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把刀照片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界报刊研究的勃兴，有着复杂的原因。有人手日稠，领域见窄，学者苦于寻找不到新的学科“增长点”的外在原因；也有中国传统学术重材料、嗜考据学风，经种种途径承传到新文学研究领域的内部原因；而更主要的，则可能还是受到诸如艾斯卡皮文学社会学，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理论，布迪厄“文学场”，以及日渐发达的有关传媒和大众文化研究的种种理论和实践的影响①。在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现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最显著的成绩，如王晓明研究《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的《一份与一个“”》，李欧梵研究《申报谈》的《空间的开创》，陈平原研究《新青年》的《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罗岗研究《学衡》的《历史中的〈学衡〉》，以及收入陈平原、山口守所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一书中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从各自角度通过研究对现当代文学的切入，均已在学界引起相当广泛的反响。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现代文学的博士、硕士生将他们的论文选题对准了副刊和文学②。
这些研究，面对的具体对象不同，所采取的着眼点和研究方法，以及最终要达到的研究目的，也颇有差异，但大要都不离将报刊置于现代文化史与文学史的汇流中，从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编辑与出版，市场与体制，、流派与个人等等角度，去透视、分析体现于报刊编辑、出版及报刊文本内部的诸问题。尽管在很多情况下，这类研究都带有鲜明的文学社会学色彩，但就所取得的成绩看，最大的创获，还在有关思想史和流派风格论的方面。
关于文学史家研究报刊的原初意义，陈平原先生回忆说：“王瑶先生之所以强调研究者必须阅读报刊，而不能仅限于作家文集，一是有感于现代作家常常根据时世变迁不断修改自家作品，不能以日后的解说作家当初的状态；二是阅读报刊，可使研究者对那一代的文化氛围有更为直接的了解。”并谓“这一思延续下来，使得1980年代以后，北大的教授们率先走出单纯的作家作品论，而从事于文学流派或文艺的研究”③。陈平原先生这里叙述的，显然只是北大一脉的传统。而在北大之外，据严家炎等先生回忆，早在1961年集体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时，“接受上下一致的要求担任主编”的唐弢先生，在其为编写的五条原则的第一、二条就提出：“一、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也应依据初版或者最早期的印本，以防转辗因袭，以讹传讹。二、注意写出时代氛围。文学史写的是历史衍变的脉络，只有掌握时代的横的面貌，才能写出历史的纵的发展。报刊所载同一问题的其他文章，自应充分利用。”严家炎先生说：“据我查考，研究现代文学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这是唐弢先生在1961年首次提出的，在此以前大家比较忽视”，唐弢先生因为喜欢搜集各种版本，所以对第一手材料特别看重。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给社科院文研所现代文学生开必读书目时，就开了不少文学期刊和综合性文化期刊。这份刊物目录我在60 年代抄过来了。 到1978年王瑶先生要我给北大研究生开必读书目，我就参考了唐先生指定的刊物目录并作了一些补充和调整，首次在作品和理论资料之外，开进一批文学期刊（王瑶先生也很赞成）”④。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有关文学报刊研究的这些观点，以及由之体现的学术理，对这一学科的发展显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后，随着新的理论资源的输入，文学报刊的研究不断获得新的视野和新的动力，但在借以取得“第一手材料”，并“尽可能进入当时的情境与历史氛围”这个基本点上却并没有多少改变。
然而，陈平原又指出，“将报刊作为文学及史学研究的资料库，或借以触摸历史，与将报刊及出版本身作为文学史或文化史（新闻出版史除外）的研究对象，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⑤，并云：
比起具体的研究课题来，我更关心下列问题：假如大众传媒的文字、图像与声音，不仅仅是史家出入的资料库，本身也成为的研究对象，那么，从解读相对来说前后一致的作家文集，到阐释众声喧哗的大众传媒，研究者的阅读姿态与理论预设该做何调整？另外，文学史家眼中的大众传媒，与传统的新闻史家、文化史家或新兴的文化研究者眼中的大众传媒，到底有何区别？⑥
这些看法和问题的提出，事实上已为研究区分出了不同的层面。第一层，也就是从最初的意义上来说，它只是一种“资料库”，可供“史家出入”，从中取资，“或借以触摸历史”；第二层，它是一种“的研究对象”，作为“众声喧哗”的大众传媒，可供包括“传统的新闻史家、文化史家或新兴的文化研究者”，去从不同层面，讨论各自话题领域内的问题；第三层，它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与“相对来说前后一致的作家文集”不同的文学文本，可供文学史家从自己的角度，去做独到的“解读”和“阐释”。这三个层面，从学术特点上来看似乎又分别对应着传统的文献学研究，（传统或新兴的）文化研究，和我们通常想象中的文学（文本）研究。
第一个层面的工作，是中国传统的文史之学，尤其是注重目录、版本、校勘、考据的朴学，素来所重视的，其后又融入了现代思维和史料学的一些认识⑦，经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代学者的和努力，正在逐渐规范化，或将最终成为一门类似古典文献学的“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一个部分⑧。第二层面的工作，在传统的文化史、新闻史的研究中虽有涉及，但多限于粗线条的外部描述，很少出作为大众传媒的报刊，在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空所独具的、深层的意义；因而，近年来这一层面的工作，就主要是指一种伴随着后现代而来的新兴的“文化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这样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被视作现代文化产业的一个链条，意识形态规训、渗透的一种机制来对待的。这一思，近期已较多地渗透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而在现代文学领域里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⑨。在这一意义上，的理论资源，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从艾斯卡皮到麦克卢汉，从哈贝马斯到布迪厄，都可以在研究的舞台上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然而，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使文学研究再一次转到了它的“外部”⑩，从而再一次使文学研究的“文学性”问题变得模糊起来。陈平原先生之所以有“到底有何区别”的追问，大约也正是感觉到了这种模糊。诚然，我们也可以用“学科边界”的理由，为这种现象，但说到底，“”意味的应是拓展，而不是丢失。从这一意义上说，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中，去探索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即将作为一种文学文本去研究的方式，就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有待完成的工作。
对此，学者们已有所思索，并且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譬如，有感于以往的文学史写作只注意“文本”，而不去涉及“从各个方面围住文学文本，向它各种各样的影响”的事物的情况，王晓明指出，“今天重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就特别要注意那些文本以外的现象。也是重读《新青年》，却不仅读发表的那些文章，更要读这份刊物本身，读它的编辑方针，它的编辑部，它那个著名的同人圈子看清楚这份是如何出现，又如何发展；它们对文学文本的产生和流传，对整个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究竟又有些什么样的影响”(11)。罗岗说：“面对《学衡》，我们究竟被这本吸引，还是仅对中的某些文本或撰稿人感兴趣？一本中的各类文本的总和，并不等于本身。编辑的过程，就是根据编辑者的意图，对进入的各类文本进行重新编排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类文本已经成为构筑新的、更大规模的文本的句段。”在引用王晓明在研究《新青年》的论文中提出的，要注意“从不同的方面围住文学文本，向它各种影响”的各类事物的说法后，他接着阐释说：“便是这类事物之一，它影响文本的方式，大致可分为无形和有形两类。前者如编辑要求作者修改文稿，或是亲自动手删改后者最明显的莫过于编者按。”这样一来，他就顺利地将我们对于文学的注意，引到诸如栏目设置、“文章的刊发，文章与文章之间的搭配组合，甚至标题的编排、插图的选择和印刷字号的大小”等“一整套技术化的编辑手段”上去，而其最终目标，在于发现其中“反映的编者意图和的状况”，“注意编者如何利用技术化的编辑手段，增添或减损文章内容，使之成为合适的句段，将其编织进更大的文本中”(12)。显而易见，他们都将研究的中心，指向了编辑问题。而这，也正在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项最引人注意的内容。
“读这份刊物本身”的说法，是极可注意的；“一本中的各类文本的总和，并不等于本身”的认识，也包含了真正的真知灼见。但是，由于他们说这些话时特定的话语针对性（即那种只满足于列举上刊载的文章的文学史书写），因而将研究径直导向编辑问题的做法，却不免有将事情再一次简单化之嫌。而这就又牵涉到如何看待“刊物本身”，以及能否将“进入的各类文本”只看成“新的、更大规模的文本的句段”的问题。在王晓明和罗岗的说法中，受到强调的，显然都是编辑的作用，明确指出编辑在“文本”构成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这无疑是他们的一个贡献。然而，“文本”是否只是编辑的作品，却是一个颇有疑义的问题。一本中的各类文本的总和，固然并不等于本身，但它也不等于一个各部分之间没有任何意义的有机整体。而“句段”的隐喻，显然是在暗示着这种有机性和整体性的。如果说这样的提法有什么缺陷，那就是它只强调了文本编辑过程中编辑者的主体性，而有可能忽视了那些被编辑的文本本身的性及其相互作用。在这一点上，正如陈平原所提示的，大众传媒与“前后一致的作家文集”的不同，正在其“众声喧哗”的特点。在这众多的声音中，编辑的声音，固然十分重要，但它却不是唯一的声音，或许一个好的编辑的理想，就是要像一个音乐家一样，将由各种不同乐器演奏的声音，编织成一个和谐的乐曲，但这样的理想，在的实际编辑中事实上很难实现，之为，或许就在于其“杂”，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当然，这里还可能存在许多具体的差异，比如刊物作为“大众传媒”的程度如何等，在这一点上，同人刊物与一般显然就存在很大的差异）。也就是说，虽然被编织进一个“新的、更大规模的文本”，出现在这个中的各类文本，还是会有其相当的性的，并且还有能力在“文本”之外，于各自的聚合轴上汇聚起不同的语义联想，与“文本”一道，共同构成一个文学史的立体空间。除了受编辑意图的影响，它们之间也会发生相互作用，甚而发生语义的交叉、碰撞、渗透的情况，因而，与其将进入“文本”的各类文本，看成一个个“句段”，不如将它们看成是共处同一场域的语义单元，这样我们也就有可能将本身，不仅看作是一个公共话语空间，而且也看成是一个语义场，一个由社会、作者、编者、读者共同参与构建而成的历史文化聚结点。
杨义先生之于文学报刊研究，除一再强调它在现代文学构成方式上的重要性外，尤其强调其对作家创作心态及文学风格流派之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我们过去一直讲，现代作家的成名有跳，第一级跳就是在的副刊上发表豆腐干大小的文字，年轻人在报上题名，当然很高兴了，这就刺激了他的写作，慢慢地他能够在大型的刊物上（比如在《小说月报》上，在《文学》上）发表比较长的作品，逐渐就成名了，这是第二级跳；第跳就跳到郑振铎、巴金他们主编的文学丛书上，有的就逐渐成为名作家了。这个跳中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报刊。”(13) “20世纪前期的报刊，除了商业经营类之外，有不少是同人刊物，或同人与商业相互依存和制约的刊物。这就使文学流派的滋生和发展，在编者追求刊物风格中获得一个地盘，或一种物质化的纽带”，“如果拥有刊物或副刊来联络、培植和发现意气相投的一群作者，沿着大体相近的文学方向和审美情趣进行探索和开拓，那么一个文学流派的发育成形已经是可以指望的事情了。”“把、刊物结合成全型的文学流派，这是新文学初期加强流派冲击度的常见情形。但是随着新文学发展逐渐成熟，作家需求以比较为松散的联谊形式来发展各自的审美个性，主要以报刊而不是来维系流派的方式，获得更为普遍的认可。”(14) 在这些论说中，显然是被当作一种动态的文学生态空间来看待的。而他在《中国新文学图志》中用全部109篇文章中的48篇来写报刊， 《京派海派综论》（图志版）中用超过一半的篇幅，通过当时期刊刊载的漫画，展示“上海人生色彩”，更为这种生态意义上的研究，开拓了一条实际的道。
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来说，如此倾心于报刊的研究，并不断讨论其方法与意义，也许只是近年来的事，虽然此前很早，已有阿英对近代报刊的重视，唐弢对现代期刊文献的收藏搜辑，王瑶对阅读报刊风气的强调引导，但这一切，主要还是在传统文史之学的意义上进行，虽然他们也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报刊出版业的兴起与“新文学”间的关系，但具体到讨论一份具体的，如何作用于现代文学、流派的形成，如何创造“话语空间”，如何在读者、作者和社会之间架起一道津梁，诸如此类问题的提出和探讨，毕竟还是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文学思维空间的拓展，”而成为一种学术风气的。
但这并不是说此前就没有人做过样的事，或对这样的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索。实际上，我们只要把眼界稍稍越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就会发现，在这方面，我们的前人实际也已做过很有价值的工作，而其思想，至今仍然不乏意义。1947年5月，盛澄华在《文艺复兴》第3卷第3 期发表了《〈新法兰西〉与法国现代文学》一文，其绪论云：
在未来的文学史中，文艺将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恐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过去的法国文学中，作为激发创作或的动力的，在一时代可能是一位高高在上的执政者，在另一时代可能是一些多才多艺的贵妇人们，王者的宫廷与巴黎的沙龙都曾作为鼓励并左右一时代文学风尚的媒介。但这中间人的地位，在近代文学中却由作家间自身的结合所产生的文艺起而代之。自此，文艺的主题除这的“人性”以外更不能不逐渐注意到“人性”所存在的社会；文艺的对象不再是宫廷与沙龙中的少数阶级，而将是现社会中广大的读者。这两种因素必然地扩展了现代文学的园地，造成了文学向所未有的广度。什么是这一时代的动向？什么是这一时代下一个作家所应采取的态度？什么是这一时代下一般读者的要求？如何在这社会因素，艺术因素，与心理因素之间去求得一种适度的平衡，则正是作为现代文学中创作家，家，与大众读者间的联系的文艺所负的最高(15)。
这段说于半个多世纪前的话，在今天看来，对于文学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研究的兴盛，似乎正在印证盛澄华的预言。而他关于“媒介”变化在近代文学中所引起的反应的论说，虽然没有直接提及作为一时代文化生活基础的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对这一生活的直接作用，但他从“动力”、“媒介”，以及与之相联的“主体”、“空间”着眼，透视到的文艺主题与读者对象的变化，以及对于这种变化将对现代文学的“广度”带来的影响的论述，显然已相当准确地触及了现代文学研究不得不重视的一个问题。而他从时代、作家、读者；社会、艺术、心理；创作家、家、大众读者；这几重因素及其结合去看文艺“所负的最高”的观点，也为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提供了相当有价值的思。
只要研究，就不得不去探讨编辑、出版问题。探讨它（从编辑到文本）是如何“在这社会因素，艺术因素，与心理因素之间去求得一种适度的平衡”，从而在一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结构中，获取自己的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对编辑意图及其实现手段的考察，只是“文本”研究的一种内容，而非其全部。归根结底，文学研究所要回答的，还是“什么是这一时代的动向？什么是这一时代下一个作家所应采取的态度？什么是这一时代下一般读者的要求？”这类更具史意义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编辑意图只是可供考察的途径之一，而至少与它同样重要，并且更能提供丰富信息的，还有构成“文本”本身的诸种因素（主要是那些由不同作者写成的文章），以及围绕这一，由编者、作者、读者构成的这个文化群落本身。
因此，在我看来，研究一份文学的任务，至少应该包括两个大的方面：其一，社会文化生态考察；其二，史分析。前者就是要将放在一个时代的大的社会文化背景里，通过透视其产生、发展、演变的性因素，分析其内在构成的诸种因素和各个环节，观察其相互间的作用和适应方式，弄清作为一个文化群落的文学在特定时代的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进而对这个时代的文化生态系统本身及其形成、发展规律，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而后者就是要在此基础上，对“文本”通过各种方式体现出来的社会的状况，做进一步的分析，以期描画出某一时代社会史演化的某一侧面的轨迹。后一工作，既可以看作是文化生态考察的一种深度延伸，也可以看作是对它的一种超越和提升，因为人类文化活动，毕竟不同于自然生态，因而，对它的最终意义，最后动力的探究，最后都不得不深入到的领域。而这也正是作为文学文本的，与一般大众传媒所不同的地方之一，同时，也就是文学的研究，与“新闻史家、文化史家或新兴的文化研究者”的研究间可能存在的最重要的区别之一。
然而，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文化生态考察的意义。事实上，一种可靠的史分析，也只有在进行充分的文化生态考察的基础上做出，才更具有认识时代、社会和人生的意义。就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学研究而言，洪子诚先生在《问题与方法》第五讲中有关文学报刊与文学书籍出版问题的论述所提出的(16)，显然就是一个文化生态问题。40年代后期的文学情势，诚如赵园先生说：“1945年至1949年，是一个流动、混融、原有的某些界限变得不确定的时期”(17)，为将这时期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变化更清晰地呈现出来，我们就不能不深入到当时具体的历史之中，去具体地考察历史的每个重要细节。就研究来说，就是要通过对围绕的一些事物的考察和对文本的细读，具体了解包括40年代后期文化中心的迁移、变易，作家和文人集团的离合聚散，文学的创刊停刊，以及由之引起和体现的文学地图的改写，文学的转变，这类属于文化及文学生长态势的问题；考察文本的具体编辑、构成情况，包括它的编辑者、出版方、作者、读者的情况，和内各类文学作品的发表情况及其发展水平；考察内部各因素间的平衡、制约、激发等结构性功能与不同间的“文本间性”关系问题，等等。
只有在这样的工作基础上，我们才能顺利地进入史分析的领域。通过对一些文学文本现象和细节的分析，挖掘属于社会的潜意识层面的东西。前面已说到，文学的研究与一般大众传媒研究的一个重要不同，就在于他们看待“文本”的方式。对一个真正立于文学立场的研究者来说，文学不仅是一个资料库，一个话语空间，也是一个文学文本，一个充满内外张力的语义场。当时编辑所要处理、所已处理的一切，最终都凝定为一种文本形象，而研究者所要做的，就是从这种业已凝定了的文本形象中，尽可能地找出某些活的东西。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东西之一，或许就是它所存在的时代的文化生态状况和它的变迁轨迹。
① 参陈平原：《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为中心》，见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附录。
② 仅从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收藏的博士论文看，全部510余篇（2004年5月检索）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论文中，以报刊为研究对象的，就有18篇之多。这些论文的研究对象，分别是：《新青年》（2篇）、《论语》（1篇）、《晨报副刊》（2篇）、《语丝》《现代评论》（1篇）、《小说月报》（4篇）、《大公报》（1篇）、《现代》（1篇）、《礼拜六》（1篇）、《学衡》（1篇）、《收获》（1篇）、《文艺报》（1篇），此外还有两篇属通论性质。
④ 严家炎：《唐弢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弢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7、598页。同样的意思亦见于严家炎：《悼念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唐弢纪念文集》第228页。此外，如严家炎先生这样的说法，也见于林非、徐逎翔、卓如、郑择魁、许志英等先生的回忆。详见林非《回忆唐弢先生的治学》、徐逎翔《唐弢同志二三事》、卓如《高高的橄榄树》、郑择魁《忆唐弢师》，《唐弢纪念文集》第200、216、225、279页；许志英：《文学所“三老”印象》，《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50年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页。
⑦ 参严家炎：《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答问》、朱金顺《试说新文学研究与朴学之关系》、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均见黄修已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⑧ 由大学中文系、大学中文系、河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鲁迅博物馆五单位于2003年12月下旬共同发起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或将成为这一新的学科方向成立的一种标志。有关情况见“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专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⑨ 参洪子诚：《问题与方法》第五讲“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序二：《东亚的现代化与文学和传媒》（山口守），及收入同书的日本学者所写的文章。
⑩ 关于这转向的意义，及其与五六十年代“外部研究”的不同，洪子诚已有所。见《问题与方法》，第190～192页。
(11) 王晓明：《一份和一个》，王晓明主编《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87页。
(12) 罗岗：《历史中的〈学衡〉》， 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一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362～364页。
(13) 杨义：《从文学插图谈到京派、海派2000年1月26日在日本名古屋大学的学术》，《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页。
(14) 杨义：《京派海派综论结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8～190页。所谓“全型的文学流派”，是指同时具备他所概括的文学流派构成“五个要素”，即风格要素、师友要素、交往行为要素、同人刊物和专栏要素、要素的流派。
(17) 赵园：《研究现状：问题与方法》，赵园、钱理群、洪子诚等《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