统产业，还是乡镇企业的崛起，抑或是生活方式对造成的压力，这些因素的叠加在西山岛形成了触目惊心的生态危机，而强有力的整治与生态建设在解决了污染问题后又产生了新的生产与生活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通过原初的生态主张也就是有限发展和回归古典时代的方式来解决。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中所产生的问题只能通过新的发展来破解。《太湖生》所生首先是物质财富，是西山人的不断探索，是科学方式促成的产业转型，是在新的生产方式中对本岛资源的重新理解，是在新的产业方式中对传统经济的与升级。所以，采石了，但水石出来了；太湖网围养殖缩小了，新的养殖业诞生了。原本视为寻常的旧村落现在有了不寻常的价值，许多沉入时间的人文景观拭擦出了新的光亮，因为生态修复，动植物也都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这些不仅仅是湖岛面貌的改善，它们在生态经济的框架内都是不可多得的商机。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还在上。之所以说房伟笔下的生态岛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典型、一个缩影，是因为它几乎具体而微地展现了中国生态治理的起步、过程，阶段性的以及无限美好的前景，也包括试错、代价、教训，依然存在的困难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匮乏。对后者，《太湖生》没有回避，而是与生态岛的建设们一同思考。蒋东村已经转型了，但村支书依然忧心忡忡：“东村文化旅游资源丰厚，却缺少人力资源和政策扶持，也缺乏集体的统一行动。东蔡是农业大村，想打造农文旅品牌，却缺少民间资本介入。”苏州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罗林对未来的展望是建立在三山岛开发的教训上的：“先是一窝蜂地上民宿，搞农家乐，然而，服务不规范，卫生条件不统一，价格也不好控制，时间长了，种种隐患就了出来。”过去的教训值得吸取，即使现在，也依然不容乐观，一些看上去解决了的问题可能并不如此。比如太湖蓝藻，太湖的水生态等问题。在东山镇原副镇长杨忠星看来，太湖水质并不是拆除网围和人工水上清渣作业就能解决的，关键是如何恢复湖水的修复与自然循环机能。这样的内容在作品中还有很多，正是类似的思考不但使作品具有了思想的深度与冷静的笔法，而且真实地记录了生态岛建设中的思想累积。它们同样是生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生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品的第一章《绿岛桃源记》是对西山岛的历史追记和文化寻根。通过这一章，房伟强调了他对生态岛观察与思考的角度，那就是文明与文化。“以苏州吴中区的西山岛为主，兼及东山镇等太湖诸岛，建立起的‘苏州生态岛’的概念，既与现代生态文明相联系，又与自然荒野的生态追求有异。太湖生态岛地理依山带水，历史文明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这也让生态岛建设多了人文气息，与‘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相依托。江南迁徙的南渡史上，太湖生态岛的这片胜地，不仅有隐士名臣、僧尼，也有名将烈士。他们的故事，不断积累丰富的‘太湖桃源’气质，为现代生态文明打下了基础。其地方也养成了‘隐秀’的文化特质”。所以，作品写到了狭义的文化，写到了生态岛历史文化景观的发现和抢救性，写到了古村的旧貌与新颜，写到了生态岛的文艺生活，更写到了生态岛的、与审美。
作品的最后一章《桃源文心记》是对第一章的呼应，也是对第一章的。在“棍徒与小吏”中，房伟打捞了暴式昭的故事，这是一个小吏的故事，又是一个以民间力量的故事。暴式昭“既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业迹，也没有煊赫，但他同样以‘廉洁’进入史册。他是太湖生态岛建设的文化，其言行功绩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调”。而为暴式昭鸣不平的草民蔡剑门则见出了“民间自有奇人义士，也自有。这些‘的’，更体现了西山义才华的力量，与深厚的文化影响”。在“阳光与家园”中，房伟为我们讲述了志愿者李岚的故事，这个本在外企工作拿着高薪的女性辞职回到西山，做起了公益，“她制定的‘共享阳光’‘拥抱暖阳’‘筑梦之家’‘扬帆计划’等一系列公益项目，几乎涵盖整个金庭镇所有困境儿童、失独老人、残障人士。她为贫困家庭制定的重塑规划，让很多停滞不前的家庭，重新看到生活的希望。专心公益的时间里，李岚从最初撰写项目书，到参与一线助农、扶贫；从简单的社会公益活动，到为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救助；从单一的残障人士帮扶，到推动整个贫困家庭走出困境、焕发生机……她不断整合社会公益资源，汇聚多方爱心力量。对接爱心企业，到贫困、失独老人家里，开展农产品采摘和销售；多次邀请专家，入户查看患者病情；引导外国友人，到贫困家庭做公益活动，送温暖”。这是一个志愿者的故事，也是生态岛之光的故事。在“湖水画梦录”里，房伟为我们的是生态岛艺术审美的旅程。他不仅为我们追述了以“吴门画派”为核心的苏州艺术史，而且为我们展示了生态岛如今的艺术面貌，这里有驻岛画家，有“太湖画院”这样的艺术机构，也有“胥口书画市场”已见端倪的文化产业。更重要的是，西山人已经在着手如何用艺术助推生态岛的建设，引进国外的成功经验提高生态岛的文化品质，增加生态岛的旅游附加值，为中国的“艺术乡建”开拓新的可能。“建立公共艺术良性生态，让资本与艺术共生，让艺术与生活共生，让人类在流动的艺术馆里，感受农业文明，放松疲惫心灵，促进一种新生态文明生成。”以这样的内容作为全书的结尾显然是有深意的，房伟以古西山的文明写起，以生态岛的新文明作结，突出的是生态岛的与民风，是生态岛的新文明实践，是生态岛正在探索的如马克思所展望的未来社会全面艺术化的发展之。这无疑是对生态文明的一种新的理解。也正如生态规划专家陈雯对生态岛的憧憬：“碧水青山萤舞果香的美丽岛、永续循环节能韧性的低碳岛、生态经济民生幸福的富足岛、绿色创新技术引领的知识岛、地景天成情感共鸣的艺术岛。”
从生态文学的角度看，房伟对生态的认识不仅体现在《太湖生》的内容上，体现在对苏州太湖生态岛建设的全方位描写上，同时也体现在对报告文学创作的理解上。也就是说，生态思想不仅是作品的表现对象，同时也是表现方法与表现形式。这主要体现为这部大体量的长篇报告文学艺术手法的多样性。
生态文学就是以生态思想作为文学的基础与核心，并将其为审美标准。所以，一方面，生态文学以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为研究对象，对其表现出的生态内容进行评价，另一方面，它又是可以迁移的，在普遍的层面对其他类型的文学从生态美学的角度进行评论，比如，将多样性作为其审美标准之一来检验文学的大小系统。我们知道，生态的多样性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的多样性，的遗传与变异的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而生态平衡则是指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与之间、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作用而建立起来的动态平衡联系。生态就是以此为核心，将文学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去关注它的类型，它在文体、风格与表现手法上的多样性；关注它的遗传性状，它的传统性状的存活程度，它的经典美学的生命力；关注它的变异，一些新的文学特性的产生；研究它在整个生态中的地位与影响，比如与其他艺术的关系及其消长，与社会生活的关注及其作用等。我们既要在宏观的文学现实中关注审美的多样性，又要从微观的角度关注作家创作的多样性、文体的多样性，甚至一部作品在创作上的多样性。正是从这些方面入手，生态开拓了许多研究空间并不断提出问题，甚至发出审美预警。
《太湖生》在艺术表现上的多样性也许与房伟自身的多样性相关，他的不同身份与工况自然融入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中。他的学者工作习惯使这部报告文学带有了研究的气质，不管是对西山历史的整体考察，还是对古村落、文化遗产与历史人物的研究，都让这部作品出学术的光泽。学者的思会让他在一些问题哪怕是一些细节上盘桓再三，当然，学者的严谨更让他对一切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所以，与当下许多类似题材的作品不一样，房伟对太湖生态岛的叙述是平静的，没有什么大词，更没有抒情的腔调，它不是赞美诗，而是记录。学者的使作品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思想的品格，作品既对生态岛建设者的思想感兴趣，更是融入了自己的许多思考。所以，与一般的报告文学不一样，《太湖生》有着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气质。阅读时，人们可能会时不时地联想到在苏州曾经做过多次调查并留下了经典的费孝通先生，联想到他对江南经济模式的许多思考。这样的风格在《太湖生》的不少章节上可以体会到，比如第二章《古村振兴记》和第五章《生态经济记》，这些章节视角集中，或以具体的村镇为单位，或以某一生产领域、某种经济行为为观察对象，边界清晰，外延周全，有过程，有人物，有比较，有结论，具有高度的叙事自治和思考信度。
从笔法上看，《太湖生》固然有报告文学文体上的总体性特征，但在不同的章节却又融入了其他文体的风格，比如散文、随笔、科普、论文、小说等等。第一章《绿岛桃源记》和第四章《美岛风物记》就有散文和随笔的味道。全书正文的开头一节是这样的：“梦中总是有一群峨冠博带的古人。他们在水边痛哭高歌，在山间煮茶吟诗，在翠绿竹林里赏月听风，他们隐身于太湖岛屿，写出一篇篇璀璨的诗歌，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是不是散文的笔致？第六章《桃源文心记》中的“棍徒与小吏”可以说就是一篇的文史小品文。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小说家，房伟在《太湖生》中植入小说的调性是很自然的事。第四章《美岛风物记》中的“禽鸟江湖”“良石生水中”都是很有小说风味的章节，它们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看上去是对事件的叙述，但这事件在叙述中时不时地变成了情节，有了戏剧感。除了这些章节，更多的是大面积小说叙述语调的弥散，完全没有阅读记忆中的那种报告文学腔。
这样的报告文学写作的意义很值得说说。在生态看来，任何一种艺术元素都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都是有活性的。报告文学也是如此。作为一种年岁并不是很大的新文体，报告文学近百年的发展史可以说是命运多变，它既受制于社会现实的牵制，又受到其他文体的挤压，尤其是时代主流性话语方式对它的影响巨大，这多少使它在自己审美的成长上力不从心。到了互联网和自时代，报告文学这种带有新闻性的文体受到的挑战就更多了。然而，受挤压越多，反弹力也就越大。报告文学的文体困局在新世纪初有了改观，报告文学开始了，这种既有寻找出的内在动力，也有其他文体乃至跨界艺术的助力，更有文体观念上的解放。由此，报告文学打开了自己，度不断提高，一方面是其他文体作者的加盟，另一方面则是大规模地吸纳多种文体的艺术元素，从而形成了、、多元的报告文学文体生态。房伟的报告文学创作并不多，但是，他却能以一个学者的理论自觉和一个作家的审美意识到报告文学领域这一静悄悄的审美，最大限度地汲取其，并运用到创作中。从生态文学的角度看，这是每个作家都必须具备的生态审美品格，不同艺术、不同文体间的互动，不仅是单种文类的生长方式，更是文艺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1 房伟《太湖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340页。后文所引皆出自本书，不再一一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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