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到，之所以成为安禄山南下发动叛乱的起点，是因为它在地理上占据优势。由于远离长安，因此节度使可以不受干扰地培植自己的。另一方面，比关中更靠近唐朝的主要粮产区。虽然它不具备关中那样的防御力量，但是，如果想要攻打洛阳以及江淮，在进军线上可谓是畅通无阻。在数个世纪之后，终于取代关中成为各个王朝建都的所在地，也随之取代了西安，这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兹不赘述。就安禄山叛乱的这段史事来看，上述转变过程并没有完成，因为关中仍旧是关键的战略要地，只是西北作为主要粮产区的地位下降了，在供给上存在困难。不过，安禄山的对于后面的历史发展而言，已经成为一个预兆。
叛乱为何会从发生，就当时的历史形势而言，还有着其他更重要的因素。虽然有关安禄山的传说把他的出生地放在了东北边地，这一点尚未是无误的，但是，这其中也包含了一些真实的成分在内。安禄山来到这个地方完全是偶然的，不过，他把这里当作是自己的根据地却绝非偶然。恰恰相反，有许多迹象表明，是利用了安禄山。从安禄山的身上，我们可以感觉到，东北边地的在面对他们在长安的者时，找到了一个凝聚他们旧日渴望的中心，以及承载他们意志的代表。他们对于安禄山的这种情感，在安禄山死后，便通过对他的教膜拜以及有关他的故事表现出来，而从后者当中，我们也获得了一些被扭曲过的信息片段。
关于与中国其他大部分地区疏远这个观点，是由陈寅恪先生首先提出的，然后谷霁光先生沿袭了这一观点并将其进一步具体化。不过，我不能接受后者所罗列出的全部论据，他的论证总体上而言是有力的，但是有部分结论仅属于他个人的学术观点。
谷先生有一个论断我不敢苟同。他认为，与长安疏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以李唐皇室为首的原本半开化的关陇贵族，与以五姓为首的门第观念深厚的山东士族，他们之间的对抗所造成的。这些山东的世家大族，房峰辉 四中全会确实在唐初由于有意他们的贵族意识，而受到了一些严格的。但是，这种在很大程度上都沦为一纸空文，它也不可能这些大族子弟在舞台上的积极表现。从史料当中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些是通过门荫入仕的，还有一些则像其他士人一样，以科举入仕。而且在叛乱期间，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家族曾站在反唐的一方。无论他们如何作为暴发户的李唐皇室，都不会妨碍他们与新的王朝保持立场一致。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迁居京城，从而与当地的关系进一步疏远。
谷先生也注意到，曾跟随李氏诸王一起发动过反对武则天的叛乱，契丹在696年（元年）至697年（神功元年）入寇时，也是以中复位为口号。这类举动至少有一部分发挥了作用，其表现就是，在面对更为强大的外来也就是698年（圣历元年）突厥入寇时，武则天恢复了中的太子之位，并任命太子为道元帅总兵以讨突厥。据史料记载，在太子为元帅之前，召募兵员的速度非常缓慢，但是到后来就顺利多了。的百姓似乎也没有表现出对于李氏王朝的特别不喜。
谷先生指出，在人民的心目中，他们至少自唐初以来就不情愿接受长安的，这一点似乎没有太大问题。他还认为，随着中央对于这一地区的猜忌，以及因此而来的各种歧视，这种不情愿或者反感的情绪被加剧并且扩大了。
这种主义的情绪可能要追溯到北齐时代。北齐作为一个的，其都城建立在邺（在今临漳县西四十里），因此，在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北齐的中心。这里比起关中的北方要富庶、强大得多，而也正是北魏王朝在未之前的都城所在地。当时的是个经济繁荣、人口众多的农业区，同时也是中国北方的文化中心。而且，它还与东北邻邦高句丽保持着和平与贸易关系。后来，北齐被北周所灭，北周的终结者隋朝又统一了全国，自江淮而来的贸易活动都要经由再进入西北地区。再往后，隋朝就开始攻打高句丽。这场时断时续的战争，耗时长达四分之三个世纪，结果耗资巨大，而且对于中国而言也无利可图，其起因至今仍不清晰。也许是因为长安看到与它的东北邻邦之间关系紧密，感到了一种，这似乎也不无可能。毕竟，如果人民确实很不情愿接受西部的，那么就有可能存在一种，即他们会转而寻求朝鲜的支持与。不过，据我推测，也有可能是因为高句丽与中国之间的敌对状态，严重阻碍了东北地区的贸易流通，从而进一步造成了北部的贸易停滞不前的局面。到唐高时期，唐朝确立了对于高句丽的领主地位，随之而来的却是那里的人口急剧下降，甚至有一段时间，那里几乎不存在什么有利可图的贸易，只有零星的、毫无秩序的贸易活动。可能就是从那时起，中国与朝鲜的贸易主要通过海进行，其线是从现在的山东出发，到达唐朝的友好邻邦新罗。
在隋末大乱的背景下，正是那些的割据与唐朝的对抗时间最长。谷霁光先生强调了这一点，并引用一段史料证明，唐太对于这里的百姓不太喜欢也不够信任。
如果考虑到7世纪唐朝与朝鲜的战争，那么我们应该注意到，相比较其他地区而言，的防御其实是被极其忽略的。谷先生提到了这一点，并且认为，这可以进一步与长安之间的相互猜忌。他认为，由于唐朝害怕把军事力量交到人手中，因此自开国以来就没有在设立折冲府。这个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不过，地区的折冲府也确实从未超出过四十六个，这其中还包括怀州南部的八个折冲府在内，而怀州更倾向于是在东都的管辖范围之内。这种状况与河东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河东道由于是唐朝的龙兴之地，共拥有折冲府163个，在数量上仅次于关中地区。当然，这也符合一般原则，即府兵多集中于近京地区。但是，即使是与北部及西北地区的情况相比，这个地方的防御也无疑是被唐朝忽略的，以至于到7世纪的后二十年间，游牧部落的骑兵有好几次都可以很快地深入这个地带。终于到696年至698年，契丹与突厥前后相继，对这里大举入寇。
696年至698年外族入侵时的情形，也更加有趣地阐明了当时的形势以及它与中央的关系。无论是出于真诚的合作，还是因为害怕而放弃了抵抗，的一些军镇都很乖顺地投降了入寇者。甚至他们当中还有些人积极地配合入寇者的行动。契丹后来撤退，更大的原因是突厥在他们的后方进行，而并非是出于唐军自身的努力。契丹撤退之后，担任唐军大总管的是武则天家族的一位，也就是河内王武懿，他对待那些投降契丹者，手段极为。当洛阳朝廷议及此事时，有人认为是者，但是也有人认为，武懿此举不过是为了自己作为统帅的失职。落到这样的结果，为以后爆发类似于农民叛乱的事件提供了客观。
698年，狄仁杰任道安抚大使。他向朝廷上疏道：臣闻朝廷议者，以为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顺，或因迫胁，或有愿从，或受伪官，或为招慰，或兼外贼，或是土人，迹虽不同，心则无别。诚以山东雄猛，由来重气，一顾之势，至死不回。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渔，因事而起，取其髓脑，曾无心媿。修筑池城，缮造兵甲，州县役使，十倍军机。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肤。事迫情危，不循礼义，愁苦之地，不乐其生。有利则归，且图赊死……今以负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潜窜山泽。赦之则出，不赦则狂，山东群盗，缘兹聚结。……伏愿曲赦诸州，一无所问。
由于狄仁杰采取了比较宽和的政策，地区因契丹入寇而引起的骚乱逐渐平息，从而杜绝了他们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流寇或公开叛乱的可能。不过很显然，这一类的入寇活动，也没能增进东北对于中央的依赖之情，而是刺激了大量的流民产生。例如，史料当中多有记载，7世纪末8世纪初，该地区不断出现流民现象与失序的状况。由于大部分逃离的百姓最终都选择了迁居南方，或者到边地参军，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引发更严重的后果。但是，它一定在当地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一些印记。
除了狄仁杰的上疏之外，其他史料也提到了的雄猛、豪气之风。当然，这里在7世纪所出现的经济衰退状况，也不允许他们变得软弱，而放弃习武之风据说也是京畿武力被的原因之一。到了唐后期，地区出现了半胡化，陈寅恪先生指出，这种现象早在安禄山叛乱之前就已经出现，这个观点应该是正确的。就这一时期为表彰地方官的治绩而树立的那些碑铭来看，差不多都是关于兴建学校、骚乱、抚恤之类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古以来的优秀传统，不过实际情况似乎往往都存在于撰写者的脑海当中。
696年至698年的契丹、突厥入寇，朝廷改变他们在东北防御上的一贯态度。前面已经提到这里建立过团练，随后，便又建立了新的边防军队。然而，一直到718年至720年（开元六年至八年）张说担任幽州刺史时，仍在抱怨，虽然对于兵力的需求依旧很大，但是实际驻屯的规模比起河东地区还是少很多。后来，为了应付契丹的经常性侵掠，地区的军队规模逐渐扩大，到安禄山任节度使时，这里已经不缺乏与游牧部落进行对抗的兵力。
兵力的增加反过来又促进了道的经济发展，这不仅是因为该地区从此不再受外敌的入侵，而且也正是因为有军队的存在。各种物资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这里，供给军粮、军衣以及各类赏赐。还有一些屯田也随之设立，不过由于在转运上比长安更为便利，更容易接收来自江淮的赋税，开始采取水运的方式运送大量租粮，其中一部分是海运，另一部分则由运河运送。其他物资也一样可以通过水运到达，并分配给诸军，而这些财物又反过来促进了边地的经济恢复繁荣。
边境贸易的状况同样得到了改善，因为唐朝已经难以保持对于新罗以及渤海的控制，后者是取代高句丽的新。而唐朝的军队也并没有重新夺回它们丢失的领土，虽然在732年（开元二十年）边境上还有一些小规模的战斗，但是到737年（开元二十五年）之后就长期处于和平状态。这样，商品流通就可以再次通过东北。值得注意的是，当717年（开元五年）唐朝重建营州时，所需物资是先提供给粟特商人，然后再由他们运送到新的营州城。
虽然的条件得到了改善，也受到了长安更多的关注，但是，无疑还记着他们旧日的不满。可能安禄山的军队中有许多士兵，他们的父母都曾因外族入寇或者土地兼并而离开自己的故土。而眼下新生财富的施与者也并非是远在长安的，而是幽州节度使本人。幽州节度使与其他边将不同，他可以越过京城这道分配程序，直接从原产地获得军费供给。当安禄山在站稳脚跟之后，他建立了一个类似的小朝廷，虽然远远比不上玄的那些官员精明强干，但是令人瞩目的是，安禄山治下的士兵与百姓都非常质朴忠诚。这其中的核心问题大概也在于，的心中有着各种不满的情绪，同时也有着模糊的愿望。至于安禄山是依靠什么方式利用自己的职权组建自己的，这个问题在第二章述及叛乱爆发前几年的状况时已经有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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